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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颠覆现代人常识的瘟疫大劫：天灭大明
转自：明慧网
图1：北京景山公园纪念明朝崇祯帝自缢殉国处，古歪脖树已死，后来移植了新株
文: 古金
颠覆现代人常识的瘟疫大劫：天灭大明（上）
在《<大明劫>中的大疫之劫》一文中，讲述了一个奇怪的、令学术界一直困惑的历史现象：明朝亡于大瘟疫，但是那场瘟疫却不染清军。清军入关后，一路杀到南方，统一了中国，瘟疫也奇怪地消失了，好像这场瘟疫，就是为了毁灭大明王朝而来。
为什么会这样？该文讲过：吴有性（字又可）治瘟有绝招，凭着道家的真言和达原饮，治愈了所到之处的瘟疫。但是游医走的范围很有限，瘟疫的四散传播，速度之快，绝不是游医可以阻止的。但是，全国性的大疫却随着明朝灭亡而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
下面就开始揭开这段历史的谜语。
1.天定历史设谜语，颠覆常识见玄机
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崇祯皇帝在景山上吊的故事，很多人耳熟能详，但是它的背后却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1）顺势速得天下，逆势骤失江山
崇祯十七年元旦[1]（1644年2月8日），李自成在西京（今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满清掌权的多尔衮以顺治帝（虚7岁）的名义致书李自成，提议共取中原。因为大明城防坚固，特别是北京包砖的厚城墙，实在不好打，先主皇太极和多尔衮都曾顿于坚城。对满清瓜分中原的提议，李自成不予理会。
3月10日，李自成亲率骑兵、步兵50万人东征，从禹门渡黄河进入山西[1]。此后大顺军连战连捷，很多地方望风而降。3月下旬占领山西全境之后，兵取河北真定（正定）、保定[2]。4月23日，兵抵北京外城（西直门外）[1]。当天，明军三大营守军溃败投降[3]，夜间，太监开外城彰义门投降[4]。25日，内城陷落，崇祯帝没逃出去，自缢于景山。
东征定天下之顺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特别是满清的多尔衮。而后就是人们熟知的大顺军在北京拷打官员追赃助饷[5]，义军将士骄奢淫掠[6,7]，逼反了准备归顺的山海关守将吴三桂。李自成东征山海关，吴三桂请满清入关，大顺军被清军击溃，一路败逃。李自成覆灭大明之后仅仅39天，江山再次易主。
（2）顺势有玄机，瘟疫出奇迹
李自成的义军，前期打仗并不顺利，三度全军覆没，三次顽强复起，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才开始时来运转。1642年称雄于河南，1643年在潼关歼灭了明朝主力孙传庭的大军，1644年东征横扫晋冀，轻取北京。
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顺利？对照另一组史料就能看出：瘟疫使然。
1641年，大明瘟疫复起，开始了最大的一次流行，泛滥的地区相当于现在的京津冀[8]、江浙沪[9]、鲁豫皖等地[10]。有些地方“十户九死”，“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一直盛行到1644年。这在电影《大明劫》里有所展现，要不是神医吴又可，孙传庭的军队就完全没有战斗力了。
但是吴又可并没有去北京，而京城疫情最重。当时北京萧条肃杀，街头巷尾连玩耍的孩童都没有了。到1644年4月，李自成围攻北京时，北京被瘟疫扫荡得基本没有抵抗能力了。
