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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崔永元：“到网上看看 义和团越来越多”
作者： 唐宋民
当时的洋人心里明镜似的，他们知道那些愚蠢的义和团团员们不过是甘愿被满清统治者所利用；而对于满清王朝，只要能换得他们的苟安，洋人们不论怎么处理义和团，满清的统治者都没意见，甚至帮着抓捕义和团成员。估计很多义和团被清兵抓捕时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帮着洋人抓捕我们这些“扶清灭洋”的“爱国者”呢？或者说“大清”的统治者为什么不爱他们自己的国？他们肯定认为大概是慈禧的脑子进水了。
网络上读到崔永元作于4月10日的新文章：《我的思考与不安》。文章除了公开表明其对这个社会上流行的“正能量”一词十分反感，还提到今天在中国的一些非正常而又可怕的现象，比如“到网上看看，义和团越来越多”，且时隔120年，我们有一大群人在这方面似乎没一点改变或叫进步：“那一个庚子年义和团是正能量，这一个庚子年正能量是义和团。”不知是有自认新“义和团”者投诉还是网监感觉不是“正能量”，崔永元这篇文章很快被屏蔽了。然而，在这个时代，信息一旦流出，谁都无法阻止它的传播。
都知道，120年前的义和团只是慈禧所代表的满清统治者利用的工具，利用完了，满清统治者帮助洋人一同收拾这帮愚蠢的人们。历史证明，真正的爱国者是在菜市口被砍头的“戊戌六君子”，他们志在维新变革。义和团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所起到的效果就是给外人一种假象：满清人爱大清国。很多被洋人用枪弹打死或后来被砍头的义和团成员，都想不到在他们闹剧上演十三年后，他们所维护的满清即被推翻，中华民族彻底结束帝制。
当时的洋人心里明镜似的，他们知道那些愚蠢的义和团团员们不过是甘愿被满清统治者所利用；而对于满清王朝，只要能换得他们的苟安，洋人们不论怎么处理义和团，满清的统治者都没意见，甚至帮着抓捕义和团成员。估计很多义和团被清兵抓捕时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帮着洋人抓捕我们这些“扶清灭洋”的“爱国者”呢？或者说“大清”的统治者为什么不爱他们自己的国？他们肯定认为大概是慈禧的脑子进水了。
转眼120年过去，地球绕着太阳又转了120圈，今天当然有所不同。人类已进入网络时代、智能时代。新义和团的愚蠢虽还是一样，但新时代的执政者毕竟英明得多，因此，新义和团也一直难成气候。不管他们表现得多么“爱国”，对已去世几十年的“伟大领袖”多么忠心，执政者对这群人始终放心不下，不许他们坐大，害怕他们又给国家带来更大的灾难；特别是容忍这种现象继续放大下去，整个国家说不定又要回到120年前。
现在留给这个社会的问题是，120年前中国识字率极低，那些义和团成员，十之八九都是文盲，容易迷信容易被人操纵。可120年后，新义和团大军中可以说不仅没有文盲（文盲不可能上网络也不会玩微信），而且很多都是从高等学府出来的，甚至还有高学历的博士（比如那个要求“公安检察部门，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调查方方”的北大哲学博士王诚）。这就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有知识有文化者为什么照样是“义和团思维”？这种思维又是怎样练成的？他们是在爱国还是在害国？尤其我不能承认这些人的行为完全是被别人操纵的，因为说不通。
都知道，孩子的思维方式，开始是在家庭里跟着父母爷奶甚至兄弟姐妹学。后来凡是有幼儿园的地方，家长都把孩子送去幼儿园，要算开始接受启蒙教育，这个时期，孩子们只听幼儿园老师的。再后来，孩子们都去上学，于是又开始跟着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学。老师说应该怎样思维就怎样思维；大多数同学怎样思维就怎样思维。
久而久之，这孩子长大成人，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就用从幼儿园到学校所学的思维方式看待社会看待人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观”已经形成，今后再想改变，很难很难：混得好，不会改变；混得差，同样不会改变。
特别是幼儿园和小学教育非常重要。因为孩子就是一张白纸，你染上什么色就是什么色，很可能终生都会带着“印迹”。比如，文革时，城市里幼儿园孩子表演的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这种孩子慢慢长大，他们的脑海里就记住了美帝不但是“坏东西”，而且还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即使有人告诉他美帝科技有多强大，他们也不会相信，他们一直记着的是只有“美帝怕人民”。
