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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钱钢：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案——1975年驻马店大水【长文慎入】
作者： 钱刚
编者按：这些日子，大家对欧洲的水灾和中国河南的水灾十分关注。蓝书屋转载钱钢老师的旧作《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案——1975年驻马店大水》。钱老师是传媒人，也是灾害史专家。1990年，他在河南驻马店地区考察”75·8大水”受灾现场，采访了一批1975年亲历劫难的民众，并查阅了政府原始档案，为《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一书撰写此文。南方周末发表时，编辑又作了精心的修订。灾难是可怕的，比灾难更可怕的是遗忘。我们拒绝遗忘。
1975年，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在一次猝然降临的特大暴雨中，包括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在内的两座大型水库、两座中型水库、数十座小型水库、两个滞洪区在短短数小时间相继垮坝溃决。死亡人数，超过2.6万(《中国历史大洪水》，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据称后披露数据死亡人数10倍于此——编注】)。由一场特大暴雨而引发整整一个水库群的大规模溃决——无论是垮坝水库的数目，还是蒙难者的人数，它都远在全球同类事件之上，这一天灾与人祸紧紧绞缠的惨烈历史，不能不令文明时代的人类铭心刻骨引为借鉴。
暴雨如矢，降水量超出预期
1975年8月4日，该年度中国大陆第3号台风(“7503号台风”)，穿越台湾岛后在福建晋江登陆。台风登陆的同时，恰遇澳大利亚附近南半球空气向北半球爆发，西太平洋热带幅合线发生北跃，致使这个登陆台风没有像通常那样在陆地上迅速消失，却以罕见的强力，越江西，穿湖南，在常德附近突然转向，北渡长江直入中原腹地。
8月5日，行径诡秘的”7503″号台风在北京中央气象台的雷达监视屏上突然消失——由于北半球西风带大形势的调整，”7503″号台风在北上途中不能转向东行，于是”在河南境内停滞少动”，灾祸由此引发。
“停滞少动”的具体区域是在伏牛山脉与桐柏山脉之间的大弧形地带，这里有大量三面环山的马蹄形山谷和两山夹峙的峡谷。南来气流在这里发生剧烈的垂直运动，并在其它天气尺度系统的参与下，造成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
这个最易产生特大暴雨的地区，又恰是兴建水库的最佳区域——上百个山区水库，在这里如星罗棋布。
1975年8月上旬在河南省南部淮河上游丘陵地区发生的这场特大暴雨，是水库设计者们未曾预计的。从8月4日至8月8日，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31毫米，3天(8月5日至7日)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最强大的雨带，位于伏牛山脉的迎风面，4日至8日，超过400毫米的降雨面积达19410平方公里。大于1000毫米的降水区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到方城一带。暴雨的降水强度极强，在暴雨中心──位于板桥水库的林庄，最大6小时雨量为830毫米，超过了当时世界最高记录(美国宾洲密士港)的782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毫米，也创造了我国同类指标的最高记录。
目击者称：暴雨到来的数日内，白天如同黑夜；雨水像从消防水龙中射出；从屋内伸出脸盆，眨眼间水满；暴雨如箭矢，雨后山间遍地死雀。
暴雨区形成特大洪水，量大，峰高，势猛。洪汝河在班台以上的产水量为57.3亿立方米，沙颖河在周口以上的产水量为49.4亿立方米。滚滚而至的洪水，对暴雨区内的水库群造成严重的威胁。
板桥水库设计最大库容为4.92亿立方米，设计最大泄量为1720立方米每秒。而它在这次洪水中承受的洪水总量为7.012亿立方米，洪峰流量17000立方米每秒。8月5日晨，板桥水库水位开始上涨，到8日凌晨1时涨至最高水位117.94米、防浪墙顶过水深0.3米时，大坝在主河槽段溃决，6亿立方米库水骤然倾下，最大出库瞬间流量为7.9万立方米每秒。溃坝洪水进入河道后，又以平均每秒6米的速度冲向下游，在大坝至京广铁路直线距离45公里之间形成一股水头高达5-9米，水流宽为12-15公里的洪流。
石漫滩水库5日20时水位开始上涨，至8日凌晨0时30分涨至最高水位111.40米、防浪墙顶过水深0.4米时，大坝漫决。库内1.2亿立方米的水量以2.5-3万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在5个半小时内全部泄完。下游田岗水库随之漫决。
洪河下游泥河洼、老王坡两座滞洪区，最大蓄水量为8.3亿立方米，此时超蓄4.04亿立方米，蓄洪堤多处漫溢决口失去控制作用。
驻马店地区的主要河流全部溃堤漫溢。全区东西300公里，南北150公里，洪水疯狂漫流，汪洋一片。因老王坡滞洪区干河河堤在8月8日漫决，约有10亿立方米洪水蹿入汾泉河流域。9日晚，洪水进入安徽阜阳地区境内，泉河多处溃堤，临泉县城被淹。
据由中国水利部原部长钱正英作序的《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披露，在这次被称之为”75·8″大水的灾难中，河南省有29个县市、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100万亩农田受到毁灭性的灾害，1100万人受灾，26000多人死难，致使纵贯中国大陆北京至广州的铁路(京广线)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8天，影响运输48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
突击建坝，防洪隐患四伏
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兴建于五十年代”治淮”初期。
淮河流域地处中国大陆南北气候过渡带，气候多变。在公元十二世纪以前，淮河水系完整，独流入海，水流通畅。十二世纪以后，黄河连续夺淮改道达六、七百年之久，带来的恶果是淤塞干、支流河道和入海出路，使中下游河道比降非常平缓，干、支流排水能力甚小，洪水流路十分不畅。
1950年夏，淮河大水，灾害惨重。同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作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具体制定了”上游应筹建水库，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和”低洼地区举办临时蓄洪工程，整理洪汝河河道”的战略部署。
洪汝河是洪河与汝河的合称，为淮河上游两条较大的支流，古代是汝水的下游水系。汝水发源于今嵩县外方山，流经郾城、西平、遂平、汝南、平舆、新蔡，在淮滨县注入淮河。元代至元年间(公元1264-1295年)，古汝水在郾城被截断，上游称北汝，入隐水即今沙河；下游称南汝，以舞水为源，仍循故道入淮。元代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南汝上源舞水在舞阳西截入澧水。明嘉靖年间(公元1521-1564年)，南汝水又在西平被淤断，舞水东出，入古意水，成为现在的洪河。原泌阳、遂平之清水遂为汝水之源，仍循古汝水旧道东南而下，即为现代的汝河。历史上古汝水流域是人类活动的密集地带，也是水灾多发地区，汝水三易其源无不与洪水泛滥有关。
治水是人类古老的活动。在古代，这里有大量人工建造的”陂”──换成现代词汇就是小型水库。两汉时期，农田灌溉曾兴盛一时，新蔡的青陂、葛陂，汝南的鸿隙陂、石塘陂，泌阳的马仁陂等都是当时著名的蓄水灌溉工程。三国至隋唐，西平有二十四陂，遂平有张泽陂，正阳有慎陂，上蔡有黄陵陂。然而，宋元以来的一千多年间，水利工程日渐废圮。除战乱等原因外，水利工程自身也有一些严重的问题：重要的陂塘多串河截引，不能蓄泄自如，却常聚水成灾。
五十年代的”治淮大战”中，在洪河上游修建了石漫滩水库，在汝河上游修建了板桥水库。据称，当时水文资料很少，设计标准很低。板桥水库在工程运用中发现输水洞洞身裂缝和土坝纵横向裂缝，于是，1955-1956年分别对板桥、石漫滩两水库进行了工程扩建。洪水标准按照苏联水工建筑物国家标准进行设计。板桥水库采用1％频率设计，0.1％频率校核(即通常所说的百年一遇和千年一遇)。校核频率3天降雨量530毫米，洪峰流量5083立方米每秒，3天洪量3.3亿立方米。据此，决定大坝加高3米，坝顶高程为116.34米，防浪墙高程为117.64米；增辟辅助溢洪道，宽300米，底部高程为113.94米，连同原有的溢洪道、输水洞，最大泄洪能力为1742立方米每秒，最大库容4.92亿立方米，其中调洪库容3.75亿立方米。石漫滩水库按2％频率设计，0.2％频率校核(即50年一遇设计500年一遇校核)，校核频率3天降雨486毫米，洪峰流量1675立方米每秒，3天洪量0.88亿立方米。据此，确定大坝加高3.5米，坝顶高程达到109.7米，防浪墙顶高程111.2米。经过加固，最大库容为9440万立方米，其中调洪库容为7040万立方米，最大泄量390立方米每秒。
这就是板桥、石漫滩两座水库垮坝前实际具备的工程标准。应当说经过改善、加固的两座水库，就其工程质量而言，并无严重问题。
在板桥、石漫滩水库加固扩建后的三年间，中原地区的水库建设蜂拥而上，一发而不可止。仅1957-1959年，驻马店地区就修建水库100多座。如果说，建国初期板桥、石漫滩水库是让淮河大水逼出来的，那么此时，一大批新库的催生婆却是正轰鸣于中国大地的”社会主义高潮”。
在大跃进的1958年，河南总结了漭河流域地区兴建山区水利的经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来河南视察时将其归纳为”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并说：”现在山区问题解决了，要把漭河经验向平原推广。”
一位名叫陈惺的水利专家当时即指出：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涝、渍、碱三灾并生结果不堪设想。
陈惺（图片来源：《治水无止境》，陈惺著，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年6月）
这位专家的忠告无人理会，”以蓄为主”的经验被大范围推广，很快便推及到安徽。在安徽境内，不仅丘陵地区涌现大批小水库，淮河流域的河道被也一道道”水坝”分割闸起，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条状水库”，造成淮河流域在后来数十年间致命的”肠梗阻”症。
“以蓄为主”一度成为水利建设的”纲”。
陈惺是远东最大的平原水库——河南驻马店境内宿鸭湖水库的设计者。该水库施工时正值大跃进，省水利厅一位副厅长认为原设计过于保守，擅自作了几处关键的改动。例如：他认为”闸门设计太大”，便将原设计的12孔排水闸门砍去7门，仅剩5门。
同此遭遇的是淮河豫皖交界处的班台分洪闸：该闸闸孔原按800立方米每秒排水量设计，共为9孔，但由于”以蓄为主”的思想指导，水文数据被人为减小，只建造了7孔；1959年水闸建成后，在1961又人为堵闭2孔。
现存的气象资料显示，河南在1959-1961年之间并无特大自然灾害出现，但中原大地却灾象频生：涝、渍、碱三灾闹豫，黄淮间饿殍盈途。无疑，各地水利建设所发生的严重失误增加了这次灾难的”人祸”比重。
1961年，刘建勋调任河南省委书记，他认为河南灾大，”是水利方面的问题造成的。”为纠偏，他曾到处寻找水利工程的”反对派”。在信阳，他找到了发配在那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惺──大跃进中，陈惺对有人捐献不锈钢表带去炼钢表示不以为然，说：”用不锈钢表带炼钢主要是锻炼人，就是锻炼人代价也太高了!”这同他说”用放卫星的方式修建水库是劳民伤财”的话如出一辙。
刘建勋
在1961年开始的”纠偏”中，河南省对全省的水库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普查，对一部分设计标准偏低、施工质量较差、存有隐患的水库，包括一些大型水库予以废弃。
但是指导思想的失误并没有真正被扭转。重蓄水灌溉，轻河道治理，重兴利、轻除弊的倾向依然顽强存在。到六十年代末，驻马店地区又新增加了100多座水库，与此相对照，洪汝河的排洪能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一年年递减。
1975年8月特大洪水到来之前的淮河上游地区，事实上已隐伏着严重危机：河道宣泄不畅，堤防不固，许多”病库”隐患未除。更为严重的是，对于板桥、石漫滩等大型水库可能垮坝的潜在危险，人们并无警觉──准确地说，”垮坝”二字在人们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
由于片面重视蓄水，忽视防洪，石漫滩水库在溢洪道上增加了1.9米的混凝土堰，板桥水库在大雨前超规定蓄水3200万立方米。
人们过于笃信”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等既定的洪水标准，自信石漫滩水库可驭控50年一遇的洪水，在500年一遇的洪水中也能自保；板桥水库可以驭控100年一遇的洪水，在1000年一遇的洪水中也可无恙。
谁也没有见过”千年一遇”的洪水，所有数据都是根据人们掌握的有限的史料推算而来──1975年8月，真正的大洪水来了。沛然而降的雨水使人们瞠目结舌：它的雨量，竟相当于人们所说”千年一遇”设计标准的两倍!