把军事和疫情的两方真相拼合在一起，惊人的奇迹就出现了——
（3）义灭大明，疫情骤停？
李自成的义军进京，隔离病人了没有？没有！
他们戴口罩蒙面了没有？没有！
他们被告知要勤洗手了没有？没有！
他们和京城人保持社交距离了没有？没有！
他们封闭京城街坊、让百姓禁足了没有？没有！
他们责令百业俱息，让社会停摆了没有？没有！
那次大瘟疫可是鼠疫[11]，从症状上看，是兼具肺鼠疫、腺鼠疫之厉的“混合鼠疫”，其传染力、危险等级比当今的新冠瘟疫还高！《崇祯实录》记载：“十六年（1643年）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10]”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约为40%甚至更多。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夏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挨家挨户传染，常常是全家死绝无人收尸。”
《明季北略》记载：“大明兵科给事中曹良直家里来了客人，与客人对坐饮茶，刚端起茶杯弯下身子请客人喝茶，还没起身，就死在当场。兵部梁希莱拜客后急忙回家，进屋就死了。武将钱晋明，同客交谈，话没说完即死，一会儿，夫人婢仆连死15人。”
“又有两个人骑马，一前一后，边走边聊。后面的人问了一句话，前面的人却不再答话了，走近看时，才发现前面的人已经死了，尸体仍端坐在马上，手里扬起的马鞭还兀自垂着。”
“更有一富户，全家感染鼠疫，满门死绝。有两个小偷趁机进来偷东西，一个小偷入室打包财物，一个趴在屋檐上，俯身朝下接取包裹。两个人分工合作，屋檐上已然堆满了，屋檐下还有许多堆积。檐下的小偷又托起一个包裹，屋檐上的小偷正把接住的包裹向上提拽，两人突然都死了，手里各拿着的包裹也没有落地。”[12]
李自成大军开到北京之时，京军三大营的军队因为鼠疫死亡过多，北京内外城墙15.4万个垛口只能由5万兵据守。这些大疫之下侥幸存活下来的士兵们，“衣装狼狈，等于乞儿”，失去了抵抗能力。
鼠疫是病菌致病，不只是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才传染。上面的历史事实和当今的科学理论都证实：鼠疫人传人，没有跳蚤作为媒介传染的更快、更惨烈，呼吸、接触就传播病菌。那么，为什么在混合鼠疫大流行的北京城里，李自成的义军不但没有被烈性鼠疫感染，31天后（远远超过了腺鼠疫的潜伏期2～8天、肺鼠疫的潜伏期3～5天）还在山海关和吴三桂的军队激战？！
铁的事实让我们理性面对一个深层真相：瘟疫当时就是不染李自成的义军；那些说李自成军队因为染疫才迅速败于清兵的“假说”是没有根据的猜测。要知道，史料记载的是：当时李自成的军队顽强奋战，战斗力极强，在山海关大战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如果不是风向（一种小天象）突变，满清大军趁机出击，关宁铁骑眼看就要被李自成全歼了。当时，吴三桂的一些军队拼死也抵挡不住，有的已经开始投降了。
清朝的史料说：李自成的溃兵跑到哪里，就把瘟疫带到哪里[13]，这也是猜想外加栽赃。是清军追击到哪里，就发现哪里有疫情残留。其实瘟疫早已在那些地方流行了，不是溃兵带去的——假如真是溃兵带去的，清军和李自成在山海关大战时，随着将士的呼呼喘息，大疫就把清军放倒了。
正因为人们不理解，所以电影《大明劫》里才虚构了李自成义军也染疫的情节。现在看来，那是不合历史真相的。但这也太匪夷所思了——义军也是明朝的子民，为什么他们造反之后，瘟疫就远离了他们呢？
也许有人会说：是不是形成了群体免疫了？义军都是由有免疫力的人组成的？
2.科学对比，再现玄机
