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苹果堕下.2】香港最后一份异见报纸 黎智英和《苹果日报》的时代抉择
1999 年出版的口述历史书籍《说吧,香港》中,黎智英曾说过,之所以取名为《苹果日报》,是因为如果夏娃没有咬禁果,就不会有是非、邪恶和流言蜚语的观念,也不会有新闻。
在中央政府眼中,苹果日报是敏感媒体。
对苹果前中国组记者 Kitty (化名)而言,这不是一句笼统的描述,而是赴内地采访时的亲身体会。
Kitty 曾于 2018 至 2019 年间任苹果日报中国组记者。2019 年下半年之前,她大约每半年一次去内地采访。每次上去,总会有国安请她“喝茶”。
入职苹果前,Kitty 曾在其他传媒任中国组记者,那时上内地采访,几乎没有被国安找过麻烦。
“苹果系绝对唔一样,中国组上去基本上系一定要饮茶,”她苦笑,“好正常,上面有晒 list。”
苹果自 1995 年创刊,一直不获内地发出官方记者证。虽无法参与官方采访活动,苹果记者过去还是会透过旅游名义,或混在记者堆里在上面采访,不过单是在边境被拦截、被遣返的情况,就时有发生。前日苹果停刊前,就有记者撰临别感言,忆述曾被拘留被迫写悔过书的苹果中国组同事,不计其数。最严重一次,有记者被拘查后遭监视居住 10 日。
然而,喝茶、拘留等经历,在近两年的苹果中国组反为减少。因自 2019 年中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加上之后疫情,苹果无法上内地采访,已非关风险问题。
Kitty 没印象曾有高层明确下令不准同事到内地采访,“但逐个、逐个试,同事上过去,俾人送返嚟。可能今日仲有三个 quota,试埋,都唔得,咁都无办法。”
阿俊(化名)在 2019 年下半年后才入职苹果两岸版。他曾任其他传媒中国组,但旧公司很少派记者出差,多数留在公司炒稿,工作无趣,他选择过档苹果。
“呢度老细应承话,‘有㗎,会出去跑(新闻)㗎’。就算敏感,苹果都好鼓励同事自己出去做故仔。”
阿俊当时想像,只要疫情一过,就能上内地采访。“当时点谂过会咁嘅啫。”
2021 年 6 月 18 日凌晨,苹果厂房正在印刷报纸,当日头版为五名苹果高层被捕。(摄:PW)
而在深圳河这一边,至最近两年政治环境巨变前,虽然苹果日报针对政府的报道,时而会被政府批评失实,但政府对苹果一直无大动作。
惟情况自 2019 年运动爆发后有变。2019 下半年至 2020 年间,香港警方去信苹果逾百次,多次指控苹果“不实”、“误导”、“抹黑”、“诬蔑”警方。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近月更多次不点名或点名批苹果制“假新闻”,邓炳强今年 5 月更一度表明,若有报道有机会引致牵涉国家安全罪案,“我(警方)想唔理都唔得”。
研究香港报业多年、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苏钥机接受立场访问时指,尽管苹果日报自创刊以来与中央政府关系不佳,但从苹果过往仍能赴内地采访可见,北京以前对苹果尚算“只眼开,只眼闭”。
“大家都识做 — 苹果低调啲,上面都未必揸正嚟做。因为如果北京唔容忍,搞大件事,又可能有连锁的负面情况出现。”
图片由苹果日报授权使用
但政权终决定动刀。2020 年 8 月 10 日,警方以涉嫌违反国安法、串谋欺诈等罪,拘捕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人,至 12 月正式落案起诉黎智英“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今年 6 月 17 日,苹果 26 周年报庆前 3 日,警方国安处再度大举搜查苹果大楼,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苹果五名高层,冻结 1800 万元资产,正式落案控告壹传媒行政总监张剑虹及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并于前日(23日)再拘捕主笔杨清奇。
壹传媒董事会日前开会后宣布,基于员工安全及人手考虑,苹果日报于 24 日午夜后即时停止运作。
停刊消息传出后,传媒纷纷制作有关苹果的特辑。港台报道剪辑该台 1995 的《传媒春秋》节目,当时港台记者就问过黎智英,担不担心苹果“过唔到九七”。
黎智英当时只道:“点知呀?”,“将来,将来先算囉,但我觉得可以囉。”
“作为香港,我哋对个世界系完全透明嘅。喺一个咁透明嘅城市,整个世界的传媒,24 小时都监察住的时候,一个政府做胡作为非嘅嘢,我谂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禁制。”
