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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之死.3】由最佳辩论员、踏足政治到流亡海外 张昆阳:时代愈坏,愈要坚持用文明说服人

2021年06月03日 22:00 PDF版 分享转发

本文为【辩论之死】专题第三篇,先阅读首篇:被消失的敏感辩题 —“不再是理想家园” 国安法下,辩论比赛还能谈什么?及第二篇:两代辩员的妥协与坚持 — 国安法下,辩论比赛自设红线是无可避免?

8 年前站在辩论台上的小子,如今流亡他方。

视像会议中,阳声音依旧铿锵,双手不停挥动,跟当年作赛姿态没什么两样。

说起辩论员,提起梁晃维(香港大学大学堂辩论队)、张可森(浸会大学辩论队)、刘颕匡(中文大学善衡书院辩论队)、罗冠聪(中学、岭南大学辩论队)、孙晓岚(中学辩论队),他也不禁反问:“系㖞,点解咁多(从政)人打辩论?”或是辩论令人“误入歧途”,也或是时代使然。

时为 2021 年,辩论题目被阉割、学生被禁声、赛会与学校自我审查;以上被点名的昔日辩论人才,不是还押、流亡,就是正身负暴动控罪。

香港还有辩论的空间吗?

 “愈是时代坏,愈是多人觉得恍然,愈需要有人坚持讲真话,需要有人坚持用文明说服人。” 张昆阳如是说。

很多昔日辩论人才,不是还押、流亡,就是正身负暴动罪;张昆阳是其中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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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辩论员 

时间回到 2013 年。

张昆阳身穿传统男校校服、头发轻轻盖过眼睛,接过奖杯一刻,台上的十多个黄毛小子喜极而泣;台下的评判包括建制元老曾钰成,也包括政治学者马岳。

那场辩论比赛,他的队伍得到冠军,他获选最佳辩论员。

题目是“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最佳模式”,张昆阳抽到正方,而刚好当时他笃信这个立场。

那时的他也许带点傲气,赛后在 Facebook 发布很多相片,也写了一大篇感言。现在回想,张昆阳觉得既可笑又可悲。

2013 年的一场辩论比赛,他的队伍得到冠军,他获选最佳辩论员;题目是“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最佳模式”,他是正方。

“那时我真心觉得一国两制就系最好模式,我们的打法是如果香港没有一国两制、变到中国咁,咁咪玩完。那时觉得一国两制是有效区分河水不犯井水的武器,令香港可以唔洗咁快变成中国。”

除了一国两制,没有更好的选择—很多香港人当时如此相信。有人或乐观认定民主政制可“循序渐进”,也认定一国两制没有被摧毁的原因。

当中也包括张昆阳。

直至 2014 年秋,2016 年春,还有 2019 年夏。

“它(一国两制)是一个予取予携的无掩鸡笼,她()想俾你有时候就有,没有时就没有。我们都知道由上而下赋予的自由是可以随时被收回,这不是内在的自由。”

立场新闻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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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昔日作赛亲自辩证过、真心相信过的立场,时日洗练后,未必继续站在同一方。

“辩论是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2013 年,张昆阳曾经在决赛台上如是说。

辩论比赛设正反两方,辩论员总会遇到不是真心相信的站方。但要在辩论比赛中获胜,辩论员要先说服自己,再尝试说服评判与观众。

“辩论世界就是要你想:我要赢,但如何说服自己、说服人,又不太泯灭良心?”

张昆阳学懂设身处地思考,也迷上“沙盘推演”,会不断猜度对手的论点,建立自己的反驳理据,如是者一直反复思量。

他将准备辩论比喻为全神贯注看电影,教人忘却其他所有事;对上一次有如此贯注之感,是去年的民主派初选论坛。

辩论让张昆阳看见自己,也看见世界原来很大,甚至教人打破禁忌。

只要辩题尺度够大,可以冲破很多不能讨论的东西:近至讨论“谭仔比谭仔三哥好吃”的生活琐事,远至探讨“英国脱欧”、“美国枪权”的国际大事。

而这种辩论的精神,不止于比赛场上;在社会是,世界如是。

“你做记者、我从政,但对于求真或思辩的精神是不变。带着过往辩论的训练和经验,面对社会不同议题,你会本能地问:‘是否权威就一定啱?’”

