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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维权人士韦亚妮被捕 疑与11.12广州大抓捕有关

2021年01月01日 20:36 PDF版 分享转发

广西维权人士韦亚妮

维权人士韦亚妮(图片来源:网)

希望之声2021年1月1日】(希望之声记者楚云珒综合报导)2020年11月12日,国安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为由逮捕了4名民运人士,具体涉案原因不明。时隔1个月,广西韦亚妮也被当局抓捕,相信与前述案件有关,目前5人均被指定。有知情人士称,几名被抓捕的民运人士都在中共当局的严密监视下,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能力,问题可能与出境有关。

维权网2020年12月31日发布消息确认,广西维权人士韦亚妮被当局拘捕,“11·12广州颠覆国家政权案”再添一人。韦亚妮与此前广州当局拘捕的范一平、范文成、赖见君、乔连红4人,均被指定监视居住。但截止发稿,案情具体细节仍不明朗。

报导称,来自广西的韦亚妮曾因广西河池地区天峨县县长贪污耕地移民补偿款一事,被推选为维权代表2006年进行上访,随后被广西当局以扰乱秩序为由劳教两年。2015年韦亚妮再次以诽谤罪、寻衅滋事罪被广西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此次,韦亚妮是在云南西双版纳被广州国安局带走。

全美学自联现任理事陈闯创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韦亚妮被抓距离“11·12广州大抓捕”的起始时间较久,广州市国安局出具的指定监视居住通知书于12月3日才下达。12月28日,韦亚妮的朋友、维权人士张磷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的家遭到广州国保搜查,韦亚妮留下的电脑和手机被抄走。陈闯创猜测,韦亚妮是在西双版纳边境被抓的,可能有出境意图,因此招致广州国安局的跨境抓捕:“张磷那个地方比较特殊,景洪在边界上,张磷上一次被判刑就是因为他帮助别人偷越国境。看样子韦亚妮到景洪也是有出境的意图。”

陈闯创说,韦亚妮、范一平等人此前均为国保的重点监控对象,并不具有实施实际颠覆国家政权行为的可能性。此次韦亚妮时隔多日被捕,与中共当局一贯的快速办案方式不符。他猜测说,广州国安局极有可能在拓展此前被捕四人的案情时缺乏证据,导致韦亚妮被波及:“中共办的颠覆案往往是说一群人在一起,它就很担心。组织化的反对群体是中共在镇压中下手最重的。这看起来韦亚妮是在扩展案情时发现的,如果国安局一开始就知道的话,不至于隔了这么久才抓捕。”

报导原因在广州的知情人士透露,韦亚妮被捕是被范一平、范文成等人牵连。据悉,范文成长期在广州经商,并未在网上发表异见言论,也未被当局限制出境,范文成在过去两三年里还去过日本、台湾等地。知情人士猜测,范文成被捕,可能问题也出在频繁出境上。这位因安全原因不愿透露身份的知情人士说:“韦亚妮原来是上访,但这次应该是颠覆国家政权和指定监视居住,这应该涉及范文成、范一平案件了。但是有没有参与很难说,但肯定和那个案子有关系。”

什么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2012年,中共修订《刑事诉讼法》的第73条,允许当局以“国家安全”或“恐怖活动”为由关押民众。被关押者关在“指定居所”,也就是秘密监狱的时间最长可达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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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用此“规定”关押了异见人士、709及维权律师、活动人士,以及敢于发声的藏人、维吾尔人及法轮功学员。现在还用来关押作家杨恒均,加拿大公民康明凯、斯帕弗,以及在中共央视海外电视网工作的籍主播成蕾。

保护卫士人权机构主任彼得·达林也是其中一员。保护卫士将被指定住所监视居住的12篇当事人叙述汇编成了《失踪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the Disappeared)一书。该书的中英文版已于2017年出版。

讲述者谈到了身心遭受的虐待、殴打、剥夺睡眠、羞辱、隔离和对亲人的威胁。批评人士称,第73条的本质助长了这种虐待。在普通看守所,有看守人员和检方人员在场还能对侵权行为起到威慑作用;而在“指定居所”特有的单独关押中,几乎没有限制。在被秘密关押后离开中国的律师滕彪在前言中写道,它变成了“一种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

“坐在审讯室里的木制“老虎椅”上是最艰难的部分,或者是坐在专门设计的防自杀软包房内,一分钟就能感觉像一个小时才是最艰难的。几个星期后,你的大脑会产出如呕吐胃酸般的思想和想法。我保持理智的唯一方法就是做白日梦和幻想能够再次见到我的女朋友,虽然与我的案子无关,但她和我的许多同事一样,也被关在同一设施的某处。 该系统的两个方面——与世隔绝的激烈审讯,以及单独监禁,都旨在击垮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和一名前外交官,康明凯不太可能受到身体折磨,尽管他一定受到了威胁——大多数受害者都没那么幸运,身体上的酷刑很常见。我当时就听见一位同事不断遭到严重殴打的声音。后来,他们对我进行了6个小时的测谎仪测试,只为向我施加更多压力”,一位当事人这样描述。

根据官方数据,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引入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定后,到2019年底,已经有3万人左右在这一制度下被拘禁、被失踪;而2020年平均每天有20人受到这一制度的迫害。

旅美中国公益人士杨占青表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其“目的就是刑讯逼供,当事人可能遭到很难承受的身心折磨,办案人员想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在中国法律上指定监视居住是一种合法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和宪法、国际上人权价值是完全相悖的。”

杨占青说,随着中共当局加大对民运、维权人士的打压力度,“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顶级罪名越发常见:“中共当局对这个社会管控越来越严,对这些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容忍度越来越低,实在找不出罪名的情况下,就用颠覆国家政权来扣罪。从上到下这个社会氛围、政治环境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所以当局才能动不动用顶级罪名来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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