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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袁红冰：中国的维权运动和当代中国民主大革命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八日 根据讲座录音整理）
一、在维权运动上所进行的激烈的思想交锋
一、在维权运动上所进行的激烈的思想交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共暴政将北京学生和市民的民主运动淹没在血泊中之后，中国的民主运动进入了低潮。但是经过十年，以各阶层民众的维权运动作为主要内容的民间反抗，再次掀起中国民主运动的高潮。中国各阶层民众的维权运动之所以能够兴起，实际上是中共暴政政治腐败、社会腐败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共暴政黑手党化的必然结果。
从上个世纪末一直到今天，中国各阶层民众的维权抗暴运动风起云涌，越来越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存在。围绕中国的维权抗暴运动，也开始了极其激烈的思想交锋。这种思想交锋，在二零零六年以高智晟律师为象征的“中国维权抗暴绝食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激烈。二零零六年，高智晟先生几乎是以一个人，勇敢地向整个中共暴政进行挑战；几乎是以一个人，向由几百万军队，几百万警察，几百万官员，其中还包括多如牛毛的御用文人所组成的中共暴政，发起毫不妥协的挑战，从而使中国的维权抗暴运动进入一个高潮时期。
就在上述背景之下，由一些伪类们——所谓“伪类”，就是伪自由知识分子、伪维权律师、伪基督徒——所组成的一个中共暴政的思想走狗群体，开始对维权运动进行精神和理论上的限制。他们总的目的，就是想把中国各阶层民众的维权抗暴运动，限制在中共暴政的政治和法律的秩序之内，使之成为中共暴政的政治、法律中的一个过程，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制造了一系列理论。
他们的第一个理论是：所谓“维权”，维护的是中共暴政的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他们的第二个理论是：维护这种中共暴政的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当然要按照中共暴政的法律程序来进行，也就是要遵守中共暴政的法律；他们的第三个理论是：维权活动不能形成社会运动，而只能进行所谓的“个案推进”，由少数的维权律师为主体来进行；他们的第四个理论是：维权活动不能够政治化，必须和民主政治的诉求分开。
伪类们通过这四个理论，对高智晟进行了极其激烈的思想攻击。以至于高智晟被中共暴政逮捕之后，他们的攻击和污蔑也没有停止。
针对伪类们提出的上述理论，我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首先我们提出，中国各阶层民众所维护的权利，并不是中共暴政的法律所赋予的所谓权利，而是人生来就具有的基本人权。明确这一点极其重要，这是对中共的法律的本质的认识。早在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对法律作出一个基本的区分，即良法和恶法。良法才应该被尊重，被遵守；恶法则必须废止。按照现代法的精神，只有那些体现了主权在民原则的法律，才是良法。而中共暴政是以暴力和谎言来维护统治的政治黑手党，中共暴政的法律只代表中共特权阶层的专制意志，是一部专制恶法。正是由于中共专制恶法的存在，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才受到践踏。中共暴政建政半个多世纪以来，以它的法律的名义，犯下了无数的反人类罪行。当年，建政之初，屠杀已经放下武器的国民党人员，是按照他们所谓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来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中屠杀了那么多的“现行反革命”，也是按照他们当时的法律来进行的。现在，他们对于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迫害，对于基督徒的迫害，对异见人士的迫害，也都是基于他们所谓的法律。甚至他们的“六. 四”屠杀——动用几十万野战军来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也是通过他们的戒严法来进行的。因此，中共暴政的法律是一部浸透了中国人民鲜血的专制恶法。这部法律中所规定的所谓的人民的权利，全部是谎言。这部法律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中共暴政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在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下，怎么可能有人民的权利？所以，所谓的“维权运动就是维护共产党的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这种说法，实在是一种弥天大谎，是一个极为无耻的政治谎言。伪类们就是利用这个政治谎言，来混淆天赋的基本人权，和中共暴政的法律所规定的虚伪的权利之间的界限，从而模糊维权运动所应该采取的政治立场。
