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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谁曾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谁才是真正的总设计师?
再见吧，妈妈
军号已吹响
钢枪已擦亮
行装已背好
部队要出发
你不要悄悄地流泪
你不要把儿牵挂
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
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
这是李双江演唱的一首歌曲《再见吧，妈妈》，反映1979年2月，已是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的邓小平调遣20余万中共军队入侵越南的情景，后来也把他自己唱成了将军。
可惜的是，很多战士没能回来，长眠在越南北部的山头。可怜无数年轻生命就这样白白充当了邓大人的炮灰。那场所谓的“对越自卫反击战”逐渐奠定了掌握军权的邓小平的地位。
昆明军区临阵易帅，邓小平让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对调职务。1979年1月7日中午，杨得志飞抵昆明上任，与王必成进行了工作交接。
国内，几大军区重新部署调防，看还有哪个军头不服的？
国外，也算是教训了一下越南？越共，你这小弟竟敢欺负柬共（红色高棉）小小弟，也不看看咱中共大佬的脸色？弹药粮草曾经都是大哥给的。
然而，保家卫国！好家伙，血拼下来的山头又丢回去了给人家。哎，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遗憾的是只有血，没有风采。老邓这玩的究竟是什么鬼把戏？邓小平这么一折腾最终给自己弄个军委主席干上了。90年代之后，曾经是“同志加兄弟”的中共与越共又重归于好。可怜那些中越战争老兵多年来艰难的维权路漫漫……尤其是动用维稳的警察来对付这些老兵们。面对这些曾经拿起真家伙跟敌人在战场上拼命的人，他们心里是什么滋味呢？
华国锋被迫离开中共权力核心
原来，那年头的台面上是风光明媚，意气风发；台底下却是暗流涌动，摩拳擦掌。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朋友啊请你干一杯
请你干一杯
胜利的十月永难忘
杯中洒满幸福泪
来来
华国锋，这位继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位中共领导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在1976年10月6日抓捕“四人帮”被称为“英明领袖”。而且，华国锋的画像曾经与毛泽东像并列悬挂，这首《祝酒歌》就是描述当时中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纷纷举杯畅饮的喜悦。
殊不知，随着邓小平挑起的中越战争，调兵遣将，从华国锋手中夺得军权，逐渐排挤华国峰而大权独揽，还有中共大佬陈云等人的发难，华的毛泽东式的领袖崇拜逐渐失去了光环。1981年6月，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
出生于1921年2月16日的华国锋，原名苏铸，字成九，山西交城人。他早年参加了抗日战争，并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等。中共篡政后担任湖南湘阴县、湘潭县县委书记，后升任湖南省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快速晋升，先后任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直至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毛泽东指定其为自己的接班人，并留下遗言“你办事，我放心”。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复出。近年来披露的一些材料证明事实恰好相反。华国锋从稳定大局出发，对邓小平复出采取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措施。
相反，当年从大寨大队支部书记一直当到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在邓小平复出前夕，曾多次对华国锋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众所周知，最后的结局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华国锋失势，“两个凡是”被否定，华国锋被迫离开中共权力核心。
直到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去世，新华网只是简短报导此消息。华国锋一直处于不被关注的境遇。
华国锋两大秘闻
华国锋有两大秘闻。一个是，他曾被香港《开放》杂志文章指是毛泽东长子。2002年12月26日，华国锋曾和毛的女儿李敏、李讷等人一同到毛的“纪念堂”，为毛做冥寿，所献花圈挽带上还写着“忠实的儿子国锋敬挽”的字样。
另一个是，华国锋早已退出了中共。早在2001年，日本《朝日新闻》就曝光了华国锋已退党的消息。据外电报导，当时胡锦涛为此还特意主持召开会议。在会上，华国锋坚决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说：“现在的共产党，和过去的国民党有什么区别？”
华国锋在退党声明里说：当年中共打着“反腐败、反专制”的口号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然而，中共执政50多年来，坚持一党独裁、压制人权、剥夺人民的自由、贪污腐败、滥用司法，比当年的国民党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
谁才是真正的总设计师
此时，如果有人还在猜想，华国锋是被逼退的，还是自愿退下来的，或许就没有太多现实意义。但有一点可以佐证的是，他有自知之明，另外在结束“文革”的同时，也想到了需要有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改革。不然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相对于“文革”时期的轻松环境。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流行的民谚“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便是例证。中国改革开放中真正在河里“摸石头” 是赵紫阳、万里等这样一批人，一步一步摸索出一条路子，才能形成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乃至于后来完成市场化转型那样一种势不可挡的大潮流来。
