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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假“民族复兴”之名 走帝国殖民旧路
作者： BYBRIAN LIU
近10年间，中国、土耳其、印度等第三世界强权，相继借“民族复兴”之名，挑战欧洲启蒙运动承传的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在国内外进行政治压迫，但不少西方基进知识分子竟冷眼旁观。中国现代史与后殖民研究学者德里克（Arif Dirlik），在临终遗作“殖民之后？：台湾困境、‘中国’霸权与全球化”便批评，西方沈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正确，加上对欧美殖民历史充满愧疚，以致一再忽视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殖民暴行。
年轻时身为学运领袖的土耳其学者德里克，1960年代开始留学美国钻研中国革命史，90年代转投后殖民和全球化理论研究，成为相关领域的权威。2016年受邀到台湾进行学术讲座，翌年便与世长辞，其台湾讲座论文集“殖民之后？”于是成为他的最后遗作。事隔数年，德里克书中的见解不但未有过时，对应当下更是洞若观火。
当今全球局势纷乱，多个地缘政局濒临战争边缘，可在30年前冷战结束时，没有太多人预料到今日的乱局。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倒台，全球资本主义被视为最终胜利者，随着第三世界也陆续透过资本主义取得政治经济成就，不少舆论相信世界有望在相对平等的关系下共享繁荣。德里克指出，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全球化”概念，正是90年代的乐观气氛下兴起。
对于后冷战世界的解读，当时不少基进知识分子采用了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的文化揉杂（hybridity）理论，倾向相信文化之间可以互相渗透，有可能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交流协商，边缘文化可以不受欧美霸权压制，世界可迎向多元的未来。
与此同时，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同期提倡的“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s），却对未来提出南辕北辙的解读。他相信世界终究是由不同的文明圈组成，如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伊斯兰文明等，文明间互不相融，不能共享西方的普世价值，文明冲突在所难免，这意味着冷战结束后，迎来的不会是和平盛世。
德里克指出，当时很多基进知识分子把“文明冲突论”视如敝屣，批评杭廷顿对异文化存在偏见，刻板的文明划分既粗疏又经不起考验。可是，历史发展总是不经意幽我们一默，文明冲突与揉杂理论听起来相悖，一边厢带有战争意味，另一边厢是和平共存的许诺，但两者竟然在某种意义上殊途同归。
一方面，文明冲突论把世界划分为不同文明，强调文化之间的隔阂；另一方面，标榜消除隔阂的揉杂理论，在着墨多元文化互动交流时，也不经意强调各种文化内部的同质性——像“华裔美国人”这样的标签，虽然描述了两种文化身份的碰撞，却又无意间把“华裔”和“美国人”视为两个同质的文化实体，抽离历史脉络，漠视这些身份内部充满不相容的矛盾冲突。
在实践上，文明冲突与揉杂理论同样把世界简化为多个文化实体，令冷战后的世界支离破碎。揉杂理论许诺多元文化未来，初衷确实不坏，但现实中未有为人类提供出路，还间接助长民族主义的兴起——在“尊重多元文化”说辞下，相继有政权公然违抗普世价值，中国爱国主义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都是佼佼者。
民族主义就是一种殖民活动
这些通过资本主义得益的第三世界强权，不仅在“文明复兴”或“民族复兴”口号下伸张自己的全球权力，也提出自己的霸权主张，否定欧美霸权同时，也否定普世价值。文明冲突与揉杂理论把“文明传统”等同“民族文化”的倾向，终究也迎合了民族主义者建构“民族纯粹性”的想像。欧美便时常片面把现代中国理解为“传统儒家文化”的继承人，孔子学院正是这种文化条件下的产物，以孔子为品牌渗透全球，背后正迎合外界对“中国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的天真想像。
德里克提醒，在欧洲殖民帝国退场以后，当今世界最频繁的压迫形式，其实是前殖民地崛起的民族国家，对国内少数族群的迫害，促成各种“内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偏偏以批判殖民主义为宗旨的“后殖民研究”未有正视问题。究其原因，德里克认为是西方学院充斥着很多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们自诩“左翼”，却只关心批判欧美霸权，想要夺取西方“话语权”，又否定普世价值，对本土政治不加批判。
2019年12月，印度有民众上街，抗议政府推出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图片来源：路透社
本身出身自第三世界的德里克，对这类知识分子嗤之以鼻。他在访问中批评，欧美学术圈在赎罪意识驱使下，往往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有浪漫想像，给他们道德光环，但其实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根本没有甚么好自吹自擂”，当中有人有强烈批判意识，但更多其实是法西斯主义者，动不动就拿多元文化主义为政权暴行辩护。“我也是从第三世界的抗争中冒出头的……我人还在那里时，就得一直对付这些家伙……根本没有甚么好尊重的，他们就是一堆法西斯流氓。”
他又指出，在民族建构过程中，一旦面对国内存在的族群文化差异时，过程通常都难免有暴力征服和压迫，这时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近亲关系”便相当清楚。假如少数社群追求自主或独立，国家镇压目标更可能是他们身份认同基础，消灭这些群体的宗教和语言都是常见手段，这些历史事实往往说明“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殖民活动”，甚至可以比欧美殖民手段更残暴。
多元文化的揉杂理论，没有为我们带来开放的未来，政治趋势更不幸被“文明冲突论”言中，而普世价值也在“尊重多元”藉口下失效，究竟当全球迈向四分五裂的战争边缘时，人类还有甚么出路可言？德里克认为，答案在于回归普世主义。
虽然欧洲列强过去确曾借助宣扬普世价值、启蒙理性与道德之名，为殖民扩张赋予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但其实全球各地的殖民地解放运动，也同样催生自欧洲启蒙运动的普世理念。即使当今欧美社会，启蒙思想已几近成为社会现实，但我们亦不应抽空历史，把自由民主视为欧美文化与生俱来，要知道这是人民漫长抗争得来的成果。当有第三世界国家以“文化特色”辩护、否定普世主义之时，不要遗忘其国内还有无数抗争者，前仆后继为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公理而牺牲奉献。
来源：CUP新闻回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