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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杰:“学贯中西”的局限 本来可以推出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0年12月09日 9:47 PDF版 分享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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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胡适梁启超一代尚算健康,如果那时起不走上邪路,有足够的研读文科,你自己慢慢探索,避免踏共产主义的陷阱,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在大陆正常跟随三民主义的宪政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人其实有机会能糅合西方自由主义的前期与道家佛家的文化,东西方的自由主义陷入魔道,中国能为全世界推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思潮。

中国百年的知识分子,无法深切了解西方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因为文化水土冲突。其中许多在清末之后极力想“学贯中西”,但一生时间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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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钱钟书类,穷其一生达至文学百科全书式的学贯中西,中国诗词与西方文学比较;或杨宪益、余国藩将红楼梦西游记译成英文,与文化名词翻译的困难搏斗,一生几十年就这样完了。

但钱钟书和杨宪益无法将他们在文学上的学贯中西,延伸到中西方的文化思想,也无法由应用角度为指出一条通往现代之路。

西方的自由主义由十八世纪末开始,总分为上下两期。第一期,西方的自由主义者由大自然春夏秋冬的秩序,思考人和宇宙的关系,渐渐对于神学里的上帝,有了新的认识。前期自由主义者认为:上帝的神圣、自然秩序、人性,应该是三位和谐一体。自然的秩序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人性的发展,也与自然配合,不应该有冲突。

西方文化至此,与道家的“师法自然”有所契合。所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本来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以苏东坡为典范,也与自然契合。但是中国文人未能将人性由儒家君臣父子伦理的束缚释放出来,由大自然得到人性体验的灵感。看见春花秋月,结论只是“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便略没有出息了。

但西方的自由主义,由对自然的观察和参与,形成了对以神权为中心的西方建制的反抗。

于是即使包括了道家精神的中国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再学贯中西,在这一点上也分道扬镳。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之后,自由主义者由关怀人文社会,衍生了社会主义的平等思想。到了这一点上,就与中国人的传统人文思想冲突。加上工业革命,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开始有了野心,由顺从自然,转而想驾驭和操纵自然。马克思主义的介入,令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有一旁支走上了邪路。这一支势力,目前正在回过头来侵蚀美国的自由主义主流,鼓吹吸毒、堕胎、变性,全部是沦为反自然的质变。

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后也有一分支,认为要选择。以后的灾难,不必细说。

中国的自由主义到胡适梁启超一代尚算健康,如果那时起不走上邪路,有足够的留学生研读文科,你自己慢慢探索,避免踏共产主义的陷阱,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在大陆正常跟随三民主义的宪政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其实有机会能糅合西方自由主义的前期与道家佛家的文化,东西方的自由主义陷入魔道,中国能为全世界推出一个真正的思潮。

但是现在一切已经太迟。

来源: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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