这是辩论给他的觉悟。

他将准备辩论比喻为全神贯注看电影,教人忘却其他所有事;对上一次有如此贯注之感,是去年的民主派初选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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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启蒙 也是 comfort zone

“辩论对我是否一种政治启蒙?一定是,对我不同人生阶段有不同意义。”

但张昆阳从没想过从政,他只想投身学术。原本,他在浸大主修中国研究。

他不太认同部分本土派主张“河水不犯井水”、抗拒认识中国,他说如果要“赢”,先要熟悉对手,“如果不了解这个庞然国家体系、不了解共产党手段,是好难想到反制方法对抗。”

2012 年,读中五的张昆阳投身学界“反国教关注组”;2014 年,读大一的张昆阳与其他大学生一样,投身雨伞运动,再加入浸大学生会。

然而学运途中,他却发现自己讨厌“政治的勾心斗角”,更不喜欢“懒惰的语言伪术”,认为政治只需要表面的“soundbite”和应对传媒技巧,毫无意义。

他喜欢理性如辩论:在过程中不断钻研、不断寻找资料、也尝试找答案。

但后伞运的香港,不鼓励思考,更多是情绪主导的攻击、批斗,或老套地说:对立。

“当时的氛围两极、不能沟通、标签化,你不是本土派就一定是左胶,你是本土派就一定是右翼法西斯。咁你点样辩论呢?”

当时社会不认同勇武抗争、不支持鱼蛋革命,“觉得掉砖就一定系鬼”;当时社会又认为支联会六四悼念、建设民主中国是不能质疑的信念。

2015 年,张昆阳因表态不参与支联会六四晚会,被网民指控“系鬼”,也有指“张昆阳个名一听就知系大陆名”。当时他在任的浸大学生会,由于不满支联会的“建设民主中国”纲领,反对学联出席当年的支联会活动,有泛民人士对此表示遗憾。

但假如“应该去支联会六四”是一道辩论题目,“就算你抽到的站方是不应,但正方不会攻击反方说‘你呢啲就系鬼啦’。”可惜,现实社会尽是这些论调。

作为打辩论出身的人,张昆阳曾感到无法与社会沟通。两年后,他转到港大读书,决定找回自己的“comfort zone”,再不停参赛、不停打辩论。

“(辩论)对我来说是找回一个旧地方,在 2015、16 年气氛高压,不鼓励思考或讨论下,继续有一个容许我思考、容许我疯狂地讨论的领域。”

入读浸大两年后,他转到港大读书,决定找回自己的“comfort zone”,再不停参赛、不停打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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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说话的代价

但时代使然,张昆阳终究还是踏上政治征途。

2019 年,11 所大专院校学生会成立“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希望透过民间外交方式,让国际关注“反修例运动”,张昆阳为代表团发言人,他的名字崭露头角。

辩论对他而言,不再只是政治启蒙和“Comfort zone”,而是走出国际的能力。

“有时要写 policy paper 让外国智库了解香港、解释香港情况,都要透过辩论累积。有时出席外国论坛,要与意见不同的学者、或与歌颂中国的人讨论、对话,辩论从来没有离开过。”

2020 年 6 月, 他宣布参与民主派初选。

“你会见到好多打辩论的人最后都投身政治,无论梁丽帼、孙晓岚、Fergus(梁晃维)又是、张可森也是、刘颕匡也是,罗冠聪都有打辩论。” 

凑巧如此,张昆阳说:“是关联,不是因果。”

一年后,这堆年轻的名字四散流离。

2020 年 5 月 22 日,香港众志于红磡摆街站,呼吁市民关注“港版国安法”。张昆阳、何桂蓝等民主派初选参选人亦有参与。

“打辩论的人有一种使命感,觉得对的事就是对,错的事就是错。你如果觉得我错,你要用文明去说服我,我都会尝试去说服你。”

时代很坏,需要人辨别是非黑白、用文明说话。走出辩论场,将辩论精神带到更大的战场,这是辩论员的使命。 2021 的今天,张昆阳仍然如此相信。

“愈是时代坏,愈是多人觉得恍然,愈需要有人坚持讲真话,愈需要有人坚持用文明的方法去说服人。”

然而后国安法时代,红线处处;一夜间,被视为政治敏感的辩论题目消失,辩论的意义是否同样消失?张昆阳用力摇头。

“一句‘冇意义’,会压死好多有心为行业贡献的人,会扼杀好多想打辩论的小朋友。辩论的空间愈来愈细,你仍然想去开拓,佢嘅意义咪愈来愈大。”

辩论教张昆阳求真,最终他走上政治道路,用文明说话。但看来“代价”沉重:何日能重返最珍视之地?他不知道。

后悔吗?“一定唔会。我觉得打辩论一定系我人生做得最正确的其中一个决定。”

漂泊大半年,奖杯、奖牌带不走,但他口袋中仍然放著 2017 年出战大专辩论赛用的卡片。

张昆阳

文/莫泳浵

摄/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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