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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反送中两周年 — 接不住孩子的遗憾
人们时常说 2019 之后是“低潮”。其实 2019 之前，我们都认为是低潮。低潮的源头可以推到 2016、2014 甚至更早。2014 占领运动是由于“一国两制白皮书”决定了政改的筛选机制。那时上个世代的香港人发出声音：“民主回归”的期待遭否决，但由于是唯一默认路线，就算连占领行动都计算入去，表面上香港还是陷入失语。
2014 至 2016年之间，时间渐渐由年轻一辈推进，反映在 16 年立法会选举的很多新候选人，再加上第一次动用取消议员资格，最终结果也是非建制派“新陈代谢”。虽然在行政主导之下，议会的新人们最终又是大多数被政权踢出去，但议会战线的“失败”结果又进一步影响了整体香港人的民情和局势研判。
2014、2016 年之后，不同版块的民众相继失望和绝望。首先出局的首先面对真实，也就是当政治机制不再开放，不能再用议席来养政党的时候，该怎样做？那几年人们最马死落地行的判断，就是放弃议会赏金一途，所有事情自负盈亏，要去打工的，还是要去打工。2014 年之前制度开放，人们开玩笑选举是去做赏金猎人。现在回望，1997-2014，就是收获较容易的阶段，或者说是制度较公道，进入政治可以获得好处，一不小心就会名成利就；2014 年之后，风险逐渐增加，由“激进派”扫到“温和派”，进入只有牺牲和奉献的阶段。
究竟政府要修订《逃犯条例》的初衷是什么，现阶段仍没有真相，但香港人面对《逃犯条例》的反应，无疑比起以前政改、水货问题、中港融合工程等等来得大范围而激烈。事后孔明，这当然容易解释：香港人一向没有双普选，没有仍然可以习惯，但如果你拿去他的自由，那就是他认为自己一直有的，现在突然没有，反应当然不一样。
而且 2019 年更是之前几年累积下来的结果，在立法会里面曾经出现的标语 —“是你教我和平游行没用”，究竟是由于前几年社会对人民的身教，还是由于6 月 9 日百万人大游行之后，我们听见政府如常发出新闻稿说《逃犯条例》修订工作会如期进行？
虽然如此，但在 6 月 9 日晚上之前，纵然一直乐观其成，但同时亦不感乐观，因为类似事件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习得无力感让人未见到失败，已经见到失败的 dejavu。高铁通过、普选无望、你支持的议员被强行 DQ、你的朋友因 2014 或 2016 被监禁……在那一晚之前，任何人都有充足理由“不看好”，甚至游行或者当晚留在立法会的那些人，也未必看好，不过同时也有人尽做。一些尽做的人，后来也感染了其他人，大家都尽做。
当晚有人留在路上呼吁其他人不要走，“走就会完”。他们活于现在，甚至活于未来。活于过去的人，反而较难接受“现在”已经来临。当你认为事情永远不能改变，事情就可能超出预期的改变。历史感可以是熟悉也是异形，这些真是 2017 年时高叫曾俊华是民主之父的香港人吗？是同一班人吗？可能是，他们在两三年间的改变，可说是神迹。
在那无光之夜，不管你是支持还是反对修例、认为要用什么手段，暴风已经酝酿完成，最后都会吹拂所有立场。如果见过当晚的情况，你就会发现，当时的政治节奏其实就由他们掌握，不是其他在建制或者国际上更有话语权的人。
于是那几个月香港形势就很吊诡。开明派和特区政府对形势都使不上力。曾经有人谈论过“特赦”，但最后当然不了了之。可能是政府内部一轮 brain storm 之后，会发现就算破天荒特赦，也叫不停当时的街头冲突，因为抗争者不是一个团体，政府也跟他们没有联系。另一方面一些泛民议员也劝阻攻入立法会的人，但同样无效果。可能示威者自己也会盘算，一旦有特赦政策，就算全香港所有人都停下来，特区政府一有喘息之机，就会固态复萌，继续鼓足干劲推动不受欢迎政策。这个位，始终解不开。那一晚之后，人们再无法阻止时间奔流。
双方都可能沙盘推演过，但双方都不了了之。特区也好像搞过一些听取年青人意见的闭门会议，但看来也效力不彰，而且“年青人爱做运动”其实都是 stereotype，中年和老年都如此，甚至更爱做。
从几十年的历史跨度来说，19 年是中国和香港菁英接触和组织机制，在几十年之后逐渐散功的临界点。散到有事的时候，没有德高望重的长老叫停。1989 年仍有司徒华可以震臂一呼“叫停”全港大游行，不给中国添烦添乱，当时使用的理由也是“街上有鬼”。司徒华和香港人的最后冲突，可能是抱持支持政改的立场，于维园与反对者驳火 (阿猪阿狗论) ，之后香港就没有国士无双，形势迅速发展。2014 之后抱持保守亲中立场的民主人士，都无法再说服民意 — 虽然他们未必会承认当年城下之盟未尽如人意；虽然菁英骨架废弛之始，亦可以追到 2010 年代之初。
在 2019 年甚至更早，本质的保守派凭著社会本能感知到抗议继续下去会危害自己，但《逃犯条例》争议在全港上空投下的阴影，同样恐怖，可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终于还是接受了早过 2019 年出现的庶民伦理：不认同，可以默默走开，但不应割席。不割席意识，改变了整个 2010 年代的历史循环。
近日临近 6 月 9 号前后，很多网友发回顾帖文，有人自问自答，是否有感觉后悔？如果知道这一切，不如静待那一晚结束，让《逃犯条例》通过？很多人都认为冇得后悔，因为当日不断推进的不是自己，而是特区政府。而且香港很多转变的源头，在 2010 年代初已经在中国萌生，其实跟香港人怎样反应相关甚微，2016 年都是这样评价旺角事件。
而且 2019 年已经有人命伤亡。当年 6 月尾自己去了粉岭嘉福邨的一个烛光会，那里也有人。当时没有细想事件背后的意义，但也不是抱着悼念心态，单纯是想记得别人更大的绝望。好不容易香港改变了，他们却如此早夭。
很久以前在港台某个谈话节目谈到，自己想在这里活着和直至死。后来收到一个已移英的朋友问，你觉得香港还能“摆”那么久吗？我有点语塞，因为确实是不抱希望，难抱希望。就像从 2010 年代到今天，香港都没有多成功。确实也不是因为香港平日有多可爱。每天起来都要面对她，在恐惧下装作若无其事，也不是轻松。对那问题，实在也是答不出什么面面俱圆的好答案。
香港是一个婴儿不断掉下来的悬崖，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接着他们，也接不著自己。每天要做什么？每天总是问自己。也许最含糊的讲法，就是努力让香港成为一个婴儿掉下有人能够接住的地方。你亲眼见过耶稣复活，是幸运也是不幸，之后就要面临一个棘手的人生问题：你见过之后要做什么？要怎样过？继续打鱼，还是做其他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