（1）惨烈的鼠疫，人类无法“群体免疫”
现代科学对鼠疫有三条“科学结论”：
结论一：“而今如果没有及时有效的医治，腺鼠疫的死亡率约为75%，肺鼠疫的死亡率为100%。”在人类发现抗生素之前，没有特效药，人类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死亡率。
结论二：“人体对鼠疫杆菌没有天然免疫力，都易感。“也就是说所有人都会被感染。”
结论三：“患过鼠疫的病愈者可获得持久性免疫力，很少再次感染。”
明末大瘟疫的症状表明：那时是肺鼠疫、腺鼠疫的混合鼠疫，典型的通过呼吸道传染，没有人有抵抗力，感染后很少人能活下来。疫情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起于山西，而后泛滥全国，疫情间断发作，此起彼伏、扫荡回旋；表面人类没有形成“群体免疫”，每一次幸存下来的人也没有抵抗力，抵挡不住疫情的复发。
（2）李自成的义军，颠覆了无神论
但是历史事实告诉世人：李自成的义军横扫疫区的明军，又轻取疫情最重的北京城，还保持了强大战斗力东征山海关——在烈性鼠疫发作的中国内地，他们甚至对肺鼠疫都产生了免疫力，唯一的解释就是天意所为。
上述史实再次告诉人类，瘟疫真有眼睛，定向感染人，定向取命。无神论在瘟疫面前可谓全面瓦解。
3.马防跳蚤防鼠疫，一叶障目盖玄机
为了解释清军不染瘟疫的奇怪现象，有学者提出了“战马防疫说”，说清军主要是骑兵，战马身上的气味能驱赶跳蚤，所以清军不得鼠疫。然而，这只是为了解释而造的解释，不能成立。
清军也有步兵，为什么步兵不染疫？明军也有骑兵，为什么在瘟疫打击下战斗力大减？李自成东征的50万大顺军，主要也是步兵，为什么不染疫呢？
何况前面刚讲，鼠疫的传播，不只依靠老鼠身上的跳蚤；见面说话（飞沫传染）、接触伤口、物品、货物、财物等等，病菌照样人传人。而且，从上文史料的记载疫情惨状来看，当时的瘟疫，不是在传播传染病，而是在传染死亡，完全不需要跳蚤叮咬的时间，甚至不需要潜伏期。
清军一路杀过去，杀人、抢劫、屠城，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他们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烈性传染的鼠疫却不染清军呢？
因为大明王朝的一件天大的罪恶，更伤天害理。揭开这段历史的真容，也就揭开了当今世界性的瘟疫大劫的答案……（未完，继续往下看下篇）
参考文献
[1]计六奇（明末清初），《明季北略·卷二十》。
[2]《明实录·崇祯实录·卷十七》。
[3]汪楫（明末清初），《崇祯长编·卷二》。
[4]张廷玉（清），《明史·本纪·卷二十三》。
[5]谈迁（明末清初）,《枣林杂俎》。
[6]彭孙贻（明末清初），《平寇志》。
[7]毛奇龄（清），《后鉴录》。
[8]《明史·本纪·卷二十四》：“（崇祯）十四年（1641年）秋七月，京师大疫。”
[9]吴有性（明末清初）,《瘟疫论·原序》就着重指出：“崇祯辛已（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
[10]《明实录·崇祯实录·卷十四》：“（1641年，崇祯十四年四月）开封大疫”；“（崇祯十四年七月）北京疫甚，死亡昼夜相继，阖城惊悼”；“自（1643年，崇祯十六年春二月）迄今（七月），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
[11]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2]《明季北略·卷十九》。
[13]河北省怀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怀来县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出版，2001年8月版。
