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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入狱前专访】癌症末期迎第十次政治监 古思尧的火红人生：抗争在故我在
一名光头白须的老人穿着火红的无袖背心，独个站在法庭中庭位置，辩方席间没有律师。
“法官阁下，我系故意侮辱国旗嘅，我唔认罪。”古思尧用他粗糙的声音说，患了第四期肠癌和肝癌的他经过电疗后，头上已几乎没有头发，体重也下降了近七公斤，但瘦削且充满青筋的手仍直直地放在两侧。当主任裁判官询问需要多少天审讯时，古思尧说：“根据我坐监十次、八次经验，呢类型案件好快审完，我都唔想浪费证人、律师时间。”庭内律师们偷笑起来。
因去年七月声援黎智英等人时倒转举起涂满示威字眼的国旗，古思尧昨（28 日）被判“侮辱国旗罪”罪名成立，酌情减刑一个月后，判监四个月，即时入狱。古闻言大喊“结束一党专政，打倒共产党”，旁听人士随即和应“撑住，阿古”。裁判官休庭前向古思尧表示，狱中的治疗不会比医院逊色，并称“本席希望你早日康复”。
古思尧去年中患癌，接受电疗后，精神不算好。尽管每天都有人勤他退下来休息，但即使在“保钓行动”黄金时代已过、身体不再年轻、泛民路线不再受年轻人支持的今日，每当问他可会后悔投身社运时，阿古总是坚定地否认：“抗争系我生命嘅重中之重，有抗争嘅地方就有我，所以我才会留在香港。”
作为上一代首批投身香港社运的抗争者，现年 71 岁的古思尧从左派热血青年，到与日本妹拍拖的风骚民族舞老师，再成为了今天癌症末期还被判入册的白发老人，到底抗争对他而言，还有什么意义？
古思尧独坐在荔枝角工厂大厦凌乱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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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庭前三日，阿古独自坐在荔枝角工厂大厦凌乱的家中，天花板的两盏灯都烧了，黑暗中他在微弱的黄光小灯前用放大镜读报，家中电视机正播放著共产党政治历史歌舞片《东方红》 ，画面中的劳动人民整齐划一地做出耕田舞步，为共产主义而欢笑高歌。
“我对共产党虽然恨之入骨，但佢啲舞蹈仲系值得欣赏嘅。”阿古解释。
古思尧的居所，前身是青山道钓鱼台行动委员总部。原为“保钓”物资负责人的他当时搬到总部居住，一住就住了二十年。曾经保钓运动是中港台最“主流”的抗争运动，不论权贵、平民、左右派人士都纷纷捐钱赞助保钓运动的支出，其中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更于 1996 年于钓鱼台海域跳海示威后遇溺身亡，激发新一波保钓风潮，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就是在同年成立。
阿古家中的钓鱼船模型，“有纪念价值，唔舍得扔啊。”
2012 年，古思尧乘“启丰二号”钓鱼船成功突破日本海上保安厅登上钓鱼台，及后被日本当局拘捕。当时连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都出手，向日方紧急提出交涉，要求日方确保 14 位中国公民安全并立即无条件放人，日本政府最终在两日后决定释放及强制遣返登岛人士。
古思尧等人“凯旋回归”，在机场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纷纷上前献花及戴花环。他在直播期间向同行人爆出的一句“企开啲啦，屌你老母”，更令该片段不足一周便有 30 万点击率。问起他知不知自己最为人熟悉的金句是什么，他笑笑，解释指自己平时不说粗口，但当时有个他讨厌很久的人站在后面，才借机发泄一下。“其实佢企得唔前。”阿古大方承认。
现在近 200 呎的房间除了阿古一人之外，只剩下一箱又一箱细心地过了胶的剪报、街站道具及钓鱼船模型。
“有纪念价值，唔舍得扔啊。”阿古若有所思地说。
时至今日，对许多年轻一辈而言，古思尧可能就是一个社运常见的奇怪反共伯伯。访问期间，记者也遇上不少难分真与假的时刻，例如古思尧不时说中国国安联络他，叫他代国安向传媒发通知；又指自己多年来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是饮尿；上庭当日，更有一封装满法轮功剪报的信寄到法庭，收件人是古思尧，法官无奈地吩咐法庭按程序备份，再转交给阿古，引起庭内律师们再次偷笑。
古思尧的“奇怪”，也包括癌症末期仍坚持高呼反共口号、倒转国旗并故意向记者展示拍照，致罪名成立，一切都令人感慨同时又摸不著头脑。