低估险情，板桥水库垮坝
“75·8″暴雨由三场降水构成。第一场暴雨出现在8月5日14时至24时。当日，板桥雨量站测得日降雨量为448.1毫米，最大1小时降雨量142.8毫米。而按水库”千年一遇”校核标准，最大日降雨量才是306毫米。板桥水库水位迅速上升到107.9米，已接近最高蓄水位。
治水者最先尝到了被水治的滋味：因灌渠阻碍泄水不畅，大坝外的洪水淹没了水库的坝基。板桥水库管理局院内，5日晚积水达1米多深，电话总机室被水泡塌，电话线路中断，管理局与水库上游各雨量站全部失去联系。公路交通中断，板桥镇街积水二尺，供销社、信用社被大水冲倒，大部民房倒塌。板桥公社干部在慌乱中组织力量转移老人和儿童，派出所的干警则紧急抢救被水浸泡的档案。
8月6日早晨，刚从省里开会回来的驻马店地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陈彬到机关上班，发现指挥部成员已分头到基层防汛。此时，遂平县已对汝河随时可能溃堤提出警告，要求地区速送防汛物资。
上午，板桥水库管理局报告灾情的人员赶到，他们汇报的主要内容是”板桥镇遭淹”，”群众生活发生困难”。
陈彬提出：一、立即派出一个十余人的医疗队，抢救伤病员。
二、群众家被淹，粮食也被淹，粮食部门要带粮食安排群众生活。
三、商业部门负责解决煤等其它用品。
四、通知邮电局抢修线路。
地委副书记补充：以地委、地革委的名义慰问灾民和板桥水库的职工。
当天，陈彬赶到板桥，地革会生产指挥长刘培诚也到板桥察看情况。当晚，刘培诚返回驻马店，陈彬为了”搜集一些好人好事”，留住板桥。
这就是驻马店行政当局在8月6日对板桥水库灾情作出的全部反应。(陈彬在十余年后对笔者回忆：当时地区并没有感到板桥”情况紧急”，板桥水库素被称作是”铁壳坝”，人们对它的安全根本没有怀疑。)
“75·8″暴雨的第二场降水出现在8月6日12时到7日4时。
6日23时，板桥水库主溢洪道闸门已经提出水面，紧接着输水道全部打开泄洪。水位仍在上涨，库水位高达112.91米，而设计规定的最高蓄水位只有110.88米。
7日中午，陈彬召集板桥驻军、板桥公社、水库有关负责人开会，紧急会商防汛事宜。会议中发现，水库及板桥镇完全没有防汛器材，没有木料、草袋、铅丝，也没有准备应付意外情况的炸药──驻军名义上是炮兵，但有炮无弹。这时，通讯线路中断。
午后，天奇黑，雨势更猛。从16时起，”75·8″暴雨的第三场降水──也是最大的一场降水出现，这场暴雨将持续13个小时!
陈彬不懂水利，只感到”雨下得这么暴，库水泄得这么慢，情况有些不妙。”他再次召集会议，除请驻军使用连队报话机试图对外作接力通讯外，还紧急呼吁各级部门调集一切可以替代的物资参加防汛。
板桥水库位于泌阳县境内，该县县委书记朱永朝于7日傍晚赶到板桥镇。面对板桥水库的危急形势，他果断决定：立刻安排水库下游的板桥、沙河店的群众迅速撤离，并协助陈彬拟就一份告急电报，通过军队辗转上送。
这是8月7日晚7时许。
与此同时，驻马店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正召开紧急抗洪会议，会上讨论了宿鸭湖、宋家场、薄山等水库可能出现的险情，唯独没有谈到板桥。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回忆，板桥水库根本就没有报险。事实是，一方面因为板桥与驻马店的通讯完全中断，一位携带报话机进行接力通讯的驻军士兵在行至沙河店时被汹涌的洪水卷走；再则，板桥水库因其坚固而无法使人联想到”垮坝”。
与此同时，河南省水利厅在郑州召开紧急抗洪会议，会议的焦点是如何死守薄山水库，如何保住宿鸭湖水库及石漫滩水库是否要炸副泄洪道的问题；也有人担心板桥水库的情况，陈惺在会上建议：速炸板桥水库副泄洪道，以增大泄洪量!但这一建议已无法传到板桥。
截止到7日21时前，确山、泌阳已有7座小型水库垮坝，22时，中型水库竹沟水库垮坝。
此时，板桥水库大坝上一片混乱，暴雨柱儿砸得人睁不开眼，相隔几步说话就无法听清。大批水库职工、家属这时正被转移到附近的高地，飘荡着的哭声、喊声和惊恐的各种声响在暴雨中形成一种惨烈的氛围。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洪水一寸寸地上涨，淹至自己的脚面、脚踝、小腿、膝盖……
上涨的库水迅速平坝，爬上防浪墙，将防浪墙上的沙壳一块块掏空……水库职工还在作着无谓的抵抗，有人甚至搬来办公室里笨重的书柜，试图挡住防浪墙上日渐扩大的缺口……一位忠实的职工在暴雨中用斧子凿树，欲求留下洪水水位的痕印……
突然，一道闪电。紧接着是一串炸耳的惊雷。万籁俱寂。
暴雨骤然停止——夜幕中竟然出现闪闪烁烁的星斗。
这时，就听一声惊叫：”水落了!”
刚才还在一寸寸上涨的洪水，在涨至小腿、膝盖、腹部，甚至向人们的胸部漫淹去时，突然间就”哗”地回落下去，速度之迅疾使所有人都瞠目结舌──洪水的确在眨眼间退去。
就在那些”老婆孩子”欢呼”水落了!水落了!”的时候，板桥水库管理局公安科长马天佑的脸色骤然间变白，刚才的那个霹雷，曾使他周身触电似的麻了一下；此刻，那座刚才还如同一只充足气的巨大气球似的板桥水库突然间萎瘪──6亿立方米的库水令人恐怖地滚滚下泄。
板桥水库被洪水冲垮后的惨境李德武摄
涛浪直立，田园村落化为乌有
从8月7日4时到8月8日1时40分，在20多小时之内，洪汝河上游的数十座水库相继垮坝。洪水向四面八方奔突，扫荡，又在四面八方合流扩展，在直立如壁的惊涛骇浪前，田园、村落、集镇……须臾间化为乌有。
水库垮坝所致的大水与通常的洪水具有极为不同的特性，这种人为蓄积的势能在瞬间的突然释放，具有无法抗御的巨大的毁灭力量。
板桥水库垮坝后，距水库最近的沙河店镇首先被大水吞噬。尽管泌阳县委书记朱永朝在事前作了紧急撤离布置，但因洪水势头凶猛，全镇6000余人中仍有827人遇难。
撤离的通知，仅仅限于泌阳县范围。由于驻马店行政当局没有也不可能向全区作出相应的紧急部署，与沙河县仅一河之隔的遂平县文城公社，群众完全没有得到洪水警报，因此文城成为”75·8″洪水中损失最巨的地区：全公社3.6万人口中，有1.8万余人遇难；该公社魏湾大队1700余人中有近千人丧生；该大队三小队256口人中仅存96口，有7家人绝户!