据苏钥机观察,这个制衡,在 2011 至 2014 年雨伞运动开始,逐渐打破。“咁嘅脉络背景底下,苹果成为咗矛头”。
“苹果唔系太大转变,变的是整个香港的政治大环境。”
2021 年 6 月 17 日,国安处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摄:Sheryl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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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政府或主流眼中,似乎黎智英一开始就没打算当个乖孩子。
黎智英 1948 年生于广州市,他曾在自述中透露,年幼时正值反右运动,父亲失踪,母亲被抓去劳改,一家人四散,黎智英 8、9 岁小学毕业就要赚钱养活自己和姊妹。1960 年,黎智英 12 岁,游水偷渡到香港,在工厂当黑工。25 岁首次创业,凭出口生意及买股票致富,后来创办佐丹奴时装连锁店,业务拓展至内地。
1990 年,黎创办《壹周刊》。3 月 15 日创刊号封面,标题是演员许冠文说:“我想做总统”,创刊初期口号是“不扮高深,只求传真”,创刊号销量逾 3.2 万本。翌年,壹周刊已成为全港最畅销的杂志。
1 年后,黎智英创办《苹果日报》。创刊号出版的日期为 1995 年 6 月 20 日,当时距离香港回归还有 2 年零 10 天。
苹果日报创刊号
同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的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大会于北京召开,苹果日报记者被拒采访,当年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据苹果日报 25 周年特刊记录,当年部分预委如谭耀宗、曾钰成,及香港记者协会等亦致函京官,要求批准苹果在北京采访。但当局以“不便接受新的采访申请”为由,不容苹果记者循正式途径在内地采访,直至今天。
黎智英从不掩饰自己反共的立场。
早于苹果日报创刊前,黎曾在《壹周刊》发表题为“给王八蛋李鹏的公开信”,用了 28 次“王八蛋”批评李鹏外访德国时,称天安门事件是动乱。台湾苹果主笔卜大中亦曾撰文,指自己刚就职写社论时,黎智英曾保证不干预言论自由,但只有两条原则:支持民主(反共)和反对台独。
1995 年 6 月 20 日,全彩色印刷的苹果日报在报纸档上架, 2 元一份,随报附送苹果一个,打破当年报业 5 元的共识,引起报章争相模仿减价,部分报社不敌竞争倒闭。创刊当天,苹果成为全港销量第二高的报纸。
当时印在 A2 的社论,如此定调苹果日报的宗旨:
//我们属于香港//
//我们要办的是一份香港人的报纸。//
//我们要的是读者们的支持,而不是任何势力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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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诞生同月,美国老牌商业杂志《财富(Fortune)》发表题为〈香港之死〉的评论文章。
作者在文中自问自答:“What will change after midnight on June 30, 1997? Everything (有什么会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凌晨后改变?所有。)”
但黎智英不信邪。他在苹果 20 周年特刊感言中忆述,当年人人赶着移民,香港仿佛大祸临头,“但危机是机会,当时看准入市投资的不知赚了几个开。我也在那时候入市:我创办了苹果日报。”
苏钥机指,黎智英开初创立苹果,是想在当年他形容为“一潭死水”的香港报业中,办一份成功的报纸。
“成功的意思系,市场上多人买啦,广告收益多啦,同埋要做一份与别不同的报纸。开头系咁,政治(报道)方面唔系主力。”
黎智英 95 年创办《苹果日报》后,在长沙湾的苹果总部下坐着电自行车受访。当年苹果的突发电车队,规模甚大。(Photo by MARTIN CHA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苏钥机曾撰文形容,黎智英视报章为商品,内容首要紧贴市场,成功吸引读者。台苹总编卜大中曾指,根据台苹的读者调查,因人们看到 600 至 800 字就开始眼睛疲劳,故台苹规定最长新闻稿不得超过 800 字,版面图与文的比例必须是 6 比 4,甚至 7 比 3。