2020 年 7 月 15 日，古思尧在西九法院外倒转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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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20 年 8 月开始，《立场》记者三次访问古思尧。12 月那次访问不久后，“启丰二号”因没有资金维修，正式宣布即将拆卸。拆卸之前，阿古最后一次走上已严重生锈的“启丰二号”，笑笑地指著船上的这张床、那间房，回忆十年前的风光日子。
去年 7 月，他因声援黎智英烧国旗被控“侮辱国旗罪”，9 月底他再因被指 2019 年 10 月 5 日参与“非法集结”而跟黄之锋一同被捕。总是炫耀将会第十次坐监的他，上庭前数日又制作大字报骂中共，好像执意要犯一犯新出炉的《国安法》一样。他常对记者说，“抗争必然要坐监，要有冲击力、爆炸力、震撼力！”
这样反共的阿古，50 多年前却是个左派干部。中山出生的古思尧，于五兄弟姊妹中排第三，父母都是教师，后来父亲被批斗为右派份子遭枪毙，母亲于是把子女一个一个送到居于澳门的亲戚家里。自小在左派学校读书的阿古，升中时成为了造船学徒，因而加入了工联会的造船工会。工会要求成员上“政治学习班”，他至今仍记得政治班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理论、国际形势…”阿古唸唸有词地数着。
阿古加入工会第二年就参加工会选举，成功当选为宣传干事。于是，一般年轻人都在青春时谈恋爱，他却把青春花在每天穿中山装，胸口挂上毛泽东襟章及红围巾，手中拿着《毛语录》，逐家逐户找工友和市民宣传共产党。
1966 年，文革外延波及澳门。满脑子战无不胜的工联、学联、妇联及各社团，每天操上澳督府诵读毛语录，以“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气魄向毛泽东效忠，最终导致 12 月 3 日的特大警民冲突。（图片来源：《反对葡帝在澳门的血腥罪行》）
年轻时血气方刚，不时批斗其他工会成员是“台湾特务”、“阶级敌人”，古思尧之后也积极参与左派的“123 行动”，因反对澳葡、港英政府而冲击市政厅。时为 1966 年。“当时除咗造船，其余所有时间都系去参与左派活动。我哋会成日去南京、毛泽东故乡观摩，睇又睇最好，食又食最好，觉得中国共产党一定系最伟大、最无私，系人类希望，所以跟党走系冇错嘅。好想做一个要求自己跟足共产党要求嘅人，?时日子都系咁过㗎啦。”
即使长大后知道亲生父亲被共产党枪毙，古思尧对党的信心也丝亳不动摇，“只觉得佢系死有余辜。”
年轻忠心的阿古本来前途无可限量，但在一次工联会书记选举中，他却发现工会原来一早内定人选，于是便与领导层发生冲突。自此，工联会就在澳门排挤他，所有船厂都不请他工作，古思尧决定离开成长之地，到以往最痛恨的英属香港寻找出路。
他自言，虽然发现香港不似共产党说的那么差，船厂更不似澳门的一样用人唯亲，空气更自由，机会更多，但他从头到尾也只觉得香港是个“赚钱的好地方”。阿古缓缓地数出一堆豪华邮轮名字，数着船上的不同游戏和设施，数着大洋船环游世界经过的国家 — 也说着他以往从未想像过、70 年代的香港资本主义面貌。
古思尧的跳舞学生（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隆隆隆隆隆隆！”
前保钓总部旁的冷气槽不断作响，报纸和杂物散落的昏暗单位中，天花板插了一支自制衣架，上面挂满了别人捐赠或社运留下的一堆堆旧衣，旁边的三个旧雪柜中有一个传出阵阵臭味，走过时还有只苍蝇咻一声飞过。
古思尧坐在单位内，回忆那段他人生中唯一没有政治、在香港生活最富裕舒适的日子。
70 年代刚到香港工作时，三餐都由船厂包下，人工却有数万元，再加上花红利是又多数千，生活过得很好，可阿古不惯回家没事做，于是晚上又学民族舞，之后再到社区中心及日本教民族舞，认识了不少女朋友，当中更包括一个日本女生。
“但保钓唔系应该反日嘅咩？”
“呃…”古思尧想了一想后说，“?阵时我未参加保钓啊嘛。”
十多年间，连香港街道都还未认清的他，没有再加入工会或了解香港社运，只是专心造船及跳舞。直至 1989 年六四，他才再次决心重投政治，生活方式大变，把时间投放在造示威棺材、游行、坐监之上，一转眼由大鱼大肉变成清茶淡饭。
2002 年，古思尧与梁国雄因立会示威被囚两周，刑满后由惩教职员陪同离开荔枝角收押所。(Photo by Ricky Chu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2017 年七一游行，古思尧抬道具示威 (Photo by Edward W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自此，每年六四、七一游行，古思尧都会风雨不改抬棺材，那道具曾经被警方没收，也曾被来历不明的大汉支解破坏，被毁后遭弃置于马路中心。阿古也试过与“保钓”战友在中环放下两座慰安妇雕像，可是雕像需要人看守，于是已六旬的他便独自躺在帆布床上，盖著一张薄薄的棉被，像个露宿者般在路边通宵留守。他还向记者声称，曾经有中国国安给他 200 万元叫他停手，但他坚决拒绝。