笔者曾访问当年的”三队”——如今的一个小行政村。”75·8″大水的幸存者说：大水下来前，我们咋知道水库会有危险呢?天黑时，村里人看见河南岸沙河店那边影影绰绰有人在比比划划大喊大叫，可风声雨声太大，根本听不清喊的啥!
村民魏长河，全家6口人中有4人丧生。他回忆：喂饱牛时(约下午四时)，雨已下得很大，天黑时，全队人都往地势较高的大队部躲。三个妮儿，俺家里的抱一个，我抱俩，手里还拉着一个十二岁的小子，刚进院子，眼看着大水就从高高的墙头扑进来，像盖被子似的把满院子人都闷在里面。
当时50岁的吴桂兰说：俺和11岁的妮子被水闷住后，倒塌的墙就砸在我娘俩身上，险些被砸死，幸亏一个大浪把俺们托起，掀了出去，妮子眨眼间就不见了，我只觉着昏天黑地，抓住一张秫秸箔就随水飘走了。
全家6口人中死去2人的魏世兴说：水来前，我正在找绳子，准备拉老父母上树上房子。父亲刚把绳子系到屋檐上，大水就进了屋，就看见那么结实的绳子跟一根线似的断了，再看，老父母已经随水冲远。
村民魏东山回忆：我把老奶奶放进拖拉机的门楼子里，大水下来时，水头将奶奶和拖拉机一起卷走了。
当时已74岁的小脚老大娘赵二妮，全家8口4人丧生。她说：我是见过大灾的，见到大雨下得这个样，我就在屋里蒸馍，蒸了一屉子又一屉子，眼见着雨愈来愈大，我把衣服都翻出来，穿上了两条裤子，三个上衣，连袄都穿上了，就听儿子喊，快走快走，快上大队院!俺娘俩还没有走到大队部，就听见轰隆隆一片房倒的声音，还不及挪步，人就漂在水里了。
魏长河回忆：我是抓着房上的一只藤箩往下冲，一路冲到遂平城下，也不知喝了多少水。人说，县城南门、车站大桥和铁路是三道鬼门关，哪一道都是进去就出不来，我竟然都冲了过去，浑身的衣服撕得稀烂，一路上就听见大人哭孩子叫，一排排”水鬼”明晃晃的向你扑过来，后来才知道，那是露出水面的电线杆上的白瓷瓶。
魏世兴回忆：白花花的大水一眼望不到边，我在水里不知翻了多少个滚，憋得不能行，一露头，见两个大”淤杂”(草垛、杂物形成的飘物堆)向我冲来，其中有一棵连根拔起的大桐树，上面攀着许多人，乱哭乱叫，有人喊：”抱好东西!抱好东西呀!”我记得水里到处都有电灯一样明晃晃的东西。
始终被洪水潮头”载”着往下游去的村民魏东山，一路东去，速度迅疾，犹如乘车，他说：大水冲毁了坟地，冲出了坟墓里的棺材，我是抱着一块棺材板才活了下来。洪水的水头足有几丈高，我浮在水头上面看前方的景物，人就像立在悬崖上，我记得大水冲过一处树梢，树梢下面有一所小院落，我清楚地看见屋里还亮着灯，有一个小妮子嘴里喊着”奶奶!”正往屋里跑，这时，”轰”地一声就全没有了。
赵二妮老太太被卷到上百里外的阳丰大桥底下才被一棵树卡住，她挣扎着从树棵里爬出，临时穿上的几件衣服早就被洪水冲没，身上拉了许多口子，没剩下一块好肉。
从板桥水库倾泄而出的洪水，排山倒海般朝汝河两岸席卷而下，文城拖拉机站75匹马力的链轨拖拉机被冲到数百米外，许多合抱大树被连根抛起，巨大的石碾被举上浪峰。板桥水库底部高程为120米，文城魏湾的高程为100米，遂平县城的高程为65米，县城东部的高程为50米。洪水就这样借着高程的落差顺势而下，板桥水库8日凌晨1时垮坝后，仅一小时，洪水就冲进45公里外的遂平县城，遂平县40万人，此时有半数漂没水中，一些人被途中的电线、铁丝缠绕勒死，一些人被冲入涵洞窒息而死，更多的人在洪水翻越京广线铁路高坡时，坠入旋涡淹毙。洪水将京广铁路的钢轨拧成绞丝状，将石油公司50吨油罐卷进宿鸭湖中。
京广铁路被破坏
板桥水库垮坝5小时后，库水即泄尽。汝河沿岸，14个公社、133个大队的土地遭受了刮地三尺的罕见的冲击灾害。洪水过处，田野上的熟土悉被刮尽，黑土荡然无存，遗留下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鲜黄色。
翻越了京广铁路的洪峰，从西平、遂平两县境内继续向下游冲击，驻马店地区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尽成泽国。
大量的洪水涌入著名的”险库”宿鸭湖水库，该库堤内堤外皆是白花花的大水，库堤只能容一辆卡车通过，苍茫中犹如一条飘飘欲断的细带。而就在这条细带上，拥挤着将近5万的灾民。
宿鸭湖水库技术人员赵搭拉回忆：当时只听”咚!咚!咚”，堤外一座座泡在水里的房屋垮了。上游冲下来的”淤杂儿”、人，挤在水库的进水处，像旋涡一样打着转转。”救人呀!救人呀!”哭喊成片。眼看着一个个人栽在水里就没有了。
侥幸的是，大水下来的八天前，宿鸭湖水库刚刚完成了抢修工程──由于该库常年隐患未除，下游有阻水工程，又因周围群众屡屡哄抢护坡石料而遭损坏，赵搭拉在1975年初两次上书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报警”，在中央的干预下，有关部门终于批准了宿鸭湖水库的抢修工程。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次抢修，这座”险库”也必然会在这次大水中垮坝。
这条”细带”和这5万灾民的生命就这样被幸运地保存下来。
1975年8月9日8时，驻马店地委发出特急电报——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我区5日至8日连降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800毫米，平均积水2米左右，一片汪洋，板桥水库8日0时40分垮坝，遂平县城被淹没，有许多人死亡。由于暴雨洪水造成严重灾害，300多万人被洪水包围，有的被困在房顶、树上已有两、三天，万分危急!
档案记录：缺吃少穿，疫病流行
板桥、石漫滩诸水库失事当日，驻地距灾区最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60师及其他部队的近万名官兵便已奉令赶到驻马店地区抗洪救灾。自8月9日起，武汉军区的大批救援部队也昼夜兼程陆续抵达灾区。但是，灾害之惨重远远超出预料──此时，数百万灾民被浸泡在久久不退的积水之中，而头上爆晒着三伏天火辣辣的骄阳。
笔者从驻马店地区的档案资料中查到一部分残缺不全的电话记录、情况通报，这一份份逐日灾情的原始记录，披露了驻马店各县群众在板桥、石漫滩水库垮坝后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真实的悲惨景况。
8月13日——
新蔡、平舆东部水仍上涨，1小时2公分，全区200万人在水中。
汝南：10万人被淹(指尚飘浮在水中)，已救4万，还有6万人困在树上，要求急救；全县20万人脸肿腿肿，拉肚子，无药。
新蔡：30万人尚在堤上、房上、筏上，20个公社全被水围住，许多群众5昼夜没有饭吃。
上蔡：60万人尚被水包围。华陂公社刘连玉大队4000人已把树叶吃光；黄铺公社张桥大队水闸上有300人6天7夜没有吃饭，仍在吃死猪死畜。
宿鸭湖水库：大坝上5万人4、5天没吃东西了。
平舆：还有40万人在水里，肠炎、脑炎流行。医疗队下去了，但没药物，很多地方出现了灾民有病哭，医生看了病没药也哭的情况。
8月14日——
全地区尚有177.3万人泡在水里。其中上蔡64万，新蔡45万，汝南25万，平舆40万。汝南提出口号，保证每人1天1斤红薯干。
8月15日——
全地区尚有140余万人浸泡在水中，其中上蔡55万，新蔡40万，汝南25万，平舆30万。
8月16日——
全地区120万人还在水里，其中上蔡52万，新蔡20万，汝南4万，平舆23万。平舆县射桥大队有3个老头因没吃又无救而上吊自杀。
8月17日——
全地区泡在水中的人尚有101万。上蔡50万，党店公社堤上7000人，公路上4500人，树上、筏上31000人，又有一社员因高烧无药而死。老百姓缺衣，吴宋大队会计宋三意(已死)剩下妻子和6个孩，3个孩仍光身，3个只有裤头。
新蔡：用大锅煮红芋片救济群众。
汝南：确保1人1天3两面，7两红芋干。
全地区发病率迅速上升，据不完全统计，共有病人113.3万，其中汝南8万；平舆25万，其中王冢公社42000人，发病17000人，医务人员尽最大力量，一天仅治800人，死7人；西平病人11万；遂平15万；上蔡25万。
8月18日——
平舆、上蔡、新蔡尚有88万人被水围。
汝南：50万人发病32万。其中痢疾3.3万，伤寒892人，肝炎223人，感冒2.4万，疟疾3072人，肠炎8.1万，高烧1.8万，外伤5.5万，中毒160人，红眼病7.5万，其它2.7万。
上蔡：群众生活极困难，华陂公社56000人仍有21600人泡在水里。刘连玉村8户围1只破锅做饭，用南瓜挖空作碗，树枝当筷。有的地方仍在堤上吃小虫吃树叶。已病死21人。刘庄大队11岁的刘小群患乙脑连盐水都没，11日死。和店王妮13岁生病无药，17日死。全社脑炎死3人。
8月19日——
全地区尚在水中的人数44.8万。
上蔡：水中仍有40万，病死15人。
新蔡：水中仍有4万，病死20人，要求多送熟食和燃料。
平舆：截止昨天，已病死113人。
遂平：县里粮食吃完了。
各县纷纷要求速送治疗脑炎的安宫牛黄丸。
8月20日——
全地区尚有42万人在水中，病死者274人。其中确山病死16人(乙脑10人)，汝南病死5人，遂平病死50人，西平病死135人，上蔡病死28人，新蔡病死20人。
8月21日——
全地区尚有37万人泡在水中。
汝南：得病32万人，190人病死，药品不足，用土丹验方。
新蔡：发病人数22.8万，占41％，20人死亡。
上蔡：73人病死。
平舆：和店公社14个大队187个生产队4.3万人已在水中12天，水深处2米，浅处1米，老人和孩子都绑在树上。熟食不足，灾民11天没吃盐。孟庄大队东洼生产队，捞一死驴，灾民乱割食。
公社党委书记问县委：几万人生命危险，你们还要不要我们?飞机空投食品50%-60％落在水里，大李大队灾民见水中漂的烂南瓜，乱抢食，37人中毒。
……
在长达半个月的时间里，驻马店地区的数百万群众就这样等待着……洪水退去的地方，到处可见人畜的尸体──尸体在烈日下腐烂，在洪水曾经肆虐过的地方罩起一层可怕的雾，一位曾经参加救灾的军人后来回忆，在漯河至信阳的公路两旁，他亲眼见到沿途所有的大树树枝，都被黑压压的苍蝇压弯了。
爆破行洪，淮河险象环生