针对中国各阶层民众的维权抗暴运动，伪类提出的第二个理论就是，民众的维权运动必须符合中共暴政的法律程序，必须在中共暴政法律的司法程序范围之内来进行。伪类们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这种理论的呢？从这个世纪初开始，每年中国各地都发生大量自发的群体性维权事件。这种群体性的维权事件，极大地震撼了中共暴政的统治秩序，极大地震撼了中共暴政的专制的政治法律秩序，引起了中共暴政的极大恐慌。为了把这种维权运动限制在中共暴政的法律范围之内，当局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阴谋。这种政治阴谋的表现之一，就是由伪类来出面，提出维权运动必须符合中共暴政的司法程序。针对这种观点，我们明确地指出，伪类们是想把中国民众的维权运动，限制在中共专制恶法的牢笼之内，限制在中共的司法程序范围之内。而中共的司法程序，本身就是产生大量冤假错案的根源；中共暴政的法律，就是冤案之源。让中国的维权运动按照中共的司法程序来进行，本质上是与虎谋皮。而中国的维权抗暴运动只有超越中共专制恶法的限制，按照人民自己的意志所确定的方式，自主地来进行，才有可能真正起到维护人民基本权利的作用。
针对维权运动，伪类们提出的第三个所谓理论，就是维权运动不能够变成社会运动，而只能够进行所谓的“个案推进”，由少数所谓的维权律师主导。中国的所谓维权律师有多少？数一数，不过十几个二十几个。中国每年的冤案又有多少？可以说是无法统计。有多少贪官，就有多少冤案。一方面是冤案堆积如山；一方面是所谓的“维权律师”只有区区十几个二十几个。如果由维权律师进行所谓的“个案推进”来维护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中国的冤案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雪洗？大量的各阶层民众的冤案，如果只由少数的所谓的维权律师，进行形影相吊的“个案推进”，这种维权运动又怎么能够发挥真正的社会效益？所以针对这种所谓“个案推进”的理论，我们明确地提出，中国的维权抗暴运动必须社会运动化。人民有权利按照当代人类的理性和良知所能允许的一切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而只有中国的维权运动形成巨大的社会运动，才真正能够实现社会正义，纠正现在在中国堆积如山的冤案。
伪类们针对维权运动提出的第四个理论，叫作：维权活动不能政治化。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维权运动必须在中共的政治范畴之内来诉冤，就是说中共暴政的受害者，只能向中共暴政这个加害人乞讨公正，乞讨平反，而不能够对中共暴政提出任何政治上的指控。而事实上，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受到迫害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中共暴政的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禁止中国的维权运动政治化，就是要让中国人权灾难的根源，即中共暴政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永远存在下去。针对伪类的这种维权运动必须非政治化的理论，我们明确地提出，中国的维权运动必须政治意志化。所谓的“政治意志化”就是，维权人士要意识到，中国民众的权利被剥夺，被践踏，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共暴政的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这个基本的原因不被消除，不被否定，中国人永远不会自由，中国人的人权也永远不会得到真正保障。
所谓的中国的维权运动政治意志化，就是维权运动要以彻底地否定中共暴政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
经过二零零六年这次和伪类的激烈的思想交锋，中国的维权运动在理论上终于找到了清晰的背景。概括起来讲，中国的维权运动在思想上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中国各阶层民众的基本人权受到剥夺和践踏的基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共暴政的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中国各阶层民众的基本人权被践踏和剥夺的基本法律原因，就在于中共暴政的法律秩序和司法程序。
第二、中国各阶层民众所维护的，不是所谓中共暴政的法律赋予人民的权利，相反，中共暴政的法律从来没有在真实意义上赋予过人民任何权利。在一党专制的统治之下，人民只不过是共产党的政治奴隶；没有政治独立怎么可能有真正的权利？因此，中国各阶层民众所维护的，是天赋的基本人权。
第三、中国民众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运动，有权利按照民众自己确定的方式来进行。
第四、维权运动必须广泛地社会化，必须由广泛的社会各阶层参与。维权运动不是少数几个维权律师形影相吊地向中共的法律乞求正义的活动，而是千千万万的基本人权受到践踏和剥夺的人们，自主独立地争取自由、维护权利的社会历史运动，而中国的维权运动也只有形成社会历史运动，才有可能真正地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
最后，中国的维权抗暴运动必须政治化，必须超越中共暴政的政治和法律的范畴，按照人民的意愿，按照现代法的精神来进行。
