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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乙铮:论“叫人去死、自己走鬼”与香港人的流亡学问

2021年02月04日 9:49 PDF版 分享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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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大量政治犯和流亡人,是开埠两百余年破天荒第一次,相对之前的万恶殖民统治,显然非常了不起。然而,对绝大多数而言,流亡本是在历史教科书和国际新闻里才有的,一旦在自己身旁乃至身上出现,不免手足无措。便是政权本身,在此问题上也乱套,一方面威风凛凛祭出“留港不留人”的快意口号–那显然是拿了满八旗入关之初那句洪亮话搞的二次创作,另一方面却对着决意收容的欧美国家作狼嚎般的反呛。

不过,政权有这样子的思觉矛盾我们也无从讥笑,因为在黄界这边的自己友当中,大量对流亡者关爱的声音里,也和合了“叫人去死、自己走鬼”这道德批判语;后者可圈可点,因为揭示出一个古今中外皆然的规律。

“叫人去死、自己走鬼”:孔孟

任何一个政治或信仰运动,只要是严肃认真而不仅仅是闹着玩儿玩儿的,都包含大量“叫人去死、自己走鬼”的人和事。擧儒家为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说白了就是叫人去死;最佳例子见孟子《鱼我所欲也》篇。于是,儒者信到最笃,虽九死犹未悔;前有最钟爱的学生子路,后有成为了忠君爱国圭臬的屈原,之后还有无数士子受鼓舞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过,孔子自己遇到政治迫害有危险也走鬼,而且不止一次,诸事见太史公《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周游列国到了卫国,卫灵公任用他;孔子得君行道,而且获奉粟六万,相当不错,但后来卫灵公怀疑孔子有诈,派人监视他,孔子知道了,顾不上行道便走鬼(“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不过,孔子还未到达下一站,经过匡的时候,就给匡人围捕,脱不了身,最后得派一个门人到卫国大夫宁武子处当仕臣,然后才跑得了(“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其后孔子一行人到了宋国,宋景公想予以重用,但国防部长桓魋不仅反对,还要追杀他,连他停留处的大树也砍倒,孔子见状马上走鬼(“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

其实,孔子走鬼,背后有一整套处世哲学:“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勇武派文天祥

不只和理非非的孔子,南宋著名勇武派文天祥也叫人去死、自己走鬼;不过,他的故事有趣之处却是有人嫌他走鬼太过,不负责任,怎么被元军包围之时不一刀自了,被捕之后还温吞吞跟忽必烈磨烂席一磨三年?

的确,文天祥写《正气歌》,一口气高举N个史上血淋淋取义成仁的励志典故,堪称孟子之后叫人去死的典范。也的确,在元军追逼之下,文天祥跟在陆秀夫一夥之后一路走鬼往南,最后在粤北海丰被俘,给押往老远的元大都北京,途中写诗是有的,却不曾自刎,也没有绝食什么的。不过,马上就有人不爽了,怕他失节;有一位他的幕僚叫王炎午的,急急写了一篇文章《生祭文丞相文》,明白叫他去死,从赣州至南昌几乎四百公里沿途张贴,以给他激励云云:“虽擧事卒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执,涉月逾时,就义寂寥,闻者惊惜。岂丞相尚欲脱去耶?尚欲有所为耶?或以不屈为心,而以不死为事耶?抑旧主尚在,不忍弃捐耶?…虽汤镬刀锯,烈士不辤,苟可就义以全归,岂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那么迫切的事,文丞相您还等什么?)

