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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病毒泄漏论为何“政治正确”了？美作家提11大问题
【希望之声2021年6月1日】（希望之声记者凌浩综合编译）美国作家温加滕（Ben Weingarten）周一（5月31日）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说，现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病毒的说法成为了“政治正确”，他因此对拜登政府就此问题的立场突然改变提出了11大疑问。不过他认为，无论怎样，美国都应该追究中共在瘟疫大流行上的责任，不能让其逍遥法外。
温加滕的文章翻译如下：
我们的统治阶级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中共冠状病毒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WIV）泄漏的说法终于从阴谋论变成可信的了，而这一说法一直以来都是有道理的。
究竟什么发生了变化？
这一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多少新证据能够导致这种地震式的转变，这是自通俄门以来最糟糕的事件。
我们早就知道，中国共产党从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天就竭尽所能地阻止对疫情起源进行调查——封锁、禁声和混淆是非，然后在世人痛苦时疯狂地利用瘟疫谋利。
长期以来我们就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从事基于蝙蝠的冠状病毒研究，并从事危险的功能增益实验。
至少在5个月前我们就知道了，当时由川普（特朗普）领导的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情况说明书，有证据表明，有几位武汉研究人员在2019年秋季病倒，这是发生在首例确诊的COVID-19（中共病毒）病例之前，“其症状与COVID-19和常见的季节性疾病一致”。
主要的变化似乎是着名的科学家和科学记者开始挑战其同行的集体思维，更多的报导进一步证实了他们支持的实验室泄漏论点的合理性，拜登政府似乎刚从对中共主导的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麻木不仁和尊重中醒悟了，要求情报机构对瘟疫起源进行为期90天的审查。在此之前，由川普政府国务院领导的对实验室泄漏的调查刚被拜登撤销。
未能认真考虑实验室泄漏之说的问题之所以特别严重，是因为这是政治阶层、科学界和媒体的失职。政治阶层本应扞卫我们的国家利益；非政治性的科学界本应充分地检验实验室泄漏之说；而媒体拒绝承认实验室泄漏之说，是因为川普总统、国务卿蓬佩奥和参议员科顿（Tom Cotton）等人都如此说。
这也可能与选举有关。
实际上，使这一失败更为荒唐的是，我们的统治阶级通过分散对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共对瘟疫大流行蔓延的罪责的关注来帮助中共。自瘟疫大流行以来，北京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因为该政权与这场全球性灾难的联系越紧密，其霸权野心的风险就越大。
现在实验室泄漏之说已被认为是政治正确，对这个传奇之事有11个问题需要问及。
•在缺乏新证据的情况下，过去1个月中发生了什么变化，突然使实验室泄漏之说变得可信？川普总统已经卸任了几个月，所以这不再是将曾经的阴谋论作为反对他的政府的政治工具。我们是否真的相信有些杰出人士与其他杰出人士的观点不同，从而导致大坝的最终破裂？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对此感到好奇，而只是将其归因于集体思维的破裂？我们现在看到有报导说，有证据表明COVID-19实际上是人为的。我们以前是否知道这些证据？如果这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科学和新闻的不当行为，那么有高官辞职吗？
•拜登政府下令情报机构对冠状病毒的起源进行90天的审查，我们的情报和分析人员究竟希望在未来90天内找到哪些未知信息？我们不应该假设直接证据已经被长期掩埋了吗？考虑到中共对爆料人可能的威胁，我们对找出真相的能力是否有信心？
•考虑到我们的间谍网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就被瓦解了，此外，我们的领导人在历史上一向对中共的能力和企图判断错误，美国人为什么要对情报机构对中国的情报充满信心？
•在拜登政府要求进行为期90天的审查后，国家情报局长办公室对当前对瘟疫大流行起源的看法发表了什么声明？为什么在进行审查之前不保持沉默呢？
•即使找到了直接证据，即使我们的情报机构有能力找到它们，为什么美国人有信心我们会得到真实的报告呢？情报机构被赋予了调查与2020年选举相关的外国干预的责任。当情报机构的分析监察员对其分析进行独立审查时，他发现情报官员将他们的工作政治化。他们给中共和俄罗斯以不同的待遇。
•我们的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我们的税款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包括功能增益研究，并可能涉及中共的军事项目？如果这些联系被充分披露，我们的政府是否会掩盖相关信息？有人会为此付出代价吗？
•对实验室泄漏说法的可能性，拜登政府知道什么，以及何时知道的？可以推测，他拥有川普政府在1月20日所有的信息和情报，那么为什么现在才行动呢？
•拜登政府为何废除了川普政府国务院领导的对实验室泄漏的调查？全部真相是什么？
•知道世卫组织被中共控制，拜登政府为何几乎无条件地立即重新加入了世卫组织，用纳税人的钱为它提供了数亿美元，并让其对病毒的起源进行了所谓的调查？显而易见的是，这变成了中共精心策划的假话。
•如果拜登政府得出结论，冠状病毒是从武汉实验室泄漏出来的，他是否会对中共的谎言、欺骗以及利用瘟疫谋利的残酷行为进行惩罚？
•拜登是否曾就上述任何方面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挑战？
2020年4月，我在《美国伟大》（American Greatnes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冠状病毒大流行称为“天安门测试”。
测试如下：
由于中共在冠状病毒传播中的独特作用，及其相关的威胁性行为，导致了生命和财产无法估量的损失，我们将要求赔偿，还是让该政权逍遥法外，鼓励其行为，有罪不罚，甚至更肆无忌惮地追求霸权？
1989年，当我们看到“坦克人”的形象时，我们所做的事情甚至比拒绝他更糟。我们对中共屠杀民主示威者的迅速反应是无耻的。最终，通过将其融合到全球经济、金融和地缘政治体系中，我们进一步拥抱了共产政权，有效地奖励了它所干的坏事。
这次，美国人和全世界人民都成为了中共恶性行为的受害者。这次考验的失败是我们不能承受的。
我们必须动用一切国家力量来追究中共的责任，否则中共会相信它可以走得更远，并实现取代美国和统治美国的企图。
这将牺牲众多美国人的生命，摧毁美国大量的财富，最糟糕的是，将把美国推向牺牲自由的深渊，而它却不必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这些是当今自由世界面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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