由于以上关于维权抗暴运动的思想越来越清晰，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大地上每年都大量爆发的起自民间的维权抗暴运动，越来越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越来越具有强大的社会活力。高智晟先生虽然在中共暴政的思想走狗和伪类的围剿之下，最终失去自由，被中共暴政所逮捕，但是高智晟律师在二零零六年发起的“维权抗暴绝食运动”所代表的那种精神，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各阶层维权抗暴运动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精神就是彻底地认清中共暴政反人权的本质，跟中共暴政作毫不妥协的政治的决战。只有如此，中国人民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民主。
二、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潮和当代中国的民主大革命理论
改良和革命是贯穿整个人类政治史的两个基本的概念。如果我们要对这两个政治概念进行历史的系统的分析和讨论的话，那恐怕需要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因此，我们今天将只从当代中国的角度来讨论这两个概念。
国内的一些朋友不理解，为什么海外民运二十年多来几乎一事无成。在中共暴政面前，海外民运不战而溃，而且溃不成军；至今都没有形成一个明确而坚定的，和中共暴政直接抗衡的政治意志。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改良主义的猖獗。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背景上来讨论改良主义思潮，我们可以把改良主义思潮概括为两句话。那就是，希望通过中共官僚集团良心的发现，主动实行民主改革，从而把中国引向民主、自由，也就是希望中共，能够“和平、理性、非暴力”地放弃他们的一党独裁的政治统治，以及和这种政治统治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特权。在对中共暴政抱有这样深刻幻想的同时，他们要求人民必须和中共暴政和解，必须宽恕中共暴政的反人类罪行；他们否定人民在暴政前拥有起义的权利；他们否认人民在对暴政的暴力镇压进行正当防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他们想要用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诉求，来乞求中共暴政退出历史舞台。
通过以上我们对改良主义的主要内容的描述，凡是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可以明白，改良主义思潮既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幻想，同时又是一个无耻的政治骗局。因为，它的所有的主题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为什么中共暴政不能够自我改良？原因其实很简单。这是由中共暴政的本质所决定的。我曾经多次讲过中共暴政的本质——中共暴政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的犯罪集团；中共暴政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而且最无耻的贪污受贿的经济犯罪集团；中共暴政是把国家恐怖主义发挥到极致，对中国人民实行特务统治的政治黑手党；中共暴政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集团。当前，中共暴政最主要的政治冲动就是利用他们手里所掌握的腐败的权力，尽量地搜刮社会和公民的财富。现在，中共暴政唯一的政治愿望就是尽可能长地延续独裁统治的寿命，以使他们免受历史的公正审判。这样一个政治黑手党，这样一个犯罪集团，这样一个贪官污吏集团，这样一个卖国贼集团，他们怎么可能具有把中国引向宪政民主的良知呢？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共暴政曾经有过一次历史的机遇。中共党内出现了两个奇迹般的人物：胡耀邦和赵紫阳。在这两个人先后主政的时期，中国确实存在过一丝进行政治改良的可能性。然而，中共暴政终于用自己的行动为自己的命运作出了结论：他们用几十万大军血腥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的民主运动之后，实际上也给自己的命运划上句号；他们只有在中国人民的民主大革命的浪潮中被历史彻底地埋葬，除此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它的政治出路。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改良主义思潮会在海外民运中长时间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六. 四之后，一大批原来中共体制内的人员，由于六. 四，和中共暴政暂时作出了政治的决裂，逃到海外。这部分人，对于中共体制总有一番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骨头上都刻着“奴性”两个字。他们在精神上，在思想上，永远不敢和中共暴政作彻底的政治决裂。因此，他们总幻想着中共党内会出现一些开明人士，然后把中国引向自由民主。这部分人还是比较善良的人。因为他们真心诚意地相信政治改良。政治改良主义在海外猖獗的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共暴政的思想走狗和政治代理人有意地为这种思潮推波助澜，目的在于否定和压制民主大革命的理论。