为求吸引读者,苹果早年编采风格曾备受批评。如 1998 年“陈健康事件”,苹果记者为男子陈健康提供 5,000 元召妓并拍下独家照片,曾遭多个新闻从业员组织联署批评,黎智英事后登头版道歉,承认苹果“取胜心切”,犯下大错。苹果早年亦因被指内容煽情、色情、血腥,揭露艺人私隐等,招惹不少是非甚至官司。而当时苹果带动其他报纸改版面及编采方式,被形容为部分学者嗤之以鼻的新闻业“苹果化”趋势。
不过亦正因其“读者为大”的商业逻辑,令苹果在报业开创了不少先河。例如苹果一改过往依靠记者发掘新闻的传统做法,鼓励读者爆料,成为了日后新闻界调查、监察权贵其一主要途径。苹果亦是首间新闻机构定期举办读者会,为求紧贴读者口味,成为当时最“贴地”的报纸之一。
苏钥机过去曾进行传媒生态调查,透过向新闻工作者发问卷,了解他们对于所属新闻机构的可信度、政治取向及受众取向的看法,并将香港传媒按“亲港 / 亲中”及“精英 / 大众”两个向度分成四类。其中苹果在 1996 年及 2001 年两次调查中,一直被界定为偏向大众化的亲港媒体。
苏钥机当时把 2001 年与 1996 年比较,发现在回归初期,香港传媒的定位较多元化,至 2001 年,更多媒体的政治立场向中间偏“亲中”靠拢,只剩苹果仍在“亲港”一边。
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苏钥机(中大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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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香港社会转变,苹果的“亲港”、“贴地”,起了质的转变。
2003 年,特区政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本地立法咨询,加上沙士疫情后经济不景,50 万港人七一上街游行,成为当时回归后最大型游行。
苹果 7 月 1 日的头版,红色大字标题写着:“走上街头、不见不散”,报章还夹附“不要董建华”海报,让读者带上街游行。
留守至最后、任职港闻静态组采访主任的蔡元贵,1999 年入职苹果日报,至今 22 年。在他记忆中,若说苹果编采方针曾有变化,比较明显的转捩点,正是 2003 年。
“开始较著重政治新闻、社会运动的报道,我只能凭感觉答你,一来是因为 2003 年让传媒知道香港人的公民意识原来很高,二来是往后的政改。”
2003 年 7 月 1 日,苹果日报头版。(报纸提供: Benson Tsang)
苹果在其后政治运动如五区公投、反国教、占领等,立场一直鲜明,加上批评政府声音尖锐,致苹果日报多年备受不少压力。
黎智英最初想办一份“成功”报纸。但展示明确政治立场,或正与此初心背道而驰。据当年报道,2003 年苹果大篇幅报道七一游行后,多个地产商抽起苹果广告;2013 年底,社会正酝酿“占领中环”,汇丰、渣打及东亚银行等几个大客户,亦于差不多时间停止在苹果落广告。
时任壹传媒平面媒体总裁叶一坚当年表示,客户没有解释抽广告的原因,但有消息指与占中有关。当时叶一坚断言不会“跪低”,“连苹果都跪低,仲成世界嘅?”
问蔡元贵,03 年七一,苹果选择在头版明确表态,编采访团队之中有无任何张力、忧虑?
当年仍是前线记者他说,年代久远,已记不清楚。“(但)反正当时社会上控诉政府、抗拒引入内地法律概念的 23 条立法声音很大,苹果作为立场鲜明的传媒,就采取了更加义无反顾的姿态。”
蔡元贵忆述,自他入职以来,其实一直没有高层对他明确讲过苹果的编采政策、报道怎样定位、要采取什么立场。但加入苹果的记者,往往很自然就摸熟苹果个性。又或因选择加入苹果的记者,本来就是理念相近的人,平日顶多在具体工作执行上有分歧,少有重大意见不合。
“我们比较著重为弱势发声,监察政府,所以任何权贵、官员的不足,我们一定放得很大。”蔡元贵说,尤其在 2014 年后,苹果编采更着重民主、人权、自由方面的报道,例如每年六四、七一,亦是苹果的重中之重。
“总之就是站在鸡蛋一方,在高墙的对立面。”
苹果日报二楼大堂的白板上,印有“质量是我的承诺”几只大字,上面签满苹果员工的名字。
报章有其鲜明政治立场,有时或牺牲报道的客观及公正性。但分别曾于苹果及其他传媒中国组工作的记者 Kitty 和阿俊,都指上级从无规定他们如何报道中国新闻,甚至连定位、编采方针,也从无明言,由记者按自己兴趣、新闻触觉及专长发挥。
如连日不少苹果记者受访,均形容苹果给予记者极大采访自由。“真系冇(规定),所以呢度最特别地方系,真系无任何操作,”Kitty 说,如中国科研成果,探测器着陆月球,苹果中国组一样从有限记者中抽调人手报道。2018 年金庸逝世,苹果率先派人前往浙江寻访金庸故乡,当地的查氏后人当时还在问:“明报怎么还没来?”
