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官的国际政治侏儒症 — 论香港政府的国师芝加哥学派(五十)
惩教署拒绝正在还押的胡志伟外出奔丧,虽被高院推翻决定,但再次暴露港官在新常态下,政治习性与行为,舍宽容而取严苛,宁枉毋纵,合乎人道/人情与否,属其次。
公务员的通才训练,适用于稳定的时局。反修例抗争带来翻天巨变,美国实行围堵中国政策,香港由过往食两家茶礼,逆转成两面不讨好的夹心人。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保持香港的独特性,继续贡献国家,贡献世界,明晰的理念、对实况之掌握与高超的执行力,缺一不可。无奈行政官僚的历练,依本子办事有余,随机应变不足,更别说拿捏进退间之分寸,下一些看似不紧随中央路线的政治决定,利用权限留转寰余地,兼顾港人及中共的长线利益。
博表现的港官,甚至会维稳压倒一切,自动波加辣,以收拾提出问题的人作为解决管治难题的主要手段。部门首长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僵化演绎和执行上头命令,像空降署长李百全党同伐异,清洗港台,阉割《铿锵集》等节目,以表现自己的忠诚和能力。(有关港台应如何变革,在港人及中共二者间取利益之平衡,笔者在〈港台变官媒弊大于利〉已剖析过,不赘)
没有危机意识及超前部署的政府。
港官欠国际视野,过去多年,只运用王于渐、雷鼎鸣等国师“放任/市场经济”那一套论述来理解世界。所谓国际视野,由高官、商贾到大学高层,都着重增强竞争力,以提高外国市场的生意额、占有率及盈利为本。除了简单低税制的神话(“地产税”的巨大社会成本倒是不会提),还有一种流行说法:“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连向富人征更重的税,都是禁忌,是有损经济发展的干预市场行为(若香港像阿根廷那样征富人税 — 用于抗疫开支,包括医疗、补贴小企业 — 香港的芝加哥学派学者马上便会帮“苦主”发声,批评有关政策吓跑投资者,搞社会主义大镬饭),其他更不用说。
谁知现实世界并不能如此简单二分,过去二十余载韩国建立全球化娱乐王国,便有赖政府的文化产业政策配合(笔者着重持份者为本的策略规划,并非鼓吹“大政府万能”)。而香港“进军”世界是怎样子的?各家自扫门前雪,生产力促进局连自己的生产力也促进不到;旅发局呢,最叻登广告宣传香港,当然少不了贸发局带团往外地参展和考察,饮饮食食,但妳/你何时听过政府用货真价实的研究报告作蓝本(当然不是指王于渐做顾问的团结香港基金那些),认真公开咨询,听取各界意见,解构管治危机,再寻觅对症下药的方案和社会共识?仅有的一次,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哈佛报告书”,但据专家小组的萧庆伦教授所言,他们的医疗改革报告,得不到本地大企业的支持而遭否决。
当下国际形势险恶非常,对政府管治能力的要求便更高。港官和忠废们,患有国际政治侏儒症,无法弄得清香港的新时代定位和需要,只会打“背靠祖国”、“融入大湾区”这些牌 — 即是毋需用脑,或根本无脑可用。其实就算你讲融合 — 早在七、八十年代已开始 — 都有很多模式和可能性,但政府连像样一点的说法都欠奉,什么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反应较预期好,林郑便马上扑出来领功,但这些职位究竟有几多是各大机构畀面中央而故意开设?可持续性如何?跟当年搞数码港、科学园的下场有几大分别?
林郑政治挂帅,抗疫无章法,经济民生上,重视商家利益多于正在挨苦的市民 — 连建制派的谢伟俊也批评政府一言堂 — 大众信心尽失,对社会整体的伤害还未全部浮现,早晚再一次打击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若管治再有重大失误,害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到时林郑妳如何向习近平交代?
香港尚有特别的战略价值和地位
澳洲总理莫里森不久前表示,若中国武力犯台,澳方将“履行支援美国及印太地区盟友的协议”。但与此同时,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官坎贝尔,向国际社会传达另一种信息。他说,美方不会承诺,若北京动武,美国会协防台湾。他亦反对改变美方的“战略模糊”台海政策,认为维护现状最符合中美双方利益。
另一方面,G7 严重关注中国侵蚀香港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欧盟就暂停推动《中欧投资协定》;此外,中国和澳洲的关系趋紧张,澳洲政府取消与中国签署的带路倡议及谅解备忘录,中国便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这等剑拔弩张、对抗好像随时会升级的国际局势,在美苏冷战结束后并不常见。
中国改革开放,香港食住条水,捞到盘满钵满,港府国师趁势把经济畅旺归因于放任商家政策,演变成管治阶层的教条思想。港官要争取商界支持,乐于配合,慢慢养成无知又自大的性格,林郑便是当中佼佼者。旧日已离地,在新常态之下,就更加不会明白香港的独特战略价值所在。除了融资功能,香港还有条件帮中国提升软实力,作为对冲战狼外交负面影响的后著。文化央企怎样和香港的民间社会辩证地互动 — 是硬洗脑方式抑或主力培养“胜利球迷”— 对内对外牵连甚广,并非促成全面民心回归,把安全系数推至最高,便化解所有管治难题。
从中国对冬奥高度重视,不难看出中共高层非常渴望赢得国际社会尊重。再者,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早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透露了玄机:由于跨境支付有很多关乎其他央行货币主权的问题未解决,数字人币先集中发展国内的零售系统,做好升级换代。与此同时,央行副行长李波表示,BitCoin 是“加密资产”和“投资选项”,会研究加强监管,似有意修改过往全面封杀的官方立场。如果数字人币发展进度理想,中国便缺乏藉 BitCoin 减低被制裁风险的诱因。是故有理由相信,在可见的未来,中共仍无法靠数字化技术绕过美元全球结算体系 SWIFT。香港作为中国获取外汇最重要的窗口,其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不会太快消失。
在中美夹缝之间,香港的管治者自然有责任保护和善用其特别的战略价值,这才合乎习近平的最高利益。欧盟驻华大使 Nicolas Chapuis 7 日对传媒表示,《中欧投资协定》前景不是那么黯然,但有必要为欧洲议会营造“政治空间”来通过有关协定。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主任 Thomas Gnocchi 则指,香港在欧中关系中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形容他在国安法生效后抵港履新,看到“相当消极的发展”。所谓“政治空间”,明眼人都知道是什么。欧盟重视民主、自由和人权,但同时希望和中国做生意,中间如何拿揑分寸,取得平衡,是一盘多方参与、互相影响和拉扯的棋。中美斗法就更加是这样子。香港有了国安法,政治自由和空间全面收窄,但用什么速度,有几大程度,最终去到什么地步,涉及复杂的政治计算和操作,加上地缘政治因素环环相扣,不同的着力点会辐射出不同后果。
港府高层及负责香港事务的中国官员,理应明白政治吊诡而飘忽的性质,要有大局观 — 港府最初要求外佣强制打针,引来菲律宾外长质疑有歧视成份;另一方面,林郑又计划限制查册,多个专业界别和外国商会大力反对,担心“鼓励别人洗黑钱、鼓励腐败以及欺诈行为”。假如林郑有综观全局的视野和智慧,便不会一股脑儿表忠和跑数交人头。把港台杀死,全速帮香港熄灯,只会加快扼杀 Nicolas Chapuis 口中的“政治空间”,重蹈修订逃犯条例时的重大错误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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