颠覆现代人常识的瘟疫大劫：天灭大明（下）
上篇讲到，很多学者以史料为依据，指出大明王朝亡于烈性鼠疫，可是，奇怪的是鼠疫不染清军。《<大明劫>中的大疫之劫》一文，讲过当时神医吴又可。他以道家真言和达原饮治愈了一方百姓，但是，吴又可的活动范围有限，不可能治平全国的疫情，为什么随着清军统一天下，全国的烈性鼠疫会销声匿迹？
中世纪黑死病鼠疫肆虐欧洲几十年后神奇消失，这已经让科学十分困惑了。而对明清史料的挖掘表明：当时的烈性鼠疫不感染李自成的50万义军；随着李自成攻入北京，京城盛行的鼠疫嘎然而止，完全颠覆现代人的科学认知。但是，令科学难以解释的事实还不止于此。
4.关宁铁骑，也不染疫！？
（1）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为何也不染鼠疫？
通过上篇的讲述，细心的读者会想到：吴三桂镇守山海关的关宁铁骑，能和李自成的20万大军死战，说明他们也没有感染鼠疫吧？
确实是这样。1644年5月26日，李自成大军到山海关，大战吴三桂的5万关宁铁骑（含步兵，真正关宁铁骑精兵骨干不足2万），一直打到28日晨，吴军才支撑不住了。此时风向大变，天象不利大顺军，满清骤然出击。在清兵出手前，关宁铁骑以少敌多，能抵挡大顺军强攻两昼夜，足见其强悍的战斗力——这绝不是一只染过烈性鼠疫的军队！
明末的烈性鼠疫流行12年，后期京师疫情最重，全国没有封城禁足，各地往来一直不断，吴三桂镇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山海关一带，军事补给都来自京城，他的家人也都在京城，鼠疫怎么可能传不过去呢？
可事实上，关宁铁骑就是不染鼠疫。后来吴三桂率领这支劲旅追击大顺、剿灭南明，过河北，平山东，回锦州，入汉中，剿西北，定云贵，出缅甸，回云南[1]，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一直保持着强悍的战斗力，穿行了无数鼠疫疫区，烈性鼠疫屡屡从关宁铁骑身边擦身而过，就是不理他们——前文我们已经详细辨析过：“马防跳蚤防鼠疫”的假说，与事实和逻辑都不合，是一叶障目。那么，在大明王朝被鼠疫肆虐，军队战斗力锐减的情况下，唯独关宁铁骑例外，他们特殊在哪里呢？
（2）袁崇焕的劲旅，反迫害的特例
关宁铁骑，是袁崇焕一手建立起来的明末最强部队。天启六年宁远大捷，袁崇焕一万多人守孤城，火炮击退了努尔哈赤13万多人四天的强攻，扭转了明朝百战百败的颓势。
天启七年的宁锦大捷，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六万大军24天的来回攻击，不但宁远、锦州两城的火炮发威，野战也和八旗劲旅打成平手。
崇祯二年的京师保卫战，袁崇焕带领关宁铁骑8000多人，在广渠门外，把满清悍将莽古尔泰、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豪格和蒙古亲王率领的四万多精锐骑兵彻底击溃，斩杀数千人[2]。
这场胜利几乎困惑了所有学者——文人袁崇焕，怎么可能训练出天下第一强悍的骑兵？在满清八旗最擅长的骑兵野战中，打垮了五倍于自己的敌人？他的随军文书记述：袁崇焕亲自上阵，差点被砍死，两肋中箭如同刺猬，幸亏身穿重甲，才没射透[3]……太命大了，以至于太多人认为史料记录可能有夸张，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含糊带过。
袁崇焕被大明朝廷迫害死，他的三万关宁铁骑一分为三，其中一支落到了吴三桂手中。影视中喊出的“关宁铁骑，天下无敌”的口号，并非吴三桂吹嘘壮胆。这支劲旅扩编后，随着吴三桂横扫大半个中国，歼灭了大顺军、大西军、南明军队，后来又反清，对清军也是屡战屡胜，以致康熙帝下令禁止满洲军主动与关宁军野战，最后以火炮歼灭了这支无敌铁军[4]。
