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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亦鸣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身为明朝官员的孙传庭，相比并不漫长的仕途，完全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在他50年的人生岁月中，大多数时间，他都不过是一介书生。
1593年，出生于山西代县一个军籍家庭的孙传庭，自幼智力超常，聪明绝伦，是那种天生的读书料。13岁的小小年纪，就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童子试。而根据历史典籍记载，孙传庭在26岁前，大小数十次考试中，几乎都是次次头名，妥妥的学霸型书生。
1619年，26岁的孙传庭，顺利考中进士。对任何人，这都当然都是足以自傲的荣誉；但对于他，却可能多少有些遗憾：从来独占榜首的他，他这次只是三甲第41名，排在40名的袁崇焕之后。
两个排位并不靠前的书生，从来握笔捧卷的双手，却最后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巨臂、大明朝扭转干坤的军事希望：一个在东震慑外患，一个在西荡压内忧。——可惜，是无力无能面对历史风浪的平庸崇祯，浪费了的希望！
谁还记得那前面39人呢？——这，也再一次说明，一次考试，单纯的名次，都不能说明一个人真正的能力和未来造化。
完美的传统文人情操
中进士后，孙传庭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读书人路径，进入官场。
他仕途的起点，是当时权力体系的基层：知县。先后在河南永城、商丘主政。期间，关心民生疾苦、办事得力、手腕高明，政声口碑很好。
仅仅5年后，31岁的年纪，就提拔到中央政府，成为吏部验封主事，再升至稽勋郎中。
此时，正是魏忠贤的宦官势力与东林党人激烈政争的时期，内有天灾人祸不断，外有满清外患日浓；大明朝廷上下，却君昏臣劣，党同伐异，你死我活。
有心报国，却四望无门；遵循孔子教训：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目睹政局污浊的孙传庭，毅然辞职回乡，远离朝廷是非。
这一去，就是十年！
从32岁到42岁，在政坛，这无疑人生建功立业最关键的十年，孙传庭就这样果断放弃，重新归位为纯粹的知识分子。
在我们的印象中，满清斯拉夫进一步蛮夷化后，此后已降的官场，更多的，是不知廉耻、没有底线的买官卖官、是不择手段的蝇营狗苟，哪里还能听到，这样道不到不与谋、主动弃官不做的奇闻。
天下有难，舍我其谁
然而，退隐江湖，依然心忧天下。
1630年，陕西起义军攻入了山西；1634年，满清军队竟然绕道大同越过长城，突入塞内，并攻克了孙传庭的家乡代州。“虏乃三入（三次入关），寇则七年（作乱七年）”。内忧外患中，大明已如风中残烛、大厦将倾，
天下大乱，哪里还容得下一张清静的书桌。
许多聪明人，已经一眼望见了帝国的末路黄昏，开始了改朝换代后安身立命的考虑。
对国家混乱与民众苦难忧心忡忡的孙传庭，无奈合上书卷，打破多年退隐的沉默，开始逆流而上。他给崇祯上了一道疏，叫《有敌情必有虚怯之处疏》，主动请缨陕西巡抚。
当时的陕西，天灾人祸，民众了无生路，“贼乱关中”，成为数量达到百万的所谓“贼窝”。这种地方的行政官员，自然是火烧屁股的交椅，不可能安稳，从1626年至1636年间，10年间，陕西巡抚连换7人。
焦头烂额的崇祯，面对陕西这个烂摊子，四顾无人时，正好来了上书献策的孙传廷。
1636年，孙传庭被任命他人避之不及的位置：陕西巡抚。然而，除了一顶乌纱帽，基本的军队和粮草，崇祯一样也给不了。
最后，带着象征性的6万两军饷，书生孙传庭，无中生有，在榆林征募了3000人，命为秦军，开始了力挽狂澜的个人传奇。
动刀利益集团，扭转危局
此时的陕西，多年战乱灾荒后，朝廷加征“辽饷”“剿饷”“练饷”不断，民众的负担，早已不堪忍受，民怨达到顶点，无法生存的百姓，只能加入起义队伍。形成恶性循环。
减轻民众的苦难，必须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
然而，要恢复社会稳定、平息内乱，必须养兵打仗，要粮要钱，怎么办？
孙传廷的做法，是崇祯皇帝自己，到死都不敢采取的作法。
他采取的做法：是挑战潜规则，向既得利益阶层的富户豪门下手。
