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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因果报应的速度 ——品读《群书治要》
文：章阁
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发展规律，有甚么样的原因，就会有甚么样的结果。也就是民间常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不同果报。提起因果报应，有人会说那是佛教的概念。其实，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前，中国的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里，比如《周易》、《左传》就已经出现了因果报应的思想。中华文明【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流传五千多年，其重要的核心就是传递因果，人们在因果报应的影响下，重德行善、趋吉避凶、荫福子孙。因果思想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中重要的一部份，长期、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着古代中国的精神世界，上至圣人先哲、下至凡夫走卒。
今天看来，因果报应思想，在很多人视为迷信、视为宗教术语时，这一思想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文化中，和众多的“盛世”一脉相承，交相辉映，缔造了不朽和灿烂。现在想来，这也是以文化软实力成就各行各业经济富庶的奇蹟之一。
魏徵在《群书治要序》中讲到：“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中国古代史官记录历史、事件和言论，都是为了彰显美德，杜绝违逆，劝人为善，惩罚罪恶。看看中国庞大的一部历史，就是由因果思想交织而成，小到个人仕途、家族兴衰；大到王朝更迭，世事变迁，无一不是因果相报所致。在魏徵等人编撰的《群书治要》中，同样也节录了大量关于善恶、因果的史实和言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史书中留下了因果铁律的见证。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七年，太宗谓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朕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往行，冀其以为规范。’因命征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唐太宗对侍中魏徵说，自古以来，君王能够自我保全的很少，这都是由于他们从小生长在富贵的环境中，骄奢淫逸，贪享福贵，不了解亲近君子、疏远小人的道理。唐太宗想让所有的皇室子女都能了解古人的言行，以此作为他们的行为规范。于是命令魏徵辑录古代帝王子弟成功与失败的故事，编成《自古诸侯王善恶录》，赠送给各个王子。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到：“凡为藩为翰，有国有家者，其兴也必由于积善，其亡也皆在于积恶。故知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然则祸福无门，吉凶由己，惟人所召，岂徒言哉！”意思是：凡诸侯君王有国有家者，他们的兴盛是从不断做善事开始，他们的衰亡也是因不断的作恶所致。所以可知，不行善不足以成就一个人的声名，不作恶也不至于让自己毁灭。诚然祸与福是没有定数的，一个人吉凶的关键在于自己，是自己的善恶行为造成的，这岂是空话？此书编成后，唐太宗非常嘉赞，对诸位王子说：“此宜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可见唐太宗对善恶因果的教育非常重视。
在《群书治要》中，记载了大量的有关善恶、祸福、因果的言论，记载翔实、引人思索。《群书治要．尚书》中讲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意思是：顺从正道则吉利，跟随忤逆则凶险，其效应就像影子和实体、回声与音源一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上天对行善者，会赐予各种吉祥；对作恶者会降下给各种灾祸。
在《群书治要．汉书》中节录了于公的故事，说明善有善报的思想。于定国是东海郡人他的父亲于公是东海郡判决案件的官员，判决案件很公平。凡受到法律制裁的人，对于公所判决的案子都无任何怨言。郡里为了表彰于公建立了一个祠堂，名曰“于公祠”。于定国少年时跟随其父学习律法，后来官至廷尉（相当于现在的副国级或省部级）。他判处疑案持法公平，务求做到哀怜鳏寡之人，罪证有疑点时就从轻处理，格外保持详察谨慎的心态。当时朝廷上下都称赞他：“张释之做廷尉，天下没有人受冤；于定国做廷尉，百姓也自认为不受冤枉。”于定国被迁升为御史大夫，后官至丞相。
当时，于定国的父亲所住的巷子门坏了，同乡的百姓要为他修整，于公对邻里说：“稍微把巷子的门修得高一些，以便能让四匹马拉的高盖车通过。”于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他办案心中无愧，心小谨慎，不冤假错判。因此当时修门时，他就断定后世子孙一定会兴旺发达。事实发展果真如此，他的儿子于定国做到丞相，儿子于永为御史大夫，几代人都封侯传世，于家大富大贵声名显赫，都是源于祖上积累的福德所致。