1975年底调到四川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比他的前任李井泉有一种比较灵活的做法，赵紫阳认为应该让农民自己做主，因地制宜，如果两茬种得好，为什么非种三茬不可？（“三三见九，不如二五得十。”）之前他在广东主管农业说过： “单干比不干好。” 后来研究四川农民的经验，先把“联产责任制”用在救命如救火的灾区，灾区大增产，再名正言顺把这种责任制介绍给非灾区。当然这一切的做法要等毛泽东死了才行。毛不死，谁想改革谁就是反革命。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18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了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惊动了当年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之前，他强调的是归还自留地，鼓励农民经营正当副业，等于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了绿灯。小岗村事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队长严宏昌执笔起草：“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这里所谓的干部是严宏昌以及副队长严俊昌、严立学。
在严宏昌的记忆里，小岗村民因为失去土地所有权而付出的直接代价是：“除1959年夏秋曾出现过旱情，其余年份均是风调雨顺。风调雨顺的1960年和1961年，当时已有34户、176口人的小岗生产队，就饿死69人，死绝6户，他跟着父母逃到了外地，回来才知道，小岗最后只剩下了10户、39人。”
万里深入农村微服私访，他目睹农民的贫困，忍不住热泪长流。他肯定了包干到户，把这种改革情况报到了中央。到了1981年，中共才同意了农民们的做法。这时凤阳县的大包干责任制，在进一步完善中迅速发展。其做法也很快被周围的村子学习，并从江淮两岸推广到全国。小岗村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时代典型。
同样地，城市改革起步于纯粹的“地摊经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浙江义乌的国际小商品城是非常着名的，可是在1978年—1979年，中国经济已经跌到了谷底，城市里没有私人经济，要想做一点小买卖，这种行为叫资本主义，属于犯罪，因此只有国营经济。后来南京的媒体人李军采访过义乌小商品城最早的几个创始人，他们说就靠找个地方摆个小摊，比如用卖鸡蛋的钱买回点柴米油盐，养活一家人。当地官员开始不同意，最后也于心不忍，允许摆摊以后，人们一年年地摆下去，就摆出了世界最大的义乌国际小商品城。
赵紫阳在调往四川任职之前，曾经在广东工作过一段时期。更早前是在河南省南阳地区工作。
70年代末，赵紫阳在四川进行农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探索工业改革，实施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其真正成为主体而释放出活力，赵的“四川经验”就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样板。
因此，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个总设计师的话，这位总设计师只能是赵紫阳，而绝不是邓小平。赵紫阳组建和领导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机构，曾为中国绘制出一幅经济与政治改革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的蓝图，这幅蓝图至今仍经得起中国现实的检验，其指明的道路仍是未来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
而邓小平所设计的是什么呢？颂扬邓小平的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人们所知道的只是粗劣的“黑猫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至于四项基本原则，那不是改革，那是为改革套上的锁链，是对改革的阻挡和扼杀。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董文华的一首歌《春天的故事》出台，只能这么说，中共的一些御用文人、影星和歌星歪曲事实，过度拔高邓小平，是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标志是创建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首创者是习仲勋而不是邓小平；最早支持给广东特殊政策在宝安县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是华国锋也不是邓小平。华国锋指示习仲勋：说干就干。邓小平说“杀出一条血路来”是接着华国锋的话而说的。
习仲勋首创经济特区，却没有参与特区的建设。甘冒风险、排除万难建设经济特区的，是1980年出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梁湘，和接替习仲勋出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
令国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深圳速度”“深圳经验”，都是梁湘主政深圳时创造的。讲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不能不讲深圳，讲深圳经济特区就不能不讲梁湘。但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电视剧中没有梁湘和任仲夷的踪影，就和没有了赵紫阳的踪影一样。梁湘也是因反对“六四”屠杀而被整肃，电视剧中杜撰了一位名叫夏默的人建设了经济特区，此人在剧中是邓小平的亲信，这是《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电视剧编导的一大创造。凡是他们要隐瞒、抹杀的历史人物，便虚拟一位身份不明的人代替，剧中的夏默和田志远便是。
那时的人们正在致力投身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当中，一部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的插曲《乡恋》在1979年底播出，歌曲表现了汉朝美女王昭君离别故乡时，对乡土的依依思恋之情：
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
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一股清新之风吹荡着人们束缚已久的心扉，但心里面忐忑不安。批评者指责它是“灰暗、颓废、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完全是毫无价值地模仿外来的流行歌曲”，将它说得一无是处。
但终究还是不敌那灯红酒绿、素有南风窗之称的香江的“靡靡之音”的攻势，这些卡式录音带录制的港台歌曲，是人们喜闻乐见、茶余饭后的谈资。虽说《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1987年底才实施，但是邓丽君的歌曲早已从海峡对岸飘进祖国大陆的千家万户。
请看下集：在那些“白天听老邓 晚上听小邓”的日子里
参考资料：
程凯：《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隐瞒了哪些史实》
张耀杰：《小岗村的邪与正》
《陈永贵力劝华国锋不要解放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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