如果说水库垮坝所引起的冲击性灾害给洪汝河流域的百姓迅雷不及掩耳的毁灭性一击，那么河道宣泄不畅、洪水居高不下所造成的浸泡性灾害，则更加残酷地延续和加重了这场灾难本身的损失──水利建设指导思想上长期来形成的失误，无疑是对这次洪水中驻马店地区死难灾民和数百万受害生灵的摧残和扼杀。
在板桥、石漫滩水库垮坝失事后的第5天──1975年8月12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为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为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抵达驻马店灾区。中央慰问团的专机到达李新店军用机场后，纪登奎等即换乘两架米-8直升机作空中视察。
水利专家陈惺陪同纪登奎。直升机起飞后，先在空中视察京广铁路以东的灾区，看了平原上的汝河和小洪河。在所视察的汝南、平舆、新蔡、上蔡和西平县的范围内见到的几乎是一片汪洋，5座县城和条条块块分布的高地如同散布在海中的岛屿。直升机飞行的高度仅50米，能清楚地看到每座”岛”上都密集着灾民。一些”岛”人多面积小，大量灾民不得不站在水里和爬在树上。
直升机继而转向铁路以西，视察被冲垮的板桥、石漫滩水库。两座水库的大坝都在中段被冲开，形成深深的壑口。库水早已排完，露出干涸的库底。坝下沿河两岸，无论是村庄房屋还是道路树木，都被洗劫一空，留下一片荒凉。
中央慰问团在视察后认为，为了解救还困在水中的百万灾民，必须尽快排除洪汝河平原的积水。
水利专家陈惺向慰问团成员说明，这次受灾严重的洪河和汝河，在新蔡县城以南汇合后，向下至班台又分为两支：西支称大洪河，向南入淮河；东支称分洪道，经蒙河分洪道再入淮河。现在，由于大洪河的上段是在高地上切岗开通的，河岸陡峭，因此上游水位升高而河道流量增加甚少；分洪道虽然地势低下，但在进口处修有班台闸节制流量，也不能有效地扩大下泄流量。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间的洼地称洪洼，历史上是大水时的自然行洪道，可这些年洪洼已被围垦，丧失行洪能力。这些因素都使得班台以上洪水壅积难下。当今之计，唯有使用爆破手段，炸开阻水部位加速行洪。
8月13日晚9时，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紧急通知陈惺，陪同慰问团成员农林部部长沙枫速回北京向国务院汇报。刘建勋含着眼泪对陈惺说：”你去，代表我，代表河南，只有一个请求，炸开阻水工程，解救河南人民。”
14日0时15分，沙枫等抵达北京。
国务院会议室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已召集中央各部委和中央军委负责人等候开会。
沙枫首先汇报中央慰问团和河南省委关于加快排水的意见。李先念说：”为了救人，你们说炸开哪里我们就同意炸开哪里。”陈惺在地图上指出了需要爆破的位置，李先念在征求身旁水利部长钱正英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要钱正英起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联合命令。
在钱正英起草命令时，李先念又问陈惺还有什么问题。陈说，宿鸭湖水库尚未脱险。李先念要陈惺立即和河南通电话，采取紧急措施，确保水库安全。深受板桥、石漫滩水库垮坝事件刺激的李先念冲动地说：”宿鸭湖再也不能出事，再出问题，它就是催命鬼!”
钱正英起草好联合命令，李先念看后即和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通话，在得到邓小平的同意后，李先念下令武汉军区和南京军区的舟桥部队紧急出动，在中央慰问团的指挥下执行爆破任务。因为时间紧迫，李先念要求部队先行出发，由他亲手签字的命令随后由空军空投到各部队所在位置。
14日清晨，沙枫等返回驻马店。纪登奎决定由沙枫任组长、陈惺等为成员组成爆破指挥小组。陈惺向纪登奎转达李先念关于确保水库安全的指示，纪登奎说：”如果水库再出问题，我们就下地狱了，决升不了天堂。”
指挥小组随即乘直升机去新蔡，转乘机船赶赴爆破点。上午十时，在武汉军区副司令孔令德指挥下，对最大的阻水工程班台闸施行爆破。巨响声中，班台闸所有的闸门、胸墙、桥面和部分闸墩都腾空而起，分洪口门由此打开。
全部的爆破工作进行了整整两天。
扩大行洪后，为确保下游淮河大堤的安全，纪登奎指示陈惺等人乘船直达蚌埠，入安徽境内察看灾情。只见沿途各地都在鸣锣疏散百姓，由于班台闸被炸，大量河南境内的洪水向下游倾泄，致使淮河中、下游的形势紧张。淮河多年受重蓄轻排指导思想之害，行洪道上早已围堰丛生，如同处处设卡，本在1956年就已达到抗拒1954大洪水标准的河道，此时的泄洪能力却已下降30%-40％，河道上星罗棋布的”关卡”造成淮河”肠道”的严重”梗阻”，陈惺亲眼见到沿途的淮河河道平堤流水，险象环生。
多年来，重兴利，轻除弊，重水库建设，轻河道治理，从神话中大禹治水的”疏导之术”，又退回到了鲧的”堵截”之法。一辈辈进化了的人，也愈来愈”聪明”地从”水库”中无休止地索取，却忘记了”水火无情”这个最简单的真理。
官员反思：对大型水库缺乏深入研究
1975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水电部在郑州召开全国防汛和水库安全会议，会议由钱正英主持。
兹将水利部长钱正英在会上发表的讲话摘要抄录如下：”75·8″暴雨，对治淮工作是一次严格的检验，对全国的水利工作也提出了警告。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正反面的经验，不断提高水利工作的水平。
对于发生板桥、石漫滩水库的垮坝，责任在水电部，首先我应负主要责任。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主要表现在：首先是由于过去没有发生过大型水库垮坝，产生麻痹思想，认为大型水库问题不大，对大型水库的安全问题缺乏深入研究。二是水库安全标准和洪水计算方法存在问题。对水库安全标准和洪水计算方法，主要套用苏联的规程，虽然作过一些改进，但没有突破框框，没有研究世界各国的经验，更没有及时地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做出符合我国情况的规定。三是对水库管理工作抓得不紧，对如何管好用好水库，对管理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有关水库安全的紧急措施，在防汛中的指挥调度、通讯联络、备用电源、警报系统和必要的物资准备，也缺乏明确的规定。板桥、石漫滩水库，在防汛最紧张的时候，电讯中断，失去联系，指挥不灵，造成极大被动。四是防汛指挥不利，在板桥、石漫滩水库垮坝之前，没有及时分析、研究情况，提出问题，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减轻灾情，我们是有很大责任的。
板桥、石漫滩水库工程质量比较好，建成后发挥很大效益。但因兴建时水文资料很少，洪水设计成果很不可靠。板桥水库在1972年发生大暴雨后，管理部门和设计单位曾进行洪水复核，但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和相应的措施，所以防洪标准实际上很低。
由于重视蓄水，忽视防洪，石漫滩水库在溢洪道上增加了1.9米的混凝土堰，板桥水库在大雨前比规定超蓄水3200万立方米，运用中又为照顾下游错峰和保溢洪道而减泄400万立方米。这虽对垮坝不起决定作用，但减少了防洪库容，提前了漫坝时间。由于事前没有考虑特大洪水保坝的安全措施和必要的物资准备，在防汛最紧张的时候，电讯中断，失去联系，不能掌握上下游讯情，不能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也没有及早向下游遂平县发出警报，组织群众安全转移。
要总结治淮25年的教训，对洪水做出充分估计。1954年的洪水超过估计，1974年在山东、安徽发生的洪水也超过估计，今年(1975)也超过估计。据说，明万历年间，淮河曾发生过大水，跟今年的水情很相似。因此要很好总结十多年的经验。从气象、历史等特点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钱正英的这番讲话，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像板桥、石漫滩这样的水库溃坝事件，再也不能重演了!
板桥、石漫滩垮坝14年后，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副部长的李锐意味深长地指出，决不能片面强调水库的功效而忽略河道的治理，他说：”对河流防洪而言，堤防的作用是绝对的，是古今中外一切大江大河最有效的措施，是一件长年累月埋头苦干的工作，但显不出组织者的雄才大略、雄伟气魄，更不能扬名天下、流芳百世。但我相信，只要地球存在，河流存在，堤防的作用就是永恒的……”
上古大禹治水，因势利导，既尊重了人的生存愿望，祈望丰收，安居乐业，又尊重了水的特性，人水和睦相处，因而称誉于今。
在大灾难过后的第二年──1976年的初夏，这片曾经被洪水肆虐，埋葬过两万六千生灵的土地，以格外的肥沃赢得了一个罕见的丰收年。……仔细看去，沉默着的大地上，庄稼凹凸错落，厚厚薄薄，色彩浓浓淡淡，最令人心颤的是银璨璨的田野中那一小块一小块格外厚实格外茂密的庄稼。
那儿的麦子都长疯了!──幸存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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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以史为鉴
傅国涌：有人想称帝，社会怎么反应？
傅国涌摩西的手指
常识需要不断的重复，因为人类是健忘的。
1.