《左传》记载，鲁宣公四年，若敖氏与楚国王室发生了重大的冲突，若敖氏族人叛乱。因此楚庄王消灭了若敖氏。斗子文的孙子克黄官拜箴尹，出使齐国，返回时途经宋国，听到了国内动乱的消息。传递消息的人说：“不可以再回到楚国了。”箴尹说：“废弃君主的命令，有哪个人会接受我呢？君主就等于是上天，难道可以逃避天吗？”于是克黄就回到楚国复命，并且把自己绑起来，到刑官那里去投案。楚庄王想起以前斗子文治理楚国的功勳，于是就对群臣说：“子文如果没有留下后代，我们用甚么来劝人为善？”于是让克黄仍旧担任原来的官职。楚庄王消灭若敖氏，而克黄作为若敖氏的族人，没有被诛杀，而且还担任官职，原因就在于克黄的祖父斗子文在楚国做令尹时（令尹，是春秋时的最高官员，相当于国家总理），由于他一心为公，积功累德，这些福德能在重大的灾祸中庇护、荫福子孙不受牵连。
斗子文做楚国令尹时，上任之初就以自家的财产来资助楚国，后世称之为“毁家纾难”。在担任令尹的二十馀年，曾两次去职，也从不报怨。由于他体恤百姓，常常用家财自助楚国，在他去职后，家里都没有留下积蓄。后来成王要增加子文的俸禄时，子文一定要逃避，直到成王停止给他增禄，他才返回朝廷任职。有人对子文说：“人活着就是求个富贵，但你却逃避，为甚么？”他说：“当政的人是为了庇护百姓，百姓的财物空了，我却得到了富贵，这是奴役百姓来增加我自己的财富，那我离死亡也就不远了。我是在逃避死亡，不是在逃避富贵。”所以到楚庄王时，灭了庞大的若敖氏家族，但只有斗子文的后代幸存下来，官居原职，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于公和斗子文的故事，也可以说是善有善报的最好例证。因此，宋朝的司马光讲过一段话，他说：“遗金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遗书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当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古今父母都爱护自己的子女，比较古今爱护的方式，古代的积德荫福，不仅能更好的庇护后代，也不会致使家道过早的衰败。因缘果报的思想能传递几千年，并在实践中切实彰显，可见善恶之报并非空谈，而是古代先贤对于人道天道的领悟，留给子孙真正避祸趋吉，保守富贵的人生至宝。类似于公、子文的例子，在古代书籍上还可以找出很多。史书之所以大量记载，广而告之，并非把因果当作迷信的东西来传递，而是确实出于为了福祉后世子孙，告诉人们富贵的来源。现代人向往主流社会的富贵，古人何嚐不是如此？
当然有善报，也有恶报的。在史书中的记载中也是屡见不鲜，历史上的昏君、奸臣、执法苛严的酷吏，没有一个能得到善终的。这既可从《群书治要》中节录的昏君、奸臣恶报的命运上可以看到，也可以从《二十四史》的大量史料上得到明鉴。
《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中说：“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禄。夫岂无僻王，赖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赖其先人以免祸耳〕”。意思是：夏、商、周三代的圣王，都是国祚延续了数百年，享受着上天赐予的福分！在他们统治的数百年里，难道就没有出过败德的庸君吗？只不过这些庸君靠着先祖留下的阴德，避免了灾祸而已。当先祖的阴德耗尽一空后，无德昏君就难逃灭国的劫难。
夏桀、纣王、胡亥等无德昏君，要么被人讨伐，丧家亡国亡命，要么被奸臣彼此相害；同样，奸臣虽能一时得宠，却难逃被诛的恶报，像李斯、赵高等人，就是最好的说明。古人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可见因果报应的铁律，恶人面临的恶报真的是难逃落网。
《史记》记载，白起伏剑自刎时曾说：“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又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于是自杀。白起作为秦国的将领，虽然为秦统一全国立下了大功，但是，由于杀戮太多，自己最后也被迫自杀，可见，因果报应的昭彰不随人的意愿，也不随人一时所谓的军功。
《左传》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僖公三十年，卫成公派人贿赂周歂、冶廑，说：“如果能接纳我当国君，我就让你们做卫国的卿。”因此周、冶二人杀了大夫元咺、国君子适和子仪。卫成公回国后，在太庙祭祀先君，周、冶二人已经穿好卿的礼服，准备接受任命，周歂先进太庙，刚走到门口，突然发病，暴毙身亡。冶廑恐慌，借口中寒半途而返，卫成公还朝后，冶廑辞爵的表章就已经到了。卫成公得知周歂死得蹊跷，也不勉强冶廑。辞爵还没一个月，冶廑也病亡。周、冶二人为了贪图卿位，干下杀人的不义之事，还没享一天富贵，就丢了性命，还留下千古的骂名，遗臭千年。
《群书治要．周易》说：“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一个人德行浅薄而地位高贵，智慧低下而图谋大事，力量微弱而身负重任，这样的人没有不遭受祸害的。像周歂、冶廑两个人贪图官位而行不义之事，结果灾祸即刻就到，足见因果报应的速度。
参看大量的史料，不难发现，因果报应的思想贯穿中土，衔接朝代更迭，风起云涌的一幕幕大戏，看上去都是如此的自然顺理成章。兴于盛德，败于无道，善恶果报牵动着庞大繁浩的历史走过了数千年，看上去像是一个简单的人文思想，而展现的事实，又是一股庞大的力量，让世间的任何人、任何事，难以阻挡，也无法阻挡，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变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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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