就当代中国而言，民主大革命理论的主要诉求，就是运用人类的理性和良知所能允许的一切方式和方法，彻底地否定中共暴政，创建宪政民主，实行联邦共和。在革命过程中，要实行“还权于民，还财于民，还地于民”的三大政策。在革命成功之后，要对中共暴政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实施正当法律程序的审判，以恢复历史的正义；对于中共暴政的贪官污吏利用腐败的权力所掠夺的财富，要进行全面的清查和收缴，以创建社会的公平。
民主大革命的理论确认，在暴政面前，人民拥有起义的权利；对于暴政的暴力镇压，人民拥有正当防卫的权利。民主革命的理论确认，人民有权利按照自己确定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同暴政进行抗争。民主革命的理论，对中共暴政不抱任何幻想。我们承认在中共体制内部，存在一些良知人士，在关键的时刻，这些良知人士甚至可能会发挥重大的积极的作用。但我们强调的是，革命的基本能量，主要来自于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社会历史运动。
数年以来，我们针对改良主义的思潮，已经进行过几次比较重大的思想交锋。我们在第一个问题中所讨论到的，同伪类们围绕着中国维权抗暴运动的性质和方式所进行的思想交锋，实际上就是民主大革命理论和改良主义思潮进行思想交锋的一次重要表现。
到目前为止，改良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思想交锋还在激烈地进行。但是，民主革命的理论终于开始有了自己比较清晰而明确的政治意志和策略方法。而改良主义思潮的虚伪性、入骨的奴性、欺骗性，也逐渐被揭露出来。
在观察当代中国的政治改良主义思潮和民主大革命理论之间的思想交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改良主义的倡导者们，尽管对中共暴政极其温柔，充满深情的幻想，又要和解，又要宽恕，但是，他们对于具有民主革命意志的人士却极其恶毒，总是率先发难，发起极端残酷的思想斗争。他们对高智晟先生是这样，对王炳章先生也是如此。从他们对待高智晟先生和王炳章先生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深刻的政治仇恨。这种仇恨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们所倡导的改良主义思潮，实际上就扮演着中共暴政的思想走狗的角色，扮演着挽救中共暴政政治命运的角色。
中国的民主大革命理论，其实已经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据我所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有许多仁人志士，组建起以彻底地推翻中共暴政作为政治目的的秘密组织，并且从事了相应的政治斗争。
在海外最先举起民主大革命旗帜的，是王炳章先生。也可以说，中国海外民运的政治起点不是改良主义，而是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只可惜这种政治意志，长期被后来的改良主义思潮所笼罩，所侵蚀。王炳章先生被中共暴政诱捕，他个人所倡导的民主大革命的实践也收到了空前的挫折。王炳章先生的个人悲剧是怎样造成的？我想，在中共暴政的指使之下，一些改良主义思潮的代理人对王炳章先生实行残酷的政治斗争，是王炳章先生个人悲剧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而王炳章先生的事业没有取得真正成功的另一原因，在于他所提出的民主大革命的理论有一个重大缺陷——他没有能够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当今现实情况的民主大革命的实际的道路。
王炳章先生明确地提出，必须用革命的方式来结束中共暴政对中国的统治。他有一句名言，“如果人民放弃了革命的权利，人民就放弃了一切”。王炳章先生所铸造的这种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无疑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历史性的贡献。但是很遗憾，他的理论在具体的策略和方法上，在实现民主革命的道路的问题上，离中国的实际太遥远。以至于他不得不去模仿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曾经采取过的一系列的行为。而模仿历史者常常要受到现实的拒绝。这是王炳章先生个人事业悲剧的一个理论原因。
中国民主大革命的现实的道路究竟是什么？我们怎么才能够运用人类的良知和理性所能接受的方式彻底地否定中共暴政，创建宪政民主，实现联邦共和？我们如何才能够“还权于民，还地于民，还财于民”？我们如何才能把中共暴政——这个犯下重重反人类罪行的犯罪集团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将在下面的讨论中进行回答。
三、中国的维权抗暴运动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内容
就中国人而言，他的真实的地位就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所谓的民主大革命，从根本的意义上讲，就是要彻底地改变中国人的中共暴政政治奴隶的卑微的地位，通过创建宪政民主，实现社会正义，并最终成为自由人。