相距三十年，陈寅恪读了吴其昌的《梁启超传》，追想往事，当年他26岁，正担任经界局局长蔡锷将军的秘书，亲历过洪宪称帝一幕，”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就在此时，在万千读书人心中有着偶像地位的梁启超公开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
梁启超本人在《国体战争躬亲录》也回忆，他在筹安会发起后一星期写下此文，”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
杨度等六人发起筹安会是在1915年8月14日，19日发布启事，推定杨度为理事长，23日正式宣告成立，向各地发出《筹安会通电》。这个月底，梁启超的文章在京城一见报，各报即争相转载。(此前8月20日，已交《大中华》杂志付排。8月22日，梁启超写信给女儿梁令娴就说，论国体问题的文章已交人带入京登报。)
比陈寅恪小四岁的吴宓听说袁世凯见到此文，以为足以当一师团。9月5日，吴宓(1894年生)在《国民公报》读到此文，同时读到汪凤瀛的《致杨皙子书》，当天在日记中激动地写下：”听风雨之鸡鸣，作颓波之砥柱，亦大可为共和吐气，使奸人丧胆。”他也很想在这共和与专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执笔，只是力与学未逮，而梁、汪之文虽说理透彻、词锋犀利、措语庄严，只是”深心韬晦，使他人无懈可击”，他觉得意犹未尽，因此有爽然若失之感。
章士钊也在《甲寅》撰文指出：梁任公先生号为言论之母，今于国体论”甚嚣尘上””八表同昏”之时，独为汝南晨鸡，登坛以唤，形大而声宏，本深而末茂，其所以定民志、郛众说者至矣。顾其文不免有斧凿之痕，启人疑虑。颇闻人言，梁先生草此文，凡数易稿，初稿之词最为直切，亲爱者以为于时未可，点窜涂改，以成今形。
曾追随梁启超的吴贯因见过此文原稿，确有删改之处。比如在痛斥帝制之非，并说由此行之，”就令四万万人中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这样的表述(大意)。后有人劝他，袁现尚未承认有称帝之举，初次商量政见无须如此激烈，所以删去了这段，其他各段也改得更为平和。
就连主张君主制的严复9月23日的私信中也认为，反对声音中以汪、梁两文最有力，”然两家宗旨，皆非绝对主张共和，反对君宪，而皆谓变体时机为未成熟。”他举出梁启超文中所言：”吾国宪政障碍，非君宪所能扫除，障碍不去，则立宪终虚。”严复指出：”大总统宣誓就职之后，以法律言，于约法有必守之义务，不独自变君主不可法，且宜反抗，余人之为变，堂堂正正，则必俟通国民意之要求。顾民意之于吾国，乃至难出现之一物，使不如是，则共和最高国体，亦无所谓不宜者矣。”向民国宣过誓，这正是袁世凯所担忧的。所以，若不是民意一边倒的呼吁他放弃共和、回归帝制，他也不敢贸然轻进。
8月31日，章士钊在《帝政驳议》中言及袁世凯就职总统时的誓词”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就说：”未几而精神浸亡，瑕秽山积”。反过来却又成了共和不行、要回到帝制的借口。他堂堂正正地批评：”口血未干，言犹在耳，而今竟以民主帝政见告，立会在政治首要之地，主事皆左右近幸之人，收集党徒，明谋不轨……举凡前此带山砺河一切之誓，于今所未便，即悍然毁灭，使无或遗。而司其说者，犹欲以将来立宪为饵，而欲人之欣然乐从，俯首而听命，此岂可得知数耶?”
《青年杂志》问世前，王庸工写信给陈独秀提到宣誓：”以共和国之人民，讨论共和国体之是否适当，其违法多事，姑且不论，倘讨论之结果，国体竟至变更，则何以答友邦承认民国之好意，何以慰清帝逊位之心，何以处今总统迭次向国民之宣誓……”可见这在当时几乎是常识。
到12月下旬蔡锷将在云南起兵，统率办事处连续两电责问他为何出尔反尔，明明8月25日在北京签名主张君主制。他电复统率办事处就如此回敬：”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违背屡次的宣誓，正是袁世凯感到棘手的。10月2日，他跟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就坦言了心中的顾虑。朱尔典回答：”国民议决共和政体，选举大总统为大总统，则当然发誓维持共和政体。若国民又议决君主立宪政体，恭举大总统为新帝国之大皇帝，则又当本国民之意，发誓维持君主立宪之政体，此顺民意而为之，于信用毫无损失也。”
9月6日袁世凯特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发表对于变更国体的宣言，故作轻巧地说：”而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大总统之地位，本位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
集中民意，是杨度发起”筹安会”之用意之一，更是梁士诒等策动”全国请愿联合会”、组织虚拟的”国民代表大会”之目的。12月11日，经代行立法院于核定，全国各省区”国民代表”1993名，主张君主立宪的票数1993张，也就是100%赞同回归帝制，欲求一张反对票都不得。袁世凯声言，”民国的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所谓”民意”只不过是揣摩”上意”，非真民意也。试想，在共和政制之下，岂能容许京师堂而皇之公开地在讨论废除共和的问题，而且是有参政院参政身份的杨度出面。《筹安会通电》所谓”本会之立，将筹一国之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这一点，早在8月21日，清末曾力主张君主立宪的徐佛苏即在北京《国民公报》公开指出了——
古今中外，无人在本国法权之下，而集会结社，公然讨论本国国体者。更未有昌言推翻本国现有之国体，谋植其他国体而不触禁令者。何也?国体者国本之所托命，国民全体艰难开创，歃血缔盟，共同奠造之大基业也。故其本国人民，无论何人，对此国体，凛若神圣不可侵犯。
如国体可以自由讨论改变耶，则国家有一日之生存，在人民即可以有一日之讨论改变，非待至无国以后，将无讨论改变终止之时。然则此讨论也，岂不与国家生存之目的相背，而成为滑稽之事乎?故世界无论何国人士之言论著作，对于他国之国体，可以任意批评，若一论及本国国体，纵心怀反对，亦只能出以微言婉风之笔，否则谓之倡革命耳。
杨度主张君主立宪可谓久矣，当初在日本留学，孙中山就没有说服他。这年4月，杨度抛出对话体的长话《君宪救国论》，认为共和之下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矣。他以答客问的方式阐述政见：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今日举甲，明日举乙，皆无不可，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
严复老先生以他翻译的著作而广为人知，他虽主张君主立宪，并列名筹安会，却与杨度的见解不甚相同。当年9月23日，他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自道心曲：”吾国今日之事，亦视力之何如耳?至于其余，大抵皆装点门面之事……故问中华国体，则自以君主为宜。吾侪小民，为其中托庇之一分子，但愿取此大物之家，量力度德，于外则留神邦交，于内则通筹财力，使皆稳固，则权力所在，将即为讴歌所归，历史废兴，云烟代谢，我曹原无所容心于其际也。”
对于梁启超的影响力，严复深知，他在后来(1916年4月4日)的私信中曾言，梁启超”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然对于梁的政见常有变化则深不以然。他继续对梁有所议论，认为其”不识中国之制与西洋殊，皇室政府，必不可分而二者，亦可谓枉读一世之中西书矣”。他引用法国作家雨果《九三年》中一语：”革命时代最险恶物，莫如直线。”他说梁启超理想中人，正是”常行于最险直线者也”。
他坦言自己对君主制一如既往的感情。当辛亥革命之际，他即对共和心怀警惕，在写给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信中，曾清楚地表明了君主立宪的立场。他对君主制的肯定确乎没有变过，认为，”中国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动，动则积尸成山，流血为渠。”
而对于比他小五岁的袁世凯，他却自有看法，1915年6月19日给熊纯如信中即说：”大总统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欲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满意处甚多，望其转移风俗，奠固邦基，呜呼!非其选尔。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此国事之所以重可叹也。”在上述信中又议及袁：”夫袁氏自受委托组织共和以还，迹其所行，其不足令人满意者何限!顾以平情冷脑，分别观之，其中亦有不可恕者，有可恕者，何则?国民程度如此，人才消乏，而物力单微，又益之以外患，但以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则与前之力亡满清正同，将又铸一大错耳。”两个月后，袁薨，民国政局转入不可测。当日(6月6日)，严复即在私信中预言：”从此国事，思之令人芒背。”
2.
