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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广州的黑人成为了全国关注的焦点，输入病例已经感染了当地人。根据广州卫健委通报，越秀区检测出5例确诊病例，均为尼日利亚籍黑人。
一时间，各种反对黑人的声音在微博炸开了锅。
此前广州被殴打和咬伤的护士，咬伤她的也是一名尼日利亚籍黑人，这是什么情况，尼日利亚组团进了广州？
为什么黑人都喜欢来广州？他们来了广州都在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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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广州黑人的迁徙运动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
目前广州的黑人有一半都是尼日利亚人，作为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和周边的国家关系却不是很好。尼日利亚的几个邻居，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如几内亚，利比亚，喀麦隆等大多数国家官方语言也都是法语。
但偏偏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又不是法语区，官方语言是英语。而民间的语言结构更复杂，北部说豪萨语、西部说约鲁巴语，东部说伊博语。
用现在的话说，尼日利亚就是“散装”的。但人口多，经济落后，与周边国家关系不合，内部之间还是经常内讧，可以说在当时，留在尼日利亚完全看不到前途。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却成为了他们眼中一座改变命运的金矿。
为什么是广州？黑人选择广州，有一部分是历史原因。
早在唐朝的时候，黑人就已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了，只不过那时候史书记载不叫黑人，称为“昆仑奴”。
由于高大的身材和吃苦耐劳，古代的黑人都会被中东商人买来当奴隶或者当保镖，并带来中国做生意。当时许多黑人、波斯人和欧洲人在广州港口登陆，实际上广州也是古代黑人停留最多的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援助非洲的战略，非洲国家一直都是我们国家的友好联盟，当时广州的大学有很多非洲留学生，他们学成后回国大都成为所在国家的栋梁与管理者，对于中国和广州的亲和性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除了历史原因以外，更多的是经济原因。
1997年经济危机，亚洲四小龙全线垮塌，中国投资商开始转移战场，大量进驻非洲，“世界工厂”的廉价商品进入非洲，让当地的人们嗅到了商机。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黑人大都聚居在香港从事商贸活动。彼时，广交会的成功举办，吸引大批前来从事商贸活动非洲商人。对于他们而言，广州相比香港，生活成本低，竞争压力小，更适合居住和挣钱。
而且，广州交通也非常发达，除了能直飞非洲大陆，还有大量直飞东南亚的航班，还有可以跟越南直接对话的壮族人，可以说是第三世界贸易的绝佳十字路口。
那么，这些人来广州怎么挣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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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忘了，广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沿海贸易港口，黑人在广州，做个小批发，在慢节奏的城市步伐下，随便倒腾一下货物就能淘一把金。
在这样的环境下，黑人们迅速找到了自己在广州的定位和立足点。广州数十万的黑人，来中国大多数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把中国的廉价商品运回老家贩卖。
他们往往会选择倒卖，衣服、鞋子、皮料等轻工业品卖到非洲，甚至能卖到中东（中东有钱但也没有制造业）。
当时的尼日利亚商人，每2个月来1次广州，每次采购25000件衬衫运回国内转卖，单件利润为1.5美元。这意味着，每趟商旅能带来37500美元的收入。通过倒买倒卖廉价的轻工业生活用品，很多人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此时，非洲物质资源依然短缺，部分非洲人看到广州日渐繁荣的贸易，尤其是一些有头脑的“先驱”在广州打了头阵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问来过广州的朋友们那里如何。
先驱们会这样告诉他们：“那里有丰富的资源，更有数亿富有殷实的消费者，那里，是我们黑人朋友的天堂。”
这些先驱在干得顺手了之后，直接在广州开店铺零售，并在广州住下来，顺便给新来的“同胞”们搭桥牵线。
有了诱惑，有了先例，更有着数不尽的机遇，在尼日利亚人的带动下，其他国家的黑人也都怀揣著淘金梦涌入广州，即便需要长途飞行十多个小时，他们风尘仆仆，只为赚钱。
黑人在广州从事商贸，也推动了广州的国际化进程。虽然不是“高大上”的国际化，但“物美价廉”同样也有其存在的市场。
2005年-2007年，对于广州黑人来说，那是最好的时代。许多黑人拿着30天的旅游签证在广州搜罗便宜的货品，一条牛仔裤进货价2美元，运到非洲去卖5美元，很多客户一个订单就是几万条，利润非常可观。
而《南方周末》的记者记录了更为夸张的故事：
集仓储与销售为一体的御龙大厦，摊主们把牛仔裤像咸菜一样堆在过道上，忙乱时，直接从裤堆上踏过。卖场里到处是山寨货：D&G的牛仔裤、Adidas的鞋子、Gucci的挎包。但它们的价格却低得让人咋舌：一条D&G20元，一套Gucci的高跟鞋加坤包100元。
而广州黑人们正在此大量采购，有些甚至直接撕掉了塑料包装袋，为了减轻重量降低运费。而非洲几乎没有这类奢侈品或品牌的工厂，一般人也识别不了山寨和正品的区别，精明的商人们甚至能把这些山寨货卖出正品的价格。
这几年，广州黑人都赚的盆满钵满，他们快乐地数着口袋里的钱，每个人对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然而好景不长，这一波高峰过去后，中非商贸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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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2008年开始，非洲人的广州淘金梦开始破裂。受到黑人贸易商的启发，中国企业也开始前赴后继奔向非洲，在非洲设点、办厂，这其中有几个重要原因：