要想让民主大革命成为时代精神的主导，必须具备至少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要拥有属于民主革命的明确的政治意志。第二个因素是：要有实现这个政治意志的现实的能力。从王炳章先生在海外首先举起民主大革命的旗帜，到二零零五年及其后，我所撰写的《改良，还是革命》、《民主大革命行动纲要》，一直到二零零八年“中国过渡政府”的成立，和“中国过渡政府”成立的宣言的发表，这个历史的过程表明，中国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已经形成。尽管中共暴政的思想走狗和伪类们仍然用各种极端卑鄙无耻的方法和恶毒的语言，对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进行花样翻新的攻击、污蔑，但是，我相信，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一旦产生，就只有等到中共暴政被历史彻底埋葬之后，才会退出历史舞台。
与之同时，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实现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的现实的力量；这个现实的力量就是中国各阶层民众的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运动。中国的维权抗暴运动，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主题和中心内容。这种状况根本上是由中共暴政的本性造成的。中共暴政把国家恐怖主义发挥到极致，来维护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维护权力贵族阶层的特权利益，就必然要以彻底地剥夺中国民众的政治权利，和其它社会权利作为补充。因此，只要中共暴政存在，中国民众的人权被践踏，被剥夺的情况就只会不断深化。中共暴政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所谓“经济改革”，这种经济改革并不是公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改革，也不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中共的经济改革在本质上实行的是权力贵族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以腐败的国家权力为轴心，以权钱交易作为润滑剂，从而形成肮脏的金钱同腐败的权力的结合，共同维护权力贵族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两级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中共暴政的腐败已经全面深化，腐败已经成为暴政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而暴政的全面腐败的另一种表述，就是对普通民众的基本人权的进一步剥夺与践踏。所以，只要中共暴政还存在，中国的维权运动就一定会风起云涌。中国维权运动成为当代中国民主化运动主题，不是由别人决定的，恰恰是由中共暴政自己决定的。
现在，中国各阶层民众的维权抗暴运动的政治意志化、组织协调化，和社会运动化，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趋势。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维权抗暴运动必将成为实现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的现实力量。
维权抗暴运动的政治意志化，即：维权运动不再局限于个案的讨论和申诉，更不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限制，而是要把维权的锋芒直接指向中共暴政的独裁专制制度本身。因为，这种政治制度，才是中国人权灾难的基本根源。在认清了中国人权灾难的政治根源在于中共暴政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权灾难的法律根源在于中共暴政的法律制度的前提之下，每一次维权抗暴运动在解决具体的事件的同时，也都必然会提出要彻底地废止中共暴政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以及和这种制度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的要求。这就是中国维权抗暴运动的政治意志化。
中国维权抗暴运动的组织协调化也已经进入现实。几年以来，在维权抗暴的过程之中，在中国各阶层的民众中，出现了大量的准组织形式。国营企业的下岗工人中，出现了大量的半秘密的工友会；将近一亿人的农民工中，出现了大量的同乡会；复员专业军人中组建了战友会；失业的大学生中组建了同学会，等等。所有这些非官方的准组织形式，都在中国维权抗暴运动的各个领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不久前宣告成立的“冤民大同盟”，表明中国的几千万冤民，也已经走上了组织协调化的道路。我们相信，我们也可以预期，越来越发展的中国维权抗暴运动的组织协调化，也会产生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和社会的能量。
中国维权抗暴运动的社会运动化也是一种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共暴政的思想走狗和伪类们，最仇恨也最恐惧维权运动社会运动化。他们把瓮安民众起义这样的社会运动化的维权抗暴运动，称之为暴民运动。但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必须通过重大的历史运动来解决；也只有重大的历史运动，才拥有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政治能量和社会能量。