反送中运动爆发后，古思尧在各大左报都有受访，《文汇报》、《大公报》报道他作为抗争前辈也反港独，如今古思尧却自言一直有为反送中运动写挂在山上横额的大字，也支持“揽炒”方向。对于名声被左报扭曲，他却只是笑笑作罢 — 抗争不在要出名，而是在于抗争本身。
四、五十年过去，对古来说，香港从一个“赚钱的好地方”，变成一个“抗争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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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思尧却没有后悔为社运而放弃舒适生活，每当提起已九度坐监时，更总是骄傲非常。现在，他“保钓行动”的战友引退得七七八八，阿古没怪他们离开社运，只说每人可付出的程度都不同。而他自己是“一不做二不休”的人，现在也身患重病，没有东西可以输。
其中一次上庭时，法官形容他是个“模范犯人”，每次都立即认罪，又不用法援，法官不解的却是：“你有冇觉得愧对家人？”
古思尧的妻子与儿子（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古思尧的家庭照，中央是他的妻子与儿子（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50 岁那年，阿古独自到河南旅游时，在当地结识了 26 岁的餐馆老板娘，之后两人结婚，诞下一子一女。阿古说，结婚时已一早讲清楚自己的情况，“我同佢讲，我喺香港参与政治活动，随时俾警方拘捕同坐监，如果你同我结婚随时冇好日子过，讲清楚先，唔好第日先怨。但系佢都赞成我抗争，当我坐得监多嘅时候，佢都有啲担心，不过依然系尊重我嘅选择嘅。”
阿古大儿子今年已经 20 岁，原就读内地的高铁工程学院，照理说毕业后一定有高铁工程相关的工作做，但他说，儿子因自己的关系而不被安排工作。儿子之后虽然没有埋怨，但当阿古表示希望他来港工作时，却明言连香港身分证都不想要。
阿古又说，子女都对政治活动没兴趣，只想过平平淡淡的生活。直到阿古患癌，家人也未有回来照顾他，阿古强调是他不想家人特意来港，“有社运嘅朋友照顾，够㗎啦、够㗎啦”。
记者将法官的提问再一次摆在古思尧面前：“咁你有冇觉得愧对家人？”
“大是大非之前，家庭唔系最重要。”古思尧说，“既然选择咗呢条路，虽然系愧对，唯有用其他方法弥补返。”
“佢哋会唔会叫你唔好搞咁多嘢？”
“佢知道我就算劝都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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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思尧家里电视机正播放的《东方红》 ，舞蹈员似在表演其中一曲《拿起武器闹革命》，群众演员挥舞著红色的旗帜。古思尧自言看过《东方红》 至少三次，家里柜中仍有上百张不同民族舞的 DVD，包括不少共产党大外宣影片。
回想自己人生对抗争的执著、对政治的投入，阿古说这也许来自年轻时，在澳门工会花多年青春学习共产主义的政治想法。同是反抗精神，同样重视政治参与，抗争自此成了古思尧不容质疑的价值观根基。阿古总是强调，抗争在，故我在。
“抗争系要付上庞大嘅代价：长时间要付出，唔计较得失。你要有信心屡败屡战，同埋死不悔改，要抗争就抗争到底。我支持年轻人嘅选择同想法，但系年轻人要知道呢一条路系要付上沉重嘅代价，要寄托喺一个艰苦嘅抗争上。”
古思尧
71 岁了，古思尧不再是那个因不公而与工会高层起冲突的热血左派青年，也再无力不断制作道具棺材，现在晚上常因电疗副作用而睡不好，以往只花一小时的买菜路程变成两小时，体重也下跌了七公斤，身材从某些角度看起来似是竹一样。
记者跟他玩个游戏，说一样东西，他回答自己怕不怕。
病痛？“唔惊。”
孤独？“唔惊。”
死亡？“唔惊。”
死之前见证唔到中国民主？
他笑一笑，答道：“梗系见证唔到啦！”
眼前瘦弱的老人，豁达地想像自己生命尽头、躺在医院白床上的景象。
“只要死嘅时候，知道自己尽咗一生去抗争、去坐监，咁就无悔啦。”阿古缓缓地说。
古思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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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莫晓晴
摄／Fred Che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