有人会说：你说的那是疯狂年代，现在早已“翻篇”了。是。是翻篇了。但教育内容变了，老师、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没变。就说现在。现在的幼儿园，老师六一前给孩子们排练演出的节目中，“闪闪的红星”仍保留着。参加演出的孩子都穿上小红军装（指用某种颜色的面料做成的童装），戴着小红军帽，手里拿着小红缨枪，唱的是：“······红星是咱工农的星，党的光辉照万代！······跟着毛主席跟着党，闪闪的红星传万代！”这不是娱乐，这是教育，是要孩子们牢牢地“记住”这些，而且是“寓教于乐”，更易深入孩子心。
于是，这些孩子长大后也就仍然相信可以照万代或传万代，根本不想歌词的逻辑性。如果听说或看到有人对这些持怀疑态度，这些长大的孩子肯定会反驳；反驳不过还会骂；如果再受到别人奚落，他们就借助国家力量对奚落、反驳他的人进行报复，甚至举报别人“颠覆国家政权”。我估计，那个北大哲学博士王诚大概就是这样长大的孩子。
再看看西方。西方的教育与我们有根本区别。美国从幼儿就开始搞公民教育。约十年前，一家网站给我寄赠了两本书，主要是对本人对这家网站不断发去文章“支持”表示一种感谢。其中一本是《从理念到程序——我亲历的美国大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真让我这样的土包子开了眼界。
书中文章大都是国家派到美国考察或叫观摩总统大选的地方官员或学者回来后发表的“观后感”。原本想，这些官员或学者在国内这种体制下熏陶久了，即使出去观摩，回来的“观后感”又能写出个什么“好调子”来呢。然而自己错了。书中不少文章不仅都写得有声有色，甚至可以说对像我这种没有走出国门以及国内其他官员简直堪称有启蒙意义。不过，这里还是只讲从书中提到的一件小事看人家社会的公民教育如何从娃娃抓起。
要举的这个事例，出自《我眼中的美国选举与民主——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观察报告》这篇文章，作者系上海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研究员。文章有几大部分，而第三大部分第6节的小标题是《细微之处的公民教育》：作者在剑桥投票站观察选举的过程中，发现门口有八九个大约三四岁的幼儿在东张西望（请注意，只有三四岁大，与中国幼儿园孩子年龄相仿），并没有走入投票站，这引起了作者的好奇。经观察，原来这些小孩子是在幼儿园老师带领下来参观投票站的。只见老师为孩子们轻声地讲解着这是什么地方，大人们在做什么。
这画面令作者很感慨：“看着幼儿们清澈的眼神和似懂非懂的神情，我既非常喜欢这些可爱的孩子，又为美国无处不在的公民教育而感慨万千，这大概就是美国孩子为什么从小就知道选举的原因吧。”接下来就更有意思了。当老师告诉孩子们这些人是从中国来的客人后，小家伙们立即七嘴八舌说开了，而且提到他们中间就有一个叫鲍勃的孩子“也是中国娃娃”，可以想象当时孩子们觉得“这是多么好玩的一件事”。再接下来，当作者一行提出要和孩子们合影时，只见“老师俯下身去轻声地询问孩子们，是否愿意和中国客人一起照张相？”这时，孩子们开心地大叫OK，但也有个孩子轻轻地说了声No，“于是老师就将他挡在自己的身后与我们合影。”
这是一件“小事”吗？算，可也可以说不是。请看作者紧接着写了什么：“所有这一切都在震撼我的心灵，我相信，刚才老师的言行举止必会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印象，尊重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观念就在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之中。”现在仍有不少中国人相信我们某些媒体说美国的民主和人权如何虚伪，可上面这种现象不是做作出来的，也做作不出来。
两相对比，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美国这种社会不会出现“义和团思维”，而没有义和团思维，也就不会出现义和团人群，更不会出现对别国发生灾难幸灾乐祸的现象。据说在我们转发英国报道他们的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感染新冠肺炎并转入ICU消息下面，居然有几十万中国网民点赞，你说这是多可怕的现象：为什么把国民教育成了“这种人”？谁之罪？关键是我们的国家管理者，我们的教育部门到今天还真的不懂“问题所在”吗？我不信。
可如果谁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可就是不肯改，那就只有让这种反智、反人类现象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有权代表中华民族的人们肯改的那一天为止；而深受义和团思维所害的人们也就只好无奈而痛苦地跟着生活下去。
20200412
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