第一是非洲有特殊的贸易环境。
同样生产出一件衣服，从中国发往欧洲，会收取关税12%-16%，但是世贸组织规定，对最贫穷或最不发达的国家有贸易优惠，其他国家从它们那儿进品货物没有关税，中国的服装厂如果搬迁到非洲国家，就能节省一大笔关税成本。
比如中国一家很知名的服装厂，在国内竞争激烈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利润可言了，眼看要关门了，这时候，这个厂就搬到了非洲，非洲盛产短绒棉，短绒棉十分适合做牛仔裤，有了当地的物产和人工，再加上中国的工厂技术和设备，以及管理经验，很快牛仔裤就源源不断生产出来了，再把牛仔裤卖到欧美国家去（当然本地也会卖），还不收关税，这样竞争优势有了，中国的一些初级制造业的工厂也活下来了。
第二是非洲有世界最便宜的人工。
在非洲，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是60美元，而中国差不多是600美元，如果是东南亚，一个人工也要200-250美元左右，价格还是相当贵的，雇一个中国人，相当于雇十个非洲人，反正也没有让他们做什么高技术含量的工作，为什么不移往非洲投资？
中国企业直接在非洲设厂生产，挤压了这些非洲中间商的空间，零散型的贸易市场渐渐萎缩，许多非洲商人发现在广州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同时，广州也在持续发展，物价也不再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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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三非黑人（没身分、没户口、没证件），广州一直也在重拳处理。
2007年底，《广州日报》发布了一篇6120字的报道《广州黑人部落全记录》，这篇主要力度放在抨击黑人商贩主要经营低劣的纺织品、无所事事的黑人“打工仔”，以及数量巨大的“三非”黑人。
这是广东媒体第一篇深度揭批广州小北黑人区的文章，也是官方借力打压黑人社区的开始。当地执法机关开始每月定期检查小北街道和住所的非洲人签证，检查和逃脱检查的猫鼠游戏动摇了这座城市。
为了抓捕广州市内的“三非”黑人，当时执法机关在2175间宾馆装载了特制的登记软件，以蒐集非洲人信息；划分黑人的可居住范围，集中圈限在居委会的视线范围内，不允许他们居住在乡村或非政府直接管辖的区域，采取“集中居住管理”的策略。整个广州对黑人都是戒严状态。
也就是说，此时广州对黑人的态度已经改变，从“欢迎来到广州”变成了“请随时准备好护照以备查验”。
2009年7月15日，又发生了一起恶劣事件。当天，两名来自尼日利亚纺织品零售商试图逃脱签证检查，其中一名不慎从18米的高楼摔下，后经查实两人签证都已经过期。随即超过百名尼日利亚人在广州街道上示威。
也有很多仍怀抱着发财梦的黑人，选择无证逗留，坚持留在广州继续寻觅商机，虽然低劣纺织品已经没有利润，但二手电子产品依然很有市场，因为非洲很多国家几乎不能生产。
但逐渐收紧的签证政策再次压缩了黑人在广州的生存空间，很多人因为签证政策被困在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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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广州黑人多数是通过4至6周的短期商务签证入境，早期外国人在本国申请的签证是由北京办事处受理，而在广州的非洲人在当地申请续签后，两地的程序和标准不一样，跨地申请失败的概率极高。
2013年，中国通过了“期待已久”的新《出入境管理法》，许多广州黑人希望通过它从无限循环的短期签证中解放，但事实相反，新法律使得签证续签的程序更加复杂，外国人必须回到自己的国家申请续签。在过去，他们还可以在香港或澳门申请续签。
现在一旦签证过期，这些人就必须缴纳罚款。签证逾期后不缴纳罚款的，则会被行政拘留21天，需要缴纳拘留费用以及驱逐费用；如果一直买不起回国的飞机票，拘留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很多人发现签证续签不了，回家的机票还没着落，货品已经在回国的货船上。缴纳罚款滚回家还是非法逗留，他们中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
此后，公安部进行了数次“打击三非”行动，到了2018年，相关部门对广州黑人展开了一次调查，发现90%的黑人已经离开广州，在广州境内的黑人不到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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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大部分到中国的黑人群体，只是来做生意赚钱，并不打算移民中国。那么，黑人问题究竟何在？
黑人反应出来的问题，很大程度还是在社会文化上。
大多数人并不是歧视黑人，而是讨厌黑人怒其不争。不想办法发展自己的国家，更喜欢走捷径，直接享受别国的发展成果。
这些人生活在国外，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加上肤色的差异，难免会带有一点异样的眼光。
生活习惯上也存在巨大差异。在广州，讨论黑人最多的，并不是肤色（虽然有时确实会开玩笑“黑人晚上穿白衣服，只能看到衣服在飘”）而是古龙香水味刺鼻。相当一部分黑人没有自律性，不遵循中国法律，我行我素，不仅成为了社会治安隐患，也会危及当前的疫情防控。
其次，虽然在广州的黑人数量已然减少，但依然存在暴力冲突的隐患，广州护士被咬伤脸部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长远的角度看，此前媒体已经多次报道黑人抛妻弃子，玩人间蒸发的事件。这样的案例不是很多，但积少成多，总是后患。
这些留下来的“黑二代”很难处理，虽然他们样貌和中国人一点不像，但毕竟有一半中国血统，可以名正言顺的成为中国公民，享受中国的教育。
以当今的教育环境，这些“黑二代”在成长中必然会遭到排斥，必然形成自己的团体，再向中国社会渗透，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否则，长此以往，如果再不严加管理，广州数十年后恐将成为将是下一个底特律，将来会有人被钉在耻辱柱上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逃避永远不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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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渔夫小作者 财sir扒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