不是因为最能打仗，才免于瘟疫的天罚，人类对鼠疫没有自然免疫力——关宁铁骑与其它明军唯一的不同，在于它是袁崇焕建立起来的。在袁崇焕被迫害后，祖大寿领着这支部队撤出，回山海关宁远，明为自保，实则抗皇命，为袁帅鸣冤。崇祯吓坏了，赶紧让袁崇焕写亲笔信召回祖大寿。祖大寿又率军返回京畿，五天收复四城，为救袁崇焕立下大功。尽管没有救成，但是为反迫害尽了全力——为什么这样，能免于天罚呢？
5.明朝瘟疫多，冤狱见因果
（1）从表面找原因，科学成了“倾向说”、“目的论”
现代科学总是从表面找原因，认为瘟疫由天灾、卫生条件差引起——这种解释也是猜测，不合史实。现代学术界发现：古代的灾年、平年交替循环，在不同地区也有轮替。也就是说：天灾人祸历代都有，但都没有象明朝那样，动不动就酿成一场局部瘟疫。所以上述解释并不科学。
对科学无法解释的原因，硬是“抓其一点、不计其余”地做出“科学”解释，目的性很强，倾向性也很强，这样的“倾向说”、“目的论”本身就是偏颇、不科学的，在基点上就不能成立。
（2）明朝的两大历史特色
明朝的历史有两大特色：一是瘟疫多，特别是后期。有人统计：明朝统治277年间，至少有168年发生过瘟疫，不同地区各类瘟疫达330次以上。二是冤狱多，明朝特务机构最发达，太监掌控的东厂、西厂，还有锦衣卫、镇抚司，以监控、迫害朝臣为业，恐怖治国，大兴冤狱，酷刑残害为历史之最。发明了完全凌驾于法律之外的“庭杖”（无需有罪，皇帝一句话就棒打大臣，甚至打残打死）、“诏狱”（含东西厂狱、锦衣卫大狱、镇抚司狱等），设定凌迟（千刀万剐）的级别，定下几千刀，如果在这几千刀剐肉之前，罪人先死了，行刑者要被重罚……
（3）两大特色，暗存因果
其实明朝上述两大特色是有因果关系的，冤狱是瘟疫等天灾的根源之一。过去遇到灾难、麻烦、疾病或者亲人疾病，皇帝常常大赦天下，朝臣劝谏帝王处理冤狱以化解灾难的事，史不绝书，为什么会这样？科学认为这不可能——前文的事实已经把科学的认知打破了，所以，只能用超科学的理来解释。
李淳风的天象著作《乙巳占》里多次出现：“以赦解之（天难）”，大赦直接解的是冤狱，怎么会解开天难呢？因为有些天难，根源是上天对人间大行冤狱的惩罚，所以“以赦解冤狱”，解决了问题的根源，自然就解开了相应的天难。《乙巳占》不直接说原因，稍微拐了个弯，因为直接泄漏天机要遭天谴的。
一种学说如果不准确，一定会被历史淘汰。算卦就是这样：算得准，因为水平高（极小概率的事件，不可能是碰运气碰来的）；算不准，因为水平不够或者是骗子。不能因为算不准，就说算卦都是假的。大臣劝谏帝王平反冤狱、大赦解决灾异，如果都无效，同样会被历史淘汰。比如古代的求雨，之所以流传下来，是因为有奇验的时候，如宋太祖请出善无畏不朽的肉身祈求晴天[5]，郑侠请宋神宗废止王安石新法——以天降大雨解旱情[6]，明朝王阳明祷文[7]祈雨[8]，等等。当然，不会所有情况都可以“以赦解”，《乙巳占》也是说在个别天象下，可以“以赦解之”。
（4）朝廷犯罪，百姓连累
可能很多人会问：如果冤狱是明朝瘟疫的根源，为什么那些冤狱的制造者、东厂、西厂、昏君不遭报应，而是老百姓首先遭劫呢？
这个问题，《瘟疫的眼睛》一文已经深入辨析过了。这是给人间留的迷，也符合天理：百姓的顺从、认同、拱卫，是昏君和乱臣强大、为所欲为的基石，所以这些百姓要遭劫，百姓先受点罪有缓冲余地，有机会醒悟得救，最坏的最后入劫，没有机会——崇祯帝和他的后妃儿女何尝不是这样？
如此说来，明末那场最大瘟疫，必然对应最大的冤狱——谁？
6.三方神迹有根源，归一直指袁崇焕
（1）迫害罪弥天，活剐袁崇焕