当代中国的民主大革命是一次极其深刻的政治变革，它要彻底否定中共暴政，这个当代极权专制的最后的巴士底狱，它要将十三亿中国人由政治奴隶变为自由人。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当然必须通过重大的社会历史运动来解决。这个重大的社会历史运动就是中国各阶层民众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运动。
通过中国维权运动政治意志化、组织协调化，和社会运动化，最终形成类似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那样的全民的总体反抗和人民大起义。而中共暴政必将在中国维权运动所造成的全民总体反抗和人民大起义中彻底崩溃。
当代中国的革命党人要作的，就是顺应历史的潮流，用各种有效的方式，加速中国各阶层民众维权抗暴运动的政治意志化、组织协调化，和社会运动化。
有人总是希望在中国也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他们把中国自由民主的希望寄托在所谓“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身上。这些人其实没有读懂历史。历史的事实是，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民主大革命的胜利，取决于全民的反抗和人民的起义，而不是取决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些少数人物。没有全民的反抗和人民的起义，就没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决定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命运的不是个别人物，而是全民的总体反抗和人民在暴政前的起义。
中国的六 . 四时期，其实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当时有难以计数的法官、警察、官员、军人，其实都已经站在了人民的一边。其中，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先生就是最值得尊敬的一位。但是六 . 四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中共暴政内部没有涌现出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类的人物。中国六 . 四的失败，主要在于当时作为精神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总整体上没有勇气，也没有那样的思想能力，把中国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变成六 . 四的政治意志；对六 . 四的失败负责的，应当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当我们强调维权抗暴运动是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的主要内容的时候，当我们强调民主大革命是中国获得自由的唯一希望的时候，我们丝毫也不排斥和否定中共体系内部的良知人士可能发挥的作用，相反，我们相信，当全民总体反抗和人民起义爆发之际，在中共暴政的体制内部必将涌现出大量的象徐勤先军长那样的仁人志士，投入到人民起义的历史潮流中来。不过，我们永远要明确一个最基本的理念——中国各阶层的维权抗暴运动，才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主题，才是中国民主大革命胜利的希望。
中共暴政的思想走狗和伪类们极其恶毒地将民主大革命污蔑为暴民政治，把民主革命党人污蔑为权力的追逐者。在此，我们愿意向历史表明：我们对权力没有兴趣，我们只是对彻底地否定中共暴政的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感兴趣，我们只是对中国走向自由民主感兴趣；我们渴望属于人民的和平，但是，我们不相信中共暴政会“和平、理性、非暴力”地放弃他们手中的独裁权力。为了人民的和平，我们必须彻底否定中共暴政的国家权力。在中国，现在只有一种暴力最为猖獗，那就是属于中共暴政的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而民主大革命绝对不意味着暴力。民主大革命所肯定的，是人民在暴政前行使起义的天然正义的权利，是人民对暴政的镇压实施合法的正当防卫权。
以中国各阶层民众的维权抗暴运动的政治意志化、组织协调化，和社会历史运动化作为基础，形成全民总体反抗和人民大起义的态势，需要历史的机遇。现在历史的机遇已经来临。
从二零零九年起的五年之内，中共暴政将进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危机的时期。毫无疑问，中共暴政的危机时期，就是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同中共暴政作政治决战的时期。我们将从二零零九年开始，拉开同中共暴政决政治死战的历史序幕。
二零一一年是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辛亥革命的号角又一次回响在历史的苍穹之中。我们将竭尽所能作出努力，争取让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的纪念庆典，同时成为当代中国民主大革命的凯旋式。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