有趣的是,文天祥1282年就义,此公却一直活到1324年,在江西祖家终老。

清末最大走鬼派:康梁

清末戊戌变法,叫人去死最不遗余力的要算康、梁两师徒。慈禧发动政变之后,有人充军新疆劳改,有人终身监禁,六君子问斩,其中包括康有溥(康有为之弟),康、梁自己却急急走鬼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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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上最有名的“叫人去死、自己走鬼”例子莫过于共产主义之父马克思;此公1848年发表强力叫人去死的《宣言》,自己几个月之后就先后走鬼三国,到死不回普鲁士。

其实,近代革命运动,包括十月革命、国民革命、毛革命、欧洲反纳粹反苏共运动、韩国革命、台湾民主化、天安门事件等,无一不含领导者“叫人去死、自己走鬼”的事例,未成功的时候都会给论者单打指责,成功了就备受歌颂,先前的指责都不见诸教科书里,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我上面说的历史规律,就是指这个普遍存在的道德悖论。

观上列革命运动积极分子,有去死的,有叫人去死的,有不走就义的,有走鬼逃生的,各有各的作用;死了的成为烈士足以励志,逃生的乃可为运动延续香火,论者实不必强行作道德褒贬。甚至可以说,每一个运动都需要一些能够顶着道德指责、硬着头皮“叫人去死、自己走鬼”的人。孔子的态度就很中肯:“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意思就是:走鬼也好,坐牢也好,就义也好,都可以达仁,道德上无分高下。这是态度问题,孔子很执着,讲了不止一次。孔子这句话也许就是香港人需要建构、认识的“流亡学”的第一课。

香港:第四个流亡播迁系

棍到肉先知痛,从前香港太平盛世,少人关心从中国出走的流亡人,更未曾想起要对这些群体作一种同情瞭解。我们知道49年中共建国之后有四批次的流亡人从中国出走;除了香港出现的这一批次,之前的,一是60年以尊者达赖出走为起点的图博(西藏)流亡人,老一辈港人受民国史观影响,对这批次的流亡人不怀好感,甚至有某种敌视;一是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出走的民运人士,大家比较亲近熟悉;一是99年遭江书记迫害出走的法轮功,大家不甚了了。为方便,我按发生时间分别称这四批次以流亡人为核心的播迁系为:图博系、六四系、法轮系和光伏系(photovoltaic?)。流亡播迁系,英文 exilic diaspora,可简称 ED(唔系,但玩下手搞唔好可以系)。

六四系、法轮系的出走时间相差十年,其后的发展差异巨大。六四系除了个别人士,基本上销声匿迹;法轮功却越战越勇,发展出全球性媒体网络,成员群体在世界上每个大城市都有,声量和足印超越有五十多年历史的老牌图博系。由此引发一些不能不问的问题。

几个问题问下你!

(一)国际社会对头三系的初期支持,也许不相伯仲,但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三者成绩差异那么大?(这是大题目,可能要分拆考虑。)

(二)两个比较成功的系当中,图博系有一个由印度政府提供的根据地–达兰萨拉 Dharamsala,在印度最北区,之外还有其他几十个广布印度各地的较小人口单位。法轮系则完全没有这个地理大台优势。最近有人要为香港光伏系建设一个类似达兰萨拉的根据地,这除了是一个看来不错的极大型地产项目之外,到底是否必要、能够提供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例如乐不思蜀?

(三)图博系和法轮系有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政治议题之外还有宗教信仰,内可提供维系,外可感召他人;此外,法轮系还提倡练功,成员因此有具体收益。六四系都没有这些,是否致命伤?若是,则光伏系怎么办?

(四)论所能提供的文化产品,当以图博系最丰富完整,系中人完全可以活在图博语言文化里,不假外求,特别不必和中国共用任何文化概念和资源,能有效杜绝同化。这方面,光伏系可算第二,但和图博系相比还差很远。第三是法轮系,因为其历史、语言和艺术都是承传中土的。最欠文化卖点的是六四系,因此最易被强国同化吸收;面对西方,此系也只能提民主人权等西方都有的东西,毫无特色。然则,光伏系如何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自身的文化独立?