很多人会知道，明末最大的冤狱，就是保卫大明的第一功臣、忠臣袁崇焕，无辜被崇祯帝下狱、炮制罪名、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磔。袁崇焕不但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实际剐了3500多刀），刽子手还把剐下来的肉当场出售。史料记载：面对惨烈的酷刑，被朝廷谎言欺骗的百姓们，不但大骂袁崇焕这个卖国贼，还抢购其肉，袁崇焕被折磨三日才死，百姓又争先哄抢内脏，剁碎解恨……[9]，场面之惨，亘古绝今。
图2：北京东城区花市斜街广渠门内袁崇焕墓。
《明史》记载：“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发现家无余财，将其亲属流放三千里。天下人认为太冤了。[10]”注意，事实上可不是“天下人”都认为袁崇焕冤枉，而是当时大部分“天下人”听信了朝廷的官宣，误认为袁崇焕是卖国贼、死有余辜，所以京城百姓才有那么激烈的恨袁反应，才有一些民间史书的作者把袁崇焕比作秦桧……
是否知道其中的真相，就成了大明王朝的“分命岭”——是在迫害中受谎言蒙蔽推波助澜，还是明白冤情，命运截然不同，逃不过瘟神的眼睛。
“大道至简至易”，《道德经》阐述了这样的天理。满清大军、李自成的义军、吴三桂的明朝关宁铁骑都不染疫，这三方神迹，和天灭大明的根源，都归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袁崇焕。烈性鼠疫是降下的天谴，因为大明王朝忤逆天理至极，听信官方谎言、不明真相，或者和逆天的朝廷站在一起的人，都和大明一样，在劫难逃。
（2）冤狱杀常见，大疫却罕现？
可能有人会反诘了：“历史上的大冤狱、大冤杀太多了，按你这种说法，每次都应该招来大疫，怎么没有呢？西汉初年冤杀韩信，南宋初年冤杀岳飞，都是大冤，怎么西汉、南宋都延续了很久，没有被瘟疫灭国呢？难道普通的杀，和千刀万剐，差别这么大么？”
历史的真机，不是表面能理解的，深入一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韩信、岳飞被冤杀，全天下的百姓、官员都知道他们冤，都知道真相，所以百姓不分担罪业、不遭劫，不会有瘟疫洗劫整个王朝的子民。而冤杀袁崇焕，相当比例的官员，大多数的百姓，都听信了朝廷的谎言、拥护迫害；而明白真相、当时为袁崇焕发声者，屈指可数。
大家都认同着迫害，这在传统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中叫做“共业”，共同造下的罪业，所以会有共同的天罚形式，报应所有的逆天理者。疫灭大明，根源于此。
皇上钦定、群臣呼应，政府鼓吹，百姓热追，到了争抢食肉的程度。逆天的谎言和迫害招来瘟疫天谴，大明王朝就此毁灭，还裹挟走了上千万百姓殉葬，只为逆天的君王。
明白了这段历史因果，也就明白了当今瘟疫频发的根源，非典瘟疫SARS、新冠疫情SARS-2、未来大疫SARS-3……日月循环，历史重演，人类面对大劫天谴，当时的科技从来都是无助空盼，真正的救赎，且看历史水到渠成的铺垫。（全文结束）
参考文献
[1]《清史稿·吴三桂传》
[2]《清太宗实录》
[3]周文郁（明），《辽师入卫纪事》（又称《辽西入卫纪事》）：“时贼矢雨骤，公与余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
[4]《清圣祖实录》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
[6]《宋史·郑侠传》
[7]王阳明（明），《祈雨辞》
[8]刘长景，陈良栋(清)，王骥（清），《会昌县志》清同治11年（1872年）版。
[9]张岱（明末清初），《石匮书》。
[10]《明史·袁崇焕传》:“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