1915年，筹安会出笼时，严复61岁、杨度40岁、梁启超42岁。章士钊只有34岁，正在办《甲寅》杂志。杨度是留日学生，梁启超曾流亡日本等国，严复毕业于英国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章士钊留学于英国阿伯丁大学，研习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同是留英出身，他与严复的政见却不相同。
自辛亥以来，章士钊已成为共和价值最有力的阐释者和捍卫者之一，他的文章曾启迪过年龄相仿的湖南老乡、也是民初最有活力的政体设计者宋教仁，宋将他的专栏剪报装订成册，作为案头参考读物。难怪有人称他是”宋教仁的灵魂”。自日本略窥察宪政的宋，与在英国正式研究过宪政的章，在学理层面确不能相提并论，但章氏理想，若无宋氏实行，也不过纸上文章。不幸宋于1913年春天被刺，章的共和政体理想失去了在现实中落地的推手。但他依然通过《独立周报》、《甲寅》周刊等媒体表达清晰的政见。他的典雅文风、严密逻辑，吸引过比他年轻的钱基博、胡适、罗家伦等人，他们都曾给他的政论文极高的评价。
当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和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相继发表，他以”秋桐”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许多捍卫共和价值的政论。对于杨度，也包括严复等一再强调的国民程度不足。早在1914年6月10日，他在《国家与责任》一文中，就以民智最高的美国为例，认为有选举权的不过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多数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相对的，所谓多数是指有选举权的多数，不是全部人口的多数。他假设中国五分之一的人有选举资格，那就是八千万。退一步，八千万人的五分之一，那就是一千六百万，即使只有一千六百万的五分之一，那就是三百二十万，即使是三百二十万的五分之一六十四万，甚至是六十四万的五分之一，就是十二万八千，都不妨碍他关于国民程度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的说法。如果中国连十二万八千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没有，那么即使实行专制也没有资格。
这一点，1915年6月22日，他在《共和平议》长文中说得更清楚，所谓程度只是比较之词，而非绝对之义。即使说中国民智之低，不足以举行普通选举，也不能说中国没有一部分优秀分子可以进入参与政事之林，无论何人都难以相信。他直言自己理想中的立宪政治，最初不是以普通民智为基础的，”而即在此一部优秀分子之中，创为组织，相观、相摩、相质、相剂，此其基本任务，与世俗所称开明专制，不必有殊。”共和政制可以由一部分优秀分子创设，而不是”其智未足以言政”、从来没有听说过共和为何物的普通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若以人民全体为一标准，而疑多数拙劣分子所不能了解之事，即不能行于少数优秀分子相互之间，以致优秀者失其磨荡之力”，则将永无进步可言。针对古德诺所说中国以人为治传之数千年，中国人”绝不适于社会共同运动”。他说这句话的毛病就在，以人民全体的程度，作为创设政制的标准，而忘记了转移社会的中坚，无论哪个国家，都是一部分聪明俊秀之士。在中国尤其如此。他接着指出，”惟人治之不善，乃立宪法，惟人民之无识，乃言进步。不然，则有国者，亦只随其古来相传之政习以终焉耳矣”，按这一逻辑，不仅辛亥之役不值一钱，当时各文明之邦，达成良明政治的无论是激进的革命还是平和的改革，岂不都成了谬妄?
相比之下，比他年长、同是留英出身的严复，虽翻译过《法意》、《群己权界论》等经典，却只能守着老中国”古来相传之政习”打吗啡终老了。
1914年11月10日，1879年出生的陈独秀在《甲寅》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文中，也阐述过国民程度的问题，他认为一国人民的智力，不能建设共和，也未必宜于君主立宪，两者都是要行代议之制。”代议政治，既有所不行，即有神武专制之君，亦不能保国于今世。其民无建设国家之智力故也。”所以，他说，”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20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并无所怀疑。”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怀疑。当筹安会出笼后，王庸工给他写信，认为更可怕的就是，”此邦官民，对于吾国国体变更，莫不欣欣然有喜色，口中虽不以为然，心中则以此为彼国取得利益莫大之机会，……此诚令吾人不寒而栗者也。”他在回信时即指出：”人民程度，果堪立宪，而谓之不适共和，诚所不解。”他之所以想在国人思想的根本觉悟上用力就是因此。
新生的民国，在共和政制的实践中诚然多有缺点，却也并不像批评者所说的一无是处，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天赋人权这些观念得到确认不用说了，即使作为共和制最最受诟病的国会而言，章士钊在《共和平议》中说，”平心论之，国会亦何尝造大孽于天下”。吵吵闹闹是国会的常态，他曾目睹英国历史深远的巴力门也是争吵不已。日本帝国议会经二十多年训练，今年开会时还差一点动拳头。我们开第一次国会，相持之急，传闻也不过是拍桌子、掷墨盒而已。翻一翻各国议会史，就算不得什么了。为何到了中国，就好像犯天下之大不不韪，为五洲万国所无一般。岁费六千，就好像是议员应受死刑的证据，内外攻讦，体无完肤。当袁解散国会，选举产生的议员出局，指定的所谓参政登场，”所受实同，不闻其非，转嫌其少”。他承认议员品性不齐，无可讳言。但是当贿赂遍地，兵威四逼之时，而天坛宪法草案，还能从容起草，主张不变。总统选举，将议员困在里面不给吃的喝的，外面以军队威吓，从早到晚，票也只是勉强够而已。这些事先不去追问是非曲直，而国会议员中至少有许多人是节操的，决不能说其绝无存立之价值。他思考共和之所以受挫，一是由于国民责望之过奢，一是由于当局成心之无对。责望过奢的又分两类，一是向来主张共和的，平日的理想一旦见之实行，不如原来的期望，则顿生失望，如章太炎就是。一类是向来不主张共和，处处以挑剔的眼光来看待，康有为，乃至梁启超都是这样的心态。他说：”惟读者思之，共和二字，本为吾国人所不习，行之而不能无弊，又为事实所当然，今骂倒共和之声，出于此辈贤豪长者之口，其不为人所利用，以颠覆新制者几何。至于当局者之成心，尤为章显。昔之主张排满者，谓满洲不能立宪当亡，能立宪亦当亡。今之排共和者亦然，共和不适于吾国当亡，适于吾国亦当亡。”他直言，共和不能行，开明专制更无可望，非一端走入无政府，一段走入黑暗专制不可。有人口说”立宪”，而不知以政体而言，共和与立宪正如二五之与一十，势难区别也。今日民智虽幼稚，难道连三百廿乃至千余年前所可比吗?对于另一种说法，就是中国地大不适于共和之说，他也做了有力的反击，在广土众民的大国实行共和，美国、法国已提供了先例。
此时距离筹安会正式出笼已近两个月。
8月31日、9月17日，他与杨度、古德诺的言论针锋相对，接连以《帝政驳议》、《民国本计论——帝政与开明专制》等长文予以回应。过去人们的目光都被梁启超那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所吸引，包括当时的”90后”青年吴宓、陈寅恪等。其实，章士钊对共和政体的立言，无论放在言论史还是政治史上来考察，都更值得重视。10月1日，他的《评梁任公之国体论》一文就是与梁商榷，对于梁的”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在甲种国体之下，为政治活动，在乙种反对国体之下，仍为同样之政治活动，此不足为政治家之节操问题”，他指出，”君主国体，为家天下，民主国体，为公天下，自私而之公，一也。满洲季年，立宪绝望，易为共和，而宪政确立，在理宜然，二也。苟政论之节操，缘此二义而无伤，则在同类变故之下，政情稍与其义相背，则所谓节操，已零落瓦解而不可救，而况适得其反者乎?”在这句话下面，他有自注，今天倡言君主的每以将来立宪为词。梁在国体论中已论及徒立君主，不能立宪。他最后表示以梁启超其人对于中国的治乱兴衰密切相关，如果举棋不定，”冥冥中堕坏国家之事，不知几许”，所以本着责备贤者之意，直言相商。
对于汪凤瀛的文章，他虽赞其恳切详明，却也有不同看法。其实汪不是反对帝制，只是反对袁帝制自为，所以他给杨度的公开信中说：”今之在朝诸彦，罔非清室遗臣，止以国为民国，出而为国服务，初无更事二姓之嫌，屈节称臣之病。故一经劝驾，相率来归耳。”何况汪认同开明专制。他在《民国本计论——帝政与开明专制》中直言：”开明专制之误国也如是，而今之贤士大夫如汪君凤瀛之流，犹颂言此物，以为今日而治中国，外此莫可。”
除了《共和平议》，他的《说宪》、《学理上之联邦论》等文，与他的《联邦论答潘力山君》、《联邦论答储亚心君》、《联邦论再答潘力山君》、《邦与地方团体——答张效敏君》……皆从正面立言，从中不难看出他对共和宪政和联邦制等重大问题的关切。在民国还是帝国成为现实而不是纸上的论题时，他留下的制度性思考尤为珍贵。一个有着健全常识的政论家，他的声音长久地被历史遗忘，是因为这个民族与这条政治文明的线索渐行渐远，滑到另外的轨道去了。今天回过头来，重新听一听他的声音，百年前的政体之战给我们提供的岂止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还有那些掷地有声的清明严谨的常识理性。
研究比较行政法的美国学者古德诺从学理入手，认为中国共和政体不宜于中国。张东荪在上海《神州日报》发表《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9月，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主办的《尚贤堂纪事》即全文转载。针对古德诺所谓”教育未遍，民智卑下”的论点，他直言：”夫未厉行教育者，惟有厉行教育而已;禁压人民不许参政者，亦惟有复其自由，使其参政而已。若变本加厉，改为专制，适足以促成内乱。”
有过议会问政经历的前议员谷钟秀、杨永泰、欧阳振声、徐傅霖等也联名发表了《维持国体之宣言》、《对于筹安会之外论》。10月13日，成都《四川群报》要将吴虞《对于国体问题之意见》列入社论。15日，在《四川群报》编辑室讨论马相伯的国体论之后，他又写了《书马良国体论后》一文。他们的声音，与梁启超、章士钊等人的声音汇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百年前袁世凯回到帝制的舆论阻力。
1916年春天，袁世凯的帝国梦在蔡锷等人的武装反对声中做不下去了，严复写信对熊纯如说：国体之议初起，时谓当弃共和而取君宪，虽步伐过骤，尚未大差。不幸有三四纤儿，必欲自矜手腕，做到一致赞成，弊端遂复百出，而为中外所持，及今悔之，固已晚矣。窃意当时，假使政府绝无函电致诸各省，选政彼此一听民意自由，将赞成者，必亦过半，然后光明正大，择期登极，彼反对者，既无所借口，东西邻国亦将何以责言。
当然，严复的猜测至多只是一家之言，政治的现实永远都要比书生的一厢情愿复杂得多。无论杨度、严复们，还是梁启超、章士钊、张东荪们都无法预知历史将往哪里去。
3.