(五)人数是问题。60-80年代里,图博系的海外人口已达十万,之后每年都有来自藏地的一两千名新成员,但近年的一个大隐忧就是系内人口繁殖率下跌。一个ED系有后代不等如这个系可延续,因为不能包办下一代的意识形态;但如果没有后代,则这个ED系一定阳痿。这个问题,光伏系将会很、很、很严重。本土港人的TFR已经跌破1(TFR=2.1是人口可持续的门槛),不少中年以下的港男女,无论已婚未婚,都无兴趣生儿育女,宅内养只猫,就算是向祖宗交代了(卢斯达注意)。这可能和香港是极端都市化的典型有关;人口学家知道都市化是压抑TFR的最强因子。光伏系的成员前往海外之后,TFR会否上升?

需要累积一斗流亡学问

所以,问题很多;如果没有包括各方持份者广泛提供的知识、经验和分析,有什么答案也没把握。光伏系中人,在思考前程的时候,更不能不对其他三个ED系的历史和现状作深入瞭解,及同时对世界范围内的流亡现象有一普遍认识。换句话说,就是需要建构、累积一斗有用于香港人的流亡学问。这斗学问,作大一点称之为“香港流亡学”也无不可。此学应以实践应用为主,虽然多学科、各门类学者的参与不可或缺。不过,香港学者参与这斗学问的建构,先要排除一个政治心理障碍。

本来,社运是人人皆应、皆可参与的事,并且参与的时候,最好能就自己的专长作各自的贡献。不过,香港社运圈近年出现一小股排斥心态,认为学者或者有学术背景的人一参与,就有想当“青年导师”之嫌。这无疑是很不幸的,应该归罪共产党把鲁迅无限拔高,令这位本来是反极权运动不可多得的人物和他的著作,都成为了反共人心目中的可疑物,而“青年导师”这个词也变成了一顶很大很容易抛出的帽子,令学者参与的时候容易产生政治心理障碍。共产党点金成粪,这又是一例。

学者参与香港社运,已变得越来越艰难,勇一点的会失去升迁机会,甚或丢职、被控。我之前已经谈到过:“得职行道”的时代已过。97之后的政权对“得职行道”者打压,是由我在2004年给特府中央政策组炒鱿开始的,如今已是变本加厉。此情此景之下,学者要参与社运还得克服另一道心理障碍,真是不容易。

抛书包、开书单

我关注流亡学问,始自2018年黄台仰和李东升二君出亡德国;那事件也就是光伏系作为第四流亡播迁系的诞生事件。当时消息一出,“叫人去死、自己走鬼”的指控迅速泛起,后经历梁继平君、罗冠聪君等人的相继出亡而一直延续。但问题是指控者大体无恶意却有此恶言,何解?我后来的答案是,社运里有关流亡的历史知识太贫乏,以致该等现象一旦在香港出现,运动中人只能拍脑袋讲说话,特别是如果指摘的对象不属于自己的那一派,说话就不免少留余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可以透过学问去解决的。于是,我就开始寻找和閲读这方面的文献。流亡学非我专长,但我在一些政治学和历史学同事帮助下,读出了一些轮廓。

我发现有几本同事介绍的书在有关文献索引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因此买来閲读;下面介绍其中三本。无独有偶,三书作者或编集者都是犹太裔,但那大概也不是什么太巧合。篇幅关系,只能用比较多笔墨介绍一本,其余两本说几句就从略。

第一本最旧,是 Paul Tabori1972年写成的 The Anatomy of Exile。此书堪称西方现代流亡学第一部专著,作者却不是一个专业学者,而是一个相当多产的作家,生在一个匈牙利犹太家庭,父亲死在纳粹 Auschwitz毒气房,母亲和他逃难到。当时有关流亡的一手资料主要都在联合国难民署(UNHCR),学术界没多大兴趣研究,以致作者写此书时,先得花功夫斟酌何谓 exile,因为英文里有好几个语意相近但侧重点不同的词;之后才开始写戯肉–四千年的人类流亡史,以及近世主要西方国家对待流亡人士的态度和政策。四百页的书要讲那么多的事太困难,但我读之有不少得着。