Kitty 说,只要记者建议的题目有理有据,“写嘢比咗非常充份自由… 冇话一定要唱衰(中国)。”
不过阿俊摸索到,苹果报道中国新闻模式与其他传媒不同之处,在于即使在无法亲赴内地采访,亦要求记者要有“自己料”,而非照搬政府官方说法。例如国家主席习近平讲话,也会找来学者分析,又如报道某日常新闻,也尝试从社交媒体了解民间情绪。
曾于亲建制媒体工作的阿俊认为,以专业论专业,苹果报道中国新闻手法才更符合“平衡报道”要求。采访中国新闻多年的 Kitty 亦指,在香港做中国新闻的价值,原是不尽信官方说辞,加以分析、挑战、继而理解。
“基于中国政治复杂性,有啲嘢你系需要解码,再去揾官方 cover 唔到的地方,我觉得呢样好紧要。照搬官方讲法冇意思。” Kitty 说,“做记者,好紧要一件事,系将官话翻译做人话,因为官方一定隐藏咗佢唔想你知嘅嘢。”
苹果死亡,日后能亲赴内地采访中国新闻的香港传媒,又少一家。
阿俊叹息,“个损失可能系,之后其他传媒仲敢唔敢报道一个同官方主流唔同的报道?”
(网上图片,《苹果》历年六四头版)
苏钥机曾撰文分析,苹果的市场导向运作,导致其在政治取态上也出现“商业化”倾向,以贴近读者取态为最主要考虑。而在香港背景、民主、建制长年六四比之下,“佢企喺香港角度去睇,好多时就会批评政府,甚至被定性为反共。”
曾经不被看好的商人办报,支撑起苹果微妙的一片空间。
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冯应谦曾于 2007 年撰文分析,香港新闻机构多数由亲中资本持有或收购,导致香港媒体生态在回归后渐趋单一及中间化。
但在苹果日报,直至今年 6 月国安处勒令冻结黎智英资产前,黎一直是壹传媒第一大股东。
黎智英自己曾接受苹果 20 周年特刊访问,断言绝不卖香港苹果。
“香港绝对不会卖,我怎可能卖啫,我卖了一世做契弟,我需要那些钱来做契弟咩?”
苏钥机形容,在香港传统媒体当中,苹果一直是独一无二存在,是黎智英个人抱负,加上苹果商业模式、资本结构而成的独有新闻空间。
“香港的政治生态变咗好多,但苹果一路都无变。”
2021 年 6 月 24 日凌晨,一名员工在苹果日报印刷厂内阅读最后一份苹果日报。(摄:Fred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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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钥机指,对整体香港新闻业而言,失去苹果日报,等于同时失去其带头作用,令人忧虑。
“以前有个讲法,系苹果对企在中间的媒体有保护作用,‘苹果批评得(政府)咁劲,我批评多少少都 okay 啦’”
苏钥机说,以往苹果对权贵的监察力度,是行内的指标,各间传媒要竞争,经常是“你睇我头,我睇你头”。“呢家无咗苹果带头,行业里面整体的监察、批评力度会细咗都唔定。”
苹果日报死亡,其留下来的工作,并非任何一家传媒能轻易承接。非关记者质素,亦非单纯是老板取态,而是苹果 26 年来所建立、传承的品牌、人脉。
在苹果跑两岸新闻的阿俊担心,以前苹果接触的内地维权人士,不知日后还有没有渠道发声?“如果苹果无咗,?啲 source 会唔会揾其他 media 呢?可能有啲会嘅,但都会担心,会唔会少咗一部分声音呢?”
苏钥机认为,苹果接受市民爆料多年,继而追查、监察权贵,建立起声誉,“以前你想爆料批评政府,你可能都系首先谂起苹果,因为你相信苹果会查、会报道。其他媒体你信唔信呢?力度有几大呢?”
1995 年 6 月 20 日,苹果日报创刊社论许下诺言,道要办一份“香港人的报纸”。“我们将忠诚地去紧守工作岗位,老老实实地做个骄傲的香港人。”
如今,这份香港人的报纸画上句号。创办人黎智英,在去年周年特刊感言中如此写道:
// 这 25 年来,《苹果》犯过很多错误,有许多地方达不到读者的期望,对此让我向读者朋友深深致歉。但回顾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们无愧于心:《苹果》遵守了承诺,一如既往,属于香港。//
2021 年 6 月 24 日凌晨,苹果日报完成最后一份报纸出版,执行总编辑林文宗、副社长陈沛敏,和留守到最后一刻的员工,在苹果大楼内鼓掌。(摄:Fred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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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梁凯澄
摄影|Fred Cheung,Sheryl Wong,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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