1915年9月，民初有名的记者黄远庸因在帝制问题上的暧昧态度，饱受舆论之非，避居上海，出国前夕给章士钊写信(刊于10月的《甲寅》)，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艺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然如足下今兹所为，觉世晓民，其于国民本分，亦已尽矣。”
章士钊在9月27日的回信中予以回应：”提倡新文学，自是根本救济之法，然必其国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线下，而后有社会之事可言，文艺其一段也，欧洲文事之兴，无不与政事并进。”他的兴趣还是在政治方面，文学非其志也。
《甲寅》出至第九期，即被禁止邮递。《甲寅》初在东京创刊，自第五期起，印刷、发行即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办理，大致每月下旬出版。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回忆：记得是第九期，发表章行严先生的《帝政驳议》。厨师把杂志送到邮局去，过了半天，把邮件一齐车回了，脸上很气恼，说：”不寄!禁掉了!”原来因为反对袁世凯被禁了。……邮政局寄不出，零卖还没有到禁止的地步罢?果然总算平安无事的过去了。
国内不能邮寄，读者无从购买，出了第十期，也就停刊了。章士钊于这年7月从日本回到北京，随后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0月22日，有人告诉吴虞，前一天成都《国民公报》登有政事堂来电，通饬缉捕章士钊、谷钟秀，说他们莠言乱政。
此时，不以批评时政为宗旨的《青年》杂志已在上海悄悄问世。黄远庸从新文学入手的观点是否启发过《甲寅》的作者和读者胡适、陈独秀等人，无法确知。但紧接着《甲寅》的《青年》(《新青年》)杂志上，胡、陈等人的言论确与黄的想法有共通之处，或许正好所见略同。
是年8月18日，袁氏将恢复帝制的消息传到太平洋彼岸，向往”少年中国”的留美学生胡适即在英文写的《中国与民主》一文中说：不管袁先生当不当皇帝，这并不影响少年中国之进程(余在此并不是指任何特定之政治派别)。少年中国正在为中国建立真正民主而努力奋斗。它相信民主;而且相信：通向民主之唯一道路即是拥有民主。……倘若盎格鲁-撒克逊人从不实行民主，那他们决不会拥有民主。这是一种政治哲学，……古德诺教授和许多其它善意之制宪权威认为，东方人不适于民主政体，因为他们以前从不曾有过，与此相反，少年中国认为，恰恰因为中国不曾有过民主，所以她现在必须拥有民主。
8月29日夜，他再次执笔写下《古德诺与中国的反动势力》一文，反驳古德诺，投稿给《新共和》周报，最后改了个题目，发表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1月号。
面对国内的帝制与共和之战，1916年1月11日胡适写信给女友韦莲司，提出”新造因”这个说法，他认为如果缺乏必备的先决条件，政治就可能上轨道。无论是主张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救不了中国。他认定，自己的职责就在于准备这些先决条件，即”新造因”。1月25日夜，他在写给还在留日的同乡、同学许怡荪信中有更进一步的论述：”……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庶几犹有虽亡而终存之一日耳。
……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虽然他明知树人乃最迂远之图，但他认识到国事、天下事都没有捷径可走。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几天后(1月31日)，他在写给韦莲司父亲H.S.维廉斯教授的信中也说，虽对革命者深表同情，但作为个人，宁愿从事”从下往上”的建设工作，我们可以称之为基础建设或底部建设。他相信，通向开明而有效的政治，没有捷径可走。”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这是他理解的”从下往上”的建设之途，注定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却是一个十分必需的过程，需要足够的耐心。
他与同时留美的梅光迪、任鸿隽等，与在国内开始办刊的陈独秀关于文学的讨论，他倡导白话文、新文学，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等，都可以看作是”三年之艾”，是”从下往上”打基础的迂远之举，是在为”少年中国”提供前所未有的”新造因”。
他得到章士钊的称许：”年少英才，中西之学俱粹”(1915年10月1日《甲寅》按语)，更为梅光迪等同辈所推崇，”如胡君适之者，文兼中西，为留学界中绝无仅有之人”。3月14日，梅光迪写信给他：”足下近来为民党发表意见乃至可佩之事。”梅也曾撰文投给《独立》、《新共和》等报，因未见发表而感到丧气，”吾辈徒有一腔热血，能以小学生资格张空拳以扑杀群魔乎?”
8月13日，陈独秀给胡适回信，提及”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他们当时就想在社会下手，”从下往上”，寻找出路。陈独秀办《青年》杂志，以”改造青年之实行，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天职，寻求青年的根本觉悟。这是对政象纷乱的时代危机之回应，与胡适的思考是合拍的。
面对世事、国事日非，1915年10月25日，尚未出国留学的吴宓在清华学堂写下自己的思考：”国家之盛衰，不在其政体，不在其一二人物，亦不尽由财力兵力之如何。处今之中国，而言兵与财，尤急不能成。所恃以决者，国民全体之智识与道德，故社会教育、精神教育尚焉。苟民智开明，民德淬发，则旋乾转坤，事正易易。不然者，虽有良法美意，更得人而理，亦无救于危亡。”推其用意也是要为共和政体在中国生根提供”新造因”，与胡适心意相通。
后来被胡适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1872年出生、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在1916年1月6日写下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一文直言，”苟非五洲大通，耶教之义输入，恐再二千余年，吾人尚不克享宪法上平等自由之幸福，可断言也。”此文一年半后在《新青年》面世。他在文末指出，欧洲有马丁路德创新教，为数百年来宗教界辟了新国土;培根、笛卡尔创新学说，为数百年学界开了新天地。他为此大声疾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
吴虞耿耿在念的新思想、新学说，特别是造新国民，不正是胡适一辈”90后”所呼唤的”新造因”吗?
比袁氏回归帝国轨道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毫无疑问是新青年胡适之、梅光迪、吴宓等人的思考和选择。1915年，南开中学学生周恩来写了一篇题为《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的作文，以略为稚嫩的文言论证了共和政体的优越性。对于孟德斯鸠的这句话，他认为足以代表共和真正之精神，”(今)欲求人民能具治人治于人之资格，则必道德高尚，智识充足，知自由之真理，明平等之范围。法理通然后知进退(操纵)，自治明而后免祸患(知运用)。”胡适生于1891年，吴宓生于1894年，梅光迪与陈寅恪都是1890年出生，周恩来生于1898年，比他们更年轻。这一代的思考，当时公开发表出来的并不多，在私人书信和日记中却已透露出了吴虞所说的”新国民”气息。胡适采用”少年中国”的说法，也可以视为现代中国的一个表述。培育一代”新国民”，从下往上，以造就”少年中国”的基础，不正是他们念兹在兹的吗?他们与年长一些的张东荪、陈独秀辈，更年长的吴虞辈都想到一起去了。
1915年7月，胡适在纽约写信给章士钊，谈及翻译世界文学名著(包括小说、戏剧等)，不仅与黄远庸的来信相呼应，也与陈独秀一拍即合。1916年2月3日，他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得：”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让人想起不久前被中华革命党人在异国谋杀的黄远庸之思考。黄生于1884年，殁于1915年12月27日，已无缘即将来临的新文学时代。
胡适在给章士钊的上述信中还抄录了去年写的《留学篇》中一番话：”适以今日无海军、无陆军，犹非一国之耻，独至神州之大，无一大学，乃真祖国莫大之辱，而今日最要之先务也。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亦扞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
此信刊登在《甲寅》第十期。当时，比胡适小两岁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毛泽东便是《甲寅》的热心读者。他大概从老师杨昌济、徐遂良他们那里借阅《甲寅》。自1914年5月27日收到《甲寅》创刊号，杨昌济就常在日记中提及这一杂志，记下自己的感想，对章士钊的文章多有肯定。杨自1909年到1912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与章留英的时间有两年交集。1916年1月28、29日，他连续写了两封信给要好的同学萧子升，要萧帮忙借《甲寅》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第二封信中表示”欲阅甚殷”，希望向徐先生或杨先生借。可以推想，他以往也是从老师那里看到《甲寅》的。他当时并不知道《甲寅》出完第十期即已停刊，还眼巴巴的等着拜读。
胡适等人试图以白话文为抓手，在文学、思想、教育、学术上造成新潮流，这一切萌芽于《甲寅》，而在《新青年》抽出枝条，在北大开花。1916年底，蔡元培入主北大，吸纳陈独秀、胡适等新人，就是在庙堂之外，通过办学堂来开创新局，此正是刷耻之举。三只兔子汇聚红楼是袁氏称帝失败之后最具诱惑力的一幕历史，也是为未来中国提供”新造因”。有新思想、新学说的激荡，造就一代又一代新国民，不愁新的共和政体不能名副其实。不同意白话文、对新文学也兴趣不大的政论家章士钊已淡出这一波新潮。百年言论史上，政论家办刊的时代亦迅速让位于思想家办刊的时代。
与胡适、陈独秀他们见解不同的留美学生吴宓、陈寅恪、梅光迪等，则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学堂汇聚起一道同样有生命力的风景。他们年龄相仿，多数人都是”90后”。如果要在他们之间找到共同底线，或者共同的起点，还是逃不出陈寅恪拈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许多的分歧都会随着时间而过去，他们寻求一个新的现代中国或现代文明基础上重建中国的用心则不会随风掩埋。他们都是低调理想主义者，只是属于不同的侧面，虽然很长的时间内，他们的声音都曾被高调理想主义的声音淹没。
4.