英国这样收难民…

原来,英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流亡者的最佳避难所。“历史上不止一次,英国先是欢迎了一个废君,没过几年又欢迎一批早前把那君废了的政客。”作者此话不假。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第三次流亡之所就是英国,而且一待就逾三十年,尽管老马的夥伴恩格斯已经出版了他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把该国形容得像人间地狱。老马百年之后归葬,也选择英国。过不久,马思想发扬光大,导致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大量反共逃亡者离开匈国。接收国呢?还是英国。

二战期间,英国收容了最大一批敌对国德国难民,安置在伦敦西北几个区,以致当地流传不少笑话:“Hampstead和 Golders Green是希特拉的最后领土要求”;“在那里的公寓栋外面大叫一声 Herr Doktor,每个窗口都马上打开且有头探出回应”;如此等等。二战之后,你说它假慈悲也好、罪恶感也好,狭小的英国收容了超过一百万名它的前殖民地主要是印巴的难民,以及十多万名大战期间先是被苏联俘虏然后又被斯大林一脚踢走的波兰杂牌军;其他国家掟给它一小撮一小撮的难民更不计其数。

我读此节之后,回想英国当年的 BN(O)政策不那么宽松,也就多了一份瞭解;论悲惨,当时其他国家的政经难民比香港人惨得多者多的是。反观咱们祖国,一面推动“留港不留人”,一面大骂英国没安好心要放宽BN(O)移民;那直头是要把“不聼话”的香港人往死里整、往海里丢,真是何其性之忍耶!

六桶冷水的灵感

Tabori的书讲历史也讲笑话,比较感性。相比,台拉维夫大学管治学院院长 Yossi Shain89年写的 The Frontier of Loyalty– Political Exiles in the Age of the Nation State就比较分析性,但因为罗列很多重要事实,故绝非枯燥无味,特别是对现在进行式的流亡者而言。我前文那“六桶冷水”,灵感一半来自本书;例如,本书详述流亡团体之间抢大台争正统引起的运动内部分裂,期期以为不可。此外,作者深入讨论了好几个关键议题:流亡人与海外社群(流亡人通常只占播迁社群的极少数,得到后者的支持,才可得到海外认受,弥补本土认受的渐失或过时)

流亡翼和本土翼的关系(有合作也有竞争,处理不好在事成之后很麻烦)

流亡人的国际认可(命悬一线就靠它,寄人篱下很辛苦,要检点还要高EQ)

出走国和接受国打仗怎办(列强攻俄,流亡者列宁反对参战卫国,里外不是人)

帝国追击(天涯海角你都大锅,逃亡罪加一等,随时皇天殛杀,坐监安全啲)

如此贴切时代需要的话题,香港的流亡者和他们的支持者们恐怕很快会人手一本。

美国:前之亲墨派、今之亲华派

最后介绍 Peter I. Rose编的论文集 The Dispossessed- An Anatomy of Exile。Rose是美国顶级学院之一的 Smith College社会学教授,该校在二战时全力支援犹太流亡人,成为佳话。本书其中一章讲义大利反墨索里尼流亡人在美经验,其事与今天海外环境相对应,香港流亡人须充分戒惧。起先,那些流亡人到了美国以为很安全,怎料美国有很多支持墨索里尼的蛋头,哈佛、耶鲁、哥大,都处都有,傅高义之道从来不孤。但更要命的是义大利移民社群–以纽约 Little Italy最大,其侨领全部超爱祖国拥老墨,直到义大利与德国结盟、美国参战,那些侨领才“忽然亲美”反法西斯反老墨,美国国务院却倚重他们,恭听他们的意见以便对付义大利,不仅令流亡者大失所望,还导致他们之间的分裂!

有社运人会问,提起政权迫人流亡就火起千丈怒发冲冠,恨不得把特黑打个稀巴烂,怎么还有心情翻故纸堆?那种怨愤我瞭解,不过,越是需要行动,也就越需要知识和知讯的指引。我希望大家能够分一点时间冷静閲读,鉴别哪些资讯是有用的和重要的,共同建构、分享适切香港人的流亡学问。

(完)

来源:练乙铮 流亡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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