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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局势无法解套的缘由——韩国民族主义的绥靖美梦,独立派与事大派之争

2020年04月29日 14:11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辕固小生

最近朝韩局势又进一步紧张起来,事关领袖身体状况的各种消息层出不穷,大家看着这边的新闻好不热闹。

自从朝鲜战争以后,两国在38线划分国境,发展的程度有目共睹。在北边暗无天日的映照下,南方的光景繁荣可见一斑。在这片作为“冷战活化石”的土地之上,因为制度的不同,使得人民的幸福层次天上地下,若给二者一样的机会,那么现实的选择不言自明,而为什么双方政府的的暧昧交往还能继续,一直要给朝鲜输血讨好的愿望从何而来,历史根源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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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交往由来已久,来自中原王朝的征服从汉唐以来都在继续。起初,采取的手段多为武力控制,但是效果不好,时降时叛,高丽人民不服从管制的尚武精神确实强大。

到了元明清以后,外交代替了战争,中原王朝要求朝鲜政权称臣纳贡,接受教化,但保留其自治的权力。当时的朝鲜国王力排众议,顺其自然,认可了这种方式,作为三朝的藩属国,自如存在。从此,在这里便出现了两种社会倾向和组成派别,一是民族主义的独立派,二是现实主义的事大派。

独立派因为民族自尊心的作祟,极端排外,为完整保存民族主体文明不受侵蚀,强调彻底自立,排斥来自他处的帮助。这种盲目自大的思潮造就的人士狭隘,自以为是,爱唱高调,他们惯于没有原则地骄横与妥协,让一切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从未有过解决之道。

事大派所奉行针对本国国情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是基于强弱力量对比情况之下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特指1392年—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朝称臣纳贡的政策。“事大”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左传》、《孟子》、《韩非子》等中国先秦古籍中,而“事大主义”则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总结出来的概念。“事大”早期运用于中国历史上的割据分裂时期,后引入朝鲜并成为朝鲜王朝对华政策的代名词,如《经国大典》中的礼典专门对“事大”进行详细规定,近代朝鲜开港后主张效忠清王朝的官僚集团被称为“事大党”,“事大”一词亦被广泛应用于朝鲜与中国有关的文书中。在现代的演绎中,事大虽然有封建说法的污名化之嫌,但应用于国家关系的讨论中很切中要害。

朝鲜半岛因为历史上多次受制于异族侵略和国家沦丧,所以民族个性很强烈。在进入现代化国家之后,这种骨子里的自我认同迅速增长,所追求的国家富强还以民族解放为根本目标。对于很多近代以来的东亚民族国家来说,因为文化的惯性和历史的灌输,自视甚高。所以在近现代落后以来,总觉得独立是第一要务,被动交往只是国耻的一环,每当提起,都十分难堪。

对于韩国来说,受被改造后的儒家文化影响甚深,长期以降国雠家恨集于一身,在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之后,还想着朝鲜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希望独立自主地来搞定,不想让外部势力插手。

然而,韩国人民对于朝鲜方面的美好期待还是过于乐观了。在这个极权体系的控制下,生存的意志最迫切,他们理性地周旋于大国之间,并且利用韩国同根同源的民族情结,打出的招牌,骗取对方的信任,收割资源,养肥政权,却在涉及身家性命的根本问题上从不妥协,让各方大跌眼镜,败兴而归。这其中,韩国的独立派就是造成祸患日积月累不断加深的最大因素。

在朝鲜半岛的版图之上,因为其地理位置和环境因素,使得两国对峙的背后都有其他势力在充分博弈,身处当中的一方想凭借自己的能力固执地解决问题,根本不可能。而事大派的倚赖选择是合乎理性的明智道路,在全球化的格局中,各方充分平等,互通有无是应有之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韩国领导人一味追寻全方位独立,是在脆弱民族主义支配下天真的想法。朝鲜的核武器就是在韩国精英阶层中的独立派全心全意与之绥靖苟且当中被讹诈出来的制衡杀器,如今悔之晚矣,只是令独裁者高枕无忧,而周边百姓水深火热。

如今半岛局势千变万化,韩国向北输诚的阳光政策已经彻底破产,想要以拖待变让对方良心发现,翻脸变好的一厢情愿都是过眼烟云,只是进一步加深地区的危机。独立派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破局祕钥如果失去合作,定会一事无成。事大并非耻辱,超越偏执的民族观念,才能使全体人民收获真正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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