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多次点名大宗商品涨价现象，但价格仍连创新高。中共国家发改委等五大政府部门联合出手，紧急约谈大宗商品行业大佬，维稳市场。分析认为，李克强喊话、北京约谈这两招，短期内可能都不管用。美国高盛集团表示，中国为控制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所做的努力可能是徒劳的，其已经失去了支配市场的能力。

*李克强赴浙江与企业家“站谈”大宗商品价格

中共政府网2021年5月25日报道，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24日在浙江宁波考察期间，与十几家制造业企业家“站谈”，仔细了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下游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研究分析对策。与李克强交谈的企业家直言，原材料上涨给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带来很大压力。

据中国大型投行中金公司研究报告，原材料涨价挤压下游利润。生产厂家在钢材、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之际，不得不提高价格。浙江一家制造防盗门企业向各地经销商发出口头通知，从5月15日起提高防盗门价格，涨幅数百元不等。

铁矿石、钢材、铜、铝等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已经迫使中共政府出手干预。
 
5月19日，李克强在国常会上提出，要重视大宗商品价格攀升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大宗商品供给，遏制其价格不合理上涨，努力防止向居民消费价格传导。这是李克强在一周内2次点名大宗商品涨价情况，他在5月12日的会议上，也要求做好市场调节，应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及其连带影响。

5月18日，中共发改委新闻发言人金贤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上游原材料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有利，但会导致中下游制造业经营成本上升，影响行业效益。

4月19日，中共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一段时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全球通胀升温，引起了各方面广泛关注。

4月9日，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部分专家及企业负责人谈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带来企业成本上升压力很大。李克强要求，加强原材料等市场调节，缓解企业成本压力。

4月8日，中共副总理刘鹤主持召开金融委会议，强调要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特别是关注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五大部门联合约谈大佬维稳市场

2021年5月23日上午，中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和证监会五大政府部门，约谈铁矿石、钢材、铜、铝等大宗商品重点企业高管。被约谈的这些企业在行业内都具有较强的市场影响力，钢铁工业协会、有色金属协会也参加了约谈。

中共国家发改委认为，近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既有国际传导因素，也存在过度投机炒作，扰乱正常产销循环，推动价格上涨。

当局警告这些企业“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捏造散播涨价信息，不得囤积居奇、哄抬价格”。并指出，下一步，有关监管部门将密切追踪监测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加强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市场联动监管，对垄断市场、哄抬价格等行为“零容忍”。

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的钢筋、热轧钢卷及铜的价格从年初到5月中旬飙升了30%以上，部分大宗商品价格连创新高，引发通货膨胀疑虑。

有分析认为，李克强喊话，北京约谈这两招，短期内可能都不管用。因为中共政府对西方国家实施经贸制裁，对大宗商品价格急速攀升，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北京似乎再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美国之音报导说，从2020年4月以来，中共为了报复澳大利亚，对澳洲出口中国的商品实施严厉制裁，其中有大麦、海鲜、木材、葡萄酒等普通商品，但也包括铁矿石、铜、煤炭等大宗商品。
 
然而，中共对这些大宗商品的需求很大，限制这些商品的进口在中国市场上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助长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美国花旗银行认为，目前许多大宗商品价格接近十年来的最高点，中共政府虽然不断发出警告，但除了对期货市场交易规则做一些调整，其它并没有多少动作。北京可能正在面临“政策选项所剩无几”的困境。

彭博社也指出，面对大宗商品涨价的冲击，未来一段时期的中国宏观政策可能陷入顾此失彼的两难抉择。

5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研究部主任吕进中在《中国金融》发表文章认为，从影响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上行显著推高企业生产成本，引发定价、接单和存货管理等行为的适应性调整；银行信用风险和合规风险上升。

文章认为，从中长期趋势看，大宗商品价格中长期上行态势或已成型。

*高盛集团：中国已失去控制大宗商品价格的能力

据新唐人报道，高盛集团全球大宗商品研究主管杰夫‧柯里（Jeffrey Currie）领导起草的一份说明称，发达经济体的反弹速度之快，尤其是美国，意味着中国不再是主导商品定价的边际购买者。

专家们分析，在中共政府对投机行为发出警告后，商品价格大幅下跌，而且鉴于铜和大豆等原材料仍然处于供应紧张的上升趋势，这是一个“明显的买入机会”。
 
高盛的专家随后抨击了最近一次中共指责投机者的事件，指出其“将价格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归咎于投机”的历史十分悠久。高盛称，北京的做法和华盛顿在2000年中期的做法极其相似，当无法理解是什么推动了价格的这种范式转移时，他们将其归咎于投机者。

此外，中国劳动力的成本分额正在下降。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向西方国家靠拢，但仍远低于西方。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劳动力的成本分额在全球范围内正不断下降，劳动力的成本分额也变为价格体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

由于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上仍有很大的竞争力，美国制造业不得不通过提高技术密集型生产部门的自动化和生产力来竞争，这也反过来为21世纪以来提高西方能源和材料的使用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这一点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美国分析师指出，美国制造业正在将商品价格的优势以美元的形式传递给终端消费者。美国公司这种较高的定价能力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商品价格的上涨。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宗商品不再以中国为中心。”分析家们说，美国定价能力更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大量的财政刺激措施，而中国却没有；此外，还有一些结构性因素促使了一种范式转移。中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从其低成本劳动力、全球贸易以及明显漠视温室气体排放对环境的影响中获益，这最终将导致其在岸利润率大幅降低。

（编辑：燕铭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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