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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藏传佛教中什么不够“中国化”而让中共恐惧欲除
作者： 李江琳
2020年8月28-29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第七次西藏工作会议。习近平亲自到会并发表讲话。中共中央在1980年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带有反思纠偏的性质，目的是让党内涉藏工作统一认识，看到前三十年治藏的问题。1984年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整整谈了一个月，胡耀邦在会上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我所见过的几位汉藏老干部都说，这些讲话是中共民族政策的最高水准。但是，从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和李鹏的讲话开始，中共西藏政策再次转回头。习近平出席了2015年第六次西藏工作会议并讲话。可见，中共历次西藏工作会议都是最高长官出席并讲话，这实际上是对以后的西藏政策定调。
在最近的第七次西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十个“必须”，被称为“十大治藏策”。其中有一条是“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这个提法有点特别，言下之意是藏传佛教还不够“中国化”。是哪些地方还不够中国化呢？他没明说。但是这在逻辑上和中共一向坚持的“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是矛盾的。如果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已经有千年历史的藏传佛教就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早就中国化了，一千年的时间还不够中国化吗？既然治藏策包含“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说明藏传佛教还没有中国化，还不算是中国的。那么，藏传佛教中是什么东西不够中国化而让中共不放心而欲治之呢？
藏传佛教的特点
佛教诞生于古印度，传播到汉文化地区而形成汉传佛教，传播到东南亚一带形成南传佛教，在青藏高原的藏文化地区，形成藏传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各地高僧大德付出极大心力翻译佛经，加以注释和阐发，各自积累了汉文、巴厘文和藏文的经典。这些经典的源头，都是古印度佛教的梵文典籍。由于是同一出处，所以各流派的典籍虽然语种不同，翻译风格不同，却是可以互相引证的。
在印度佛教衰落后，原始梵文经典也散落被毁，大量消失，但是佛教精华仍然存在于各流派的翻译佛经中。然而，由于社会动荡，征服和战乱等等因素，各流派的翻译佛经也有被毁和缺损的遭遇。而翻译最完整、保存最好的，是藏传佛教的藏文佛经。其原因是，古印度最大的佛教经院那兰陀被毁后，很多僧侣往北逃生而进入了西藏，西藏成为古印度佛教最好的继承者，拉萨三大寺被称为是西藏那兰陀。在历世达赖喇嘛治理时期，政教结合，西藏政治上十分稳定，再加上西藏全民信教，交通不便，与外界相对隔绝，有利于保存古代经典。到二十一世纪，藏传佛教就成为佛教经典保存最齐全最完备的地方。在中共1958年的“宗教改革”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藏地寺院几乎全数被毁，佛教经典却一息尚存地保留下来了。当红卫兵要烧毁藏地最大最著名的德格印经院的时候，被关押而失去自由的甘孜州藏人州委书记杨岭多吉冒生命危险设法将消息传递到北京，让周恩来出面予以制止，保住了藏地最重要的印经院，以及数以万计的经版。
这是藏传佛教的一大特点。这个特点有什么地方让中共不放心而需要“中国化”的吗？如果有，那么就是藏语文本身。语言文字是民族共同意识的核心。中共多年来一直在非汉地区推行汉语教育，在藏区则限制甚至禁止传统寺院的藏语文教育。藏区学校的语言汉化已经很明显，特别是在汉藏混居的四省藏区。但是藏传佛教寺院至今仍然是藏语文保存最为完好的地方。
第二个特点，组织结构
藏传佛教的第二个特点是完备的组织结构，各流派都有自己的寺院层级、教学和考核体系，以及修行的传承体系。这样的组织结构是长期形成的，并且和西藏及各地方的政治权力体系互相渗透。藏传佛教寺院为藏地提供精神和道德伦理指导、文化教育和传承、历法、医疗卫生服务，而各地政治领袖则为佛教寺院提供保护和供养。这一相互依存的关系千百年来相当稳定。1950年代中共在藏区建政，并通过历次运动和战事摧毁了原有政治结构，然而从八十年代开始，藏传佛教寺院的组织结构渐渐恢复。
现在，藏传佛教各派的最高领袖和主要的高僧大德都在境外，传统的大寺院在境外都有同名寺院。藏传佛教非常讲究法脉传承，僧侣学法必须以个人对个人的方式从高僧处得到各部佛法的口头传递，所以境内寺院的青年喇嘛都盼望着到境外寺院留学。这样，藏传佛教的寺院体系，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都在同一个组织体系内。中共多年来试图影响和控制寺院，把公安派出所设在寺院旁边，甚至设在寺院里面，强迫境内寺院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寺管会），但是并不能随心所欲地管住寺院僧侣的内心。
第三个特点，融入藏人的生命之中
藏传佛教的第三个特点是佛教渗透到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是藏人生命的一部分。历史上，寺院和僧侣是藏人社会几乎所有一切文明积累的载体，藏人有“佛，法，僧”三宝的说法。藏人的寺院建立在该地民众供养的基础上。藏人丰年将盈余贡献于寺院，荒年从寺院获得救济或借贷；藏人家庭经常将最优秀的孩子送往寺院。除了宗教功能之外，寺院也兼有社会功能，它同时是学校，也是诊所。藏传佛教的仁波切（活佛）毕生对民众有自己的责任，他要关心这些民众的生活，给他们排除困难，解答疑惑。我在印度的寺院里，见过很多次从境内来拜见他们的仁波切的藏人，他们男女老少结伴而来，往往要经过多年准备，千辛万苦，通过各种途径来到印度，有时还要冒极大的风险。来到印度后，他们要等待机会拜见达赖喇嘛尊者，还要拜见他们家乡的仁波切，奉上他们早就准备好的给寺院的供养。他们拜见的仁波切，很可能很多年前就流亡印度了，他们以前从没有见过，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仁波切永远是他们精神上的依靠。
我在南印度等待采访四川巴塘的一位仁波切的时候，看到了来自他家乡的几位牧民。这几位乡亲激动地在仁波切面前下跪叩头，奉上供养，随后向仁波切诉说家里的情况，提出问题。我请陪同的藏人大学生翻译给我听。有的提问家里老人生病卧床不起，问仁波切该做什么。仁波切在念经打卦后告诉她，这位老人时间不多了，但是你们不要太悲伤，要好好照顾，早做准备。还有一位问家里的嫂子结婚几年，没有孩子，该怎么办。仁波切念经后，一边安慰她，一边在纸上开了一个药方，嘱咐说不要焦急担忧，按方吃药，照此办理，会有孩子的。高僧和民众之间恭敬、谦卑、休戚相关的互动，非常令人感动。
这三个特点是藏传佛教所特有的，在中国大陆，不仅汉传佛教的庙宇和尚们没有这种精神品质，汉地其他所有文化机构和建制都远远及不上藏传佛教在精神上的厚重。这大概就是藏传佛教不够“中国化”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藏传佛教和藏语文是藏人共同民族意识的核心。“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习近平没有明说。我还想问的是，藏传佛教中国化，可能吗？毛泽东用战争没能做到的，习近平能做到吗？
来源：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