比他们年长的章士钊、张东荪一辈，在辛亥前夜就已在论坛上发出声音。章士钊在《苏报》主笔政只有22岁，宋教仁主持《民立报》也不到三十。
1911年，25岁的张东荪自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通过殿试，被授予格致科进士。当年5月23日，他在《东方杂志》发表《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署名”圣心”)说：政体与国民之道德，有至大之关系。我国之初，本非专制，自秦而创，至汉而成。自此以往，淫威日甚，压制日重，于是民生困苦，恐惧伪诈、谄媚自私、卑贱苟且、无耻不仁，凡诸不德，养成根性。且国家所定之法，皆为防弊。弊愈多，则法愈紊;法愈紊，则梗阻愈多、牵制愈烦，使全国之民无复活气，奄奄若病。
一语道破中国的病根，近两千年的专制病已根深蒂固，非短期可以疗治。辛亥革命造成的共和政体本是疗治之方，却非短期所能奏效。于是杨度们回到帝制的主张成为一种选择，1915年2月15日，他在《正谊》月刊发表《中国之将来与近世文明国立国之原则》，最后提出：中国国运之兴也，不在有万能之政府，而在有健全自由之社会。而健全自由之社会，惟由人民之人格优秀以成之。此优秀之人格，苟政府去其压制，使社会得以自由竞争，因而自然淘汰，则可养成之也。易言之，中国之存亡，惟在人民人格之充实与健全，而此人格则由撤去干涉而自由竞争，即得之矣。于诸自由之中，尤以思想自由及思想竞争为最也。
他强调的重点就是，”必政治与社会分离，使政治之干涉范围愈小，则社会之活动范围愈大，于是社会以自由竞争而得自然发展也。”
创刊于1914年初的《正谊》，即以促进政治之改良，培育社会之道德为宗旨，到转年6月15日，出了第九期即停刊。他寄希望于社会，特别是思想自由和思想竞争，而不是把希望放在当权者身上。所以，他对于将来并不绝望。他的优秀人格造成健全社会之说，与章士钊《共和平议》中强调一部分优秀分子造成共和政体基础说相呼应。1916年5月15日，更年轻的留日学生李大钊(1889年生)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阐述了立宪政治基于自由之理，特别指出，自由的保障不仅系于法制的精神，尤其需要舆论的助力。”故凡立宪国民，对于思想言论自由之要求，固在得法制之保障，然其言论本身之涵养，尤为运用自由所必需。”他认识到，”葆有绝美精之神”的代议制并未天上掉下来的，而与本国国民的智力、追求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舆论环境呼吸相关。
几位”80后”分别留学英国、日本，或以哲学为专业，或以法政、逻辑为专业，他们的思路却是相通的，都是从提升古老民族的政治文明着眼。1915年5月10日，张东荪在《甲寅》发表《制治根本论》，明确提出：”立国制治，在国民之自由，非特在普泛之自由，尤在间接得致其影响于政治之自由，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书信自由等是也。……欲社会之力，足以威迫其政府，则必有社会威迫之道，为不为政府所夺，其道即国民之政治上之自由是也。国民有出版自由，则政府有失职者，得以言论纠责之;国民有集会自由，则政府有失职者，得合群力以抵抗之”。他很清楚，没有国民政治上之自由，不可能有健全自由之社会。
相距百年，东荪之言尚有人在意否?更令人纠结的是他和章士钊这些曾捍卫过共和价值的优秀分子，在此后几十年间思想和现实中的曲折，理想的遭遇和命运的沉浮?
无论是曾经肯定过代议制的陈独秀，还是在他们之后，生于”五四”前后，深深卷入红色革命的铁流的一辈，在阅尽人间沧桑之后的思考，是不是算是回到了1915年前后他们追寻现代中国的起点上了。(1927年被杀的李大钊没有机会了。)1973年4月20日，生于1915年的顾准在贫病交加之中，写信给他的胞弟陈敏之：”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五十八年前，张东荪、章士钊他们的文章，他未必读到过，他是在另一种思潮中浸泡过，在革命的绞肉机中滚过来的。回归常识，回到正常的文明轨道，成为他之后，那一代许多有相似经历的知识人不约而同的选择。
1999年，1923年出生的李慎之写下《风雨苍黄五十年》，一纸风行。2003年1月23日，他去世前不久写信给1920年出生的许良英，表达了改写中国近代史的心愿后，他指出：”首先，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类似这样的观点，在欧洲至少是几百年前的常识。如果说，”政府必须符合被统治者的天性，政府正是此一天性的产物。”意大利思想家维科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中的判断只是说出了一个侧面。那么，1774年，法国思想家卢梭在《忏悔录》第九章有更清晰的表述：”我已看出一切都归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甚至由此可以上溯到希腊，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墓前的演讲，以及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理解，即已包含了这样的思路。
常识需要不断的重复，因为人类是健忘的。每个时代、每个不同的民族需要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些人类的基本常识，扎根在这些数千年来甚至更长世代中累积起来的文明常识当中，而不是在常识之外去画全新、全美的图画。
无论是梁启超、吴虞、陈独秀这一代”70后”，章士钊、张东荪、宋教仁、李大钊这一代”80后”，还是胡适之、梅光迪、吴宓、周恩来等”90后”，他们的思考容或不同，甚至政见落差巨大，但他们都曾意识到了政体与国民道德之关系，现代中国不可能一蹴而就，胡适指出的”新造因”，其实就是张东荪所说造成一个健全自由的社会，作为新政体的基础。也是吴虞呼唤的”造新国民”，他们这一辈不提倡走捷径的低调理想主义者，即不妨看作是最初的”新国民”。
从戊戌到立宪，从辛亥到”五四”，几代人苦苦求索，就是想走通一条与人类文明常识接轨的”新国民”之路。不料中国却走上了一条与他们意愿相悖的不可测之路。这不仅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也是袁世凯、杨度等在内的人没有想到过的。这已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也是我长久以来所困惑的。我此刻试图追问的无非是他们当年求问的起点，也是现代中国之起点的问题。
新制度与新国民之关系，是现代中国转型之关键，从章士钊、宋教仁到张东荪，”80后”一辈，共和政体在中国的倡导者、阐释者或设计者，他们侧重于构建新制度的探讨。相比之下，”90后”一代更着力的是”造新国民”，他们意识到新制度的基础在于新国民，所以在社会层面”从下往上”努力。事实上，新制度与新国民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新制度提供的坚实保障，新国民也无从产生，反之，没有新国民，新制度的基础何在?
我又想起张东荪驳古德诺的那篇文章，针对古德诺提出的”一国所以立其国体，非由国民之有所选择，即非出于人力，乃必宜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状态”，他反击说：”然试问此种历史习惯，果其宿于国民之心中，抑亦存于客观之实物?吾知勿论何人，必不能认历史习惯为存于客观之具体物，是则宿于人之心中明矣。自卢骚总意说之反响以来，学者笃信历史，亦复过甚。殊不知历史者，时代精神之连续的表现也。否则历史总莫由以成，不惟断片之事实，不足研究，抑且势必千年如一日而不生变化矣。世上宁有此理耶?”他接下来指出：”历史习惯，即存人民之心中，则社会组织经济状态，无一而非人民意思之表征。”因此说国民对国体不能有所选择，真是谬论。国体、政体说到底是人民的选择，虽然一国人民的思想常常不是一国最有前瞻性的思想家形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家、政论家们本着学理、常识、良心提供的思考是没有价值的。一切的价值都在时间中沉淀，也在时间中彰显。老实说，百年的时间尺度还是太短了。一种思想、主张、言论到底有什永恒久的价值，自会在历史显明出来，历史是”时代精神之连续的表现”，历史是关于人类有限性的记录。午夜梦回，研习历史，我们看到的总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它展开的过程。它将所有人的言行选择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将整个具体的充满纠结的过程呈现出来。说到底，历史不过是后见之明，而人类永远无法活在先见之明中，这是当年袁世凯、杨度们的限制，也是我们今天的限制。
张贴者：NCN位于7/25/202101:23:00上午没有评论:通过电子邮件发送BlogThis!共享给 Twitter共享给 Facebook分享到Pinterest
在灾难面前，请检查自己和孩子被驯化的程度
Original孙娟孙娟的书房
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在被社会驯化。往往这种驯化是不知不觉的，悄无声息的，最后让你觉得那就是你自己。我们现在做出的任何行为和选择，以及脑中的思想，都是信息环境的产物。与其被环境驯化，不如自己驯化自己。
因为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是谁在驯化你，也不知道你已经被驯化到了什么程度。也不知道被驯化后的行为是对自己有利，还是对驯化你的人有利。一定要时刻警醒，不要被别人灌入脑中的毒液麻痹；不要用别人的锁，给自己的思维套上笼头。河南洪灾使那么多人丢失家园，该追责追责，该救助救助，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也希望梳理清楚提醒自己和他人。这样可以避免灾难的发生，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多掌握一些主动权。有些场景里的人们，明显表现出里被驯化后的特征，灾难临头，没有自救意识。这不能怪他们，他们是无辜的。哪一幕呢？地铁里那一幕。地铁里的人们，水已经没到肩膀了，可是那么多人，表情居然那么淡定，淡定的非常诡异。据我所知，能在生死关头凝神静气的，都是大贤大圣，一个时代能出现的屈指可数。普通人在危险面前，慌乱，惊吓，恐惧，崩溃才是正常的现象。人格完整一些的，勇敢一些的，也是兴奋，想办法自救。可是地铁里的那么多人，集体表现出那么淡定，实在太诡异了。更大概率是，他们在迷茫，懵懂，听天由命中。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其他力量。在亲历者的表述中，我们看到更多的词是，别人命令，自己等待，等待救援，期待救援。
有人曾试图用安全锤砸窗，被人制止后，就再也没人砸窗了。一开始要往出走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有水进来了，吩咐乘客回车厢，于是大家就都很听话的回去等。也没人怀疑工作人员做出的判断是否正确。在网上流传的视频看，车厢里的一群人，都在很安静的等待，在生死面前，不正常的淡定令人觉得诡异。有些人会说，因为车外的水位高于车内，砸窗水会进来。但是，砸窗还有生还的可能，不砸窗，很大概率会死。
毕竟，救援不是一定会等来的，尤其在突发状况面前，相关部门不一定反应那么快。就算能反映过来，需要救援的地方很多，不一定能及时赶到。所以，等待和期待，不应该是生死关头的态度。但是你想想，遇到事情就等待，或者期待他人帮助，这不是小孩子的行为逻辑吗？怪车上的乘客不懂自救没意义，为他们开脱也没意义，很庆幸最后他们得救了。
但是这个事情很值得我们反思，人群有明显的驯化痕迹。驯化成条件反射的听