他发布命令，要求豪强权贵，交出多占的屯田，交齐偷漏的粮款，“地不容失一亩，粮不容遗一粒”，拒不执行，则乱世重典，直接砍头示众。
这其实是并不难想到的办法，但是，却是最考验胆略的办法。面对有权有势的既得利益阶层，是比直接找老百姓收钱，压榨民众，阻力和难度都大得多的选择。后来，他也的确由此祸起入狱。
苟利国家生死以，无私则无畏的孙传庭，依靠清屯，解决了粮款难题，最终养成了一支精锐的秦军。
如果崇祯是一个稍微明智的君主，其实，他已经不难从孙传廷的实践中，得到打破明末僵局的启示，可惜，他不是。
书生练的兵，能行吗、管用吗？
其时，崇祯任洪承畴为三边总督，专剿潼关内的义军；任卢像升为五省总理，专攻潼关外的义军。这两人，都是声名赫赫的将领，洪承畴手中的秦军，卢像升的天雄军，均是明朝的主力部队。但是，他们一直未能彻底挫败“闯王”高迎祥的义军。
地方官孙传庭的任务，仅仅是协助这两个朝廷正规主力军。
谁曾想，一介书生的孙传廷，却表现出杰出的军事天才，作为地方部队的秦军，却完成了精锐主力没有完成的任务。
孙传廷设计，引诱高迎祥深入关中，在著名的黑水峪之战中，激战四天，彻底打败了义军，活捉了高迎祥等主要将领。高迎祥等人被押往北京，凌迟处死。
从未带兵打仗的书生孙传庭，一战成名。
随后，他连续剿灭了几股重要的义军势力。迫使残留的义军，无法立足陕西，被迫转移到河南发展。短期内，他的威名，超过了名将洪承畴。
他以其独有的睿智、多谋、果断，使造反义军多次处境艰险，一次次扭转局面，成为独撑大明的柱梁。
1638年，孙传庭奉命出征，合力洪承畴，打败招降了过天星、混天星、大天王、张献忠、罗汝才等几股义军势力。最主要的李自成部，仅剩十八骑突围而走，几乎全军复灭。
陕西民众，得以从战乱饥荒中，得以安宁喘息。崇祯的西部心头大患，终于平定。
然而，平庸猪头的崇祯，却又下了一步臭棋，他把洪承畴、孙传庭、卢像升，全部从剿寇主战场调走。这，给李自成留下了死灰复燃、东山再起的空间。
更可悲的，是猪头崇祯，根本辨不清是非曲直，在打乱了既得利益的权贵诬告下，是非不分，竟将孙传廷以类似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长达三年。
卸磨杀驴，谁知，磨还没拉完！
这期间，明朝可堪一用的名将孙承宗、卢像升先后去世，洪承畴、祖大寿则“晚节不保”，投降了清军。而这边，因河南大灾，大量饥民走投无路，李自成的力量，如雨后春笋，迅速燎原。
猪队长崇祯，没有得力者去赈灾安置，化解灾难；而是亲手把大明最后的长城，关起来了。
于是，局势迅速恶化。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接着，兵围开封。开封告急。
崇祯环顾四周，无人可用，这才想起了义军的“克星”、身处牢狱之中的孙传庭。于是释放，重用。
而他的面前，已经是糜烂不可收拾的残局。
孙传廷该如何选择呢？昏庸刻薄的崇祯，明明是不值得忠；投靠协助李自成，百姓的命运会更好？他也看不上！推辞退隐，如何忍看天下鼎沸、苍生受难？
我们不难推想，忍辱负重、心忧天下的传统文人孙传庭，这样关头的斟酌与权衡，最终，以舍我其谁的姿态，去承受他相信最利天下的压力。
1643年八月，被委任兵部尚书的孙传庭，在崇祯催逼下，在条件不备、时机不适之时，无奈亲率白广恩、高杰等部10万人，出师潼关。
潼关之战，明知出关迎击李自成，犹如飞蛾扑火、必死无疑。但皇命难违，不得不迎败而行，出关时，孙传庭顿足叹息：“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
最后，潼关战役毫无悬念地失败了。
九月，明军在河南郏县兵败，李自成一日内追杀四百里地，明军四万余人战死。
十月初，李自成攻克潼关，总兵白广恩、陈永福投降李自成。李自成以十万精锐，主攻孙传庭。
面对愚拙的上司、污浊的时代、不堪的危局，山穷水尽的他，又该如何选择：
尽人力顺天明、问心无愧地退隐江湖?或者继洪承畴类之后，去满清寻找自己的舞台？哪一种选择，对他个人来说，似乎都算出路。
原本可以像历史上无数战败的将领一样、或投降或逃命的他。最终，却以一介书生，跃马挥刀，冲入战场，力战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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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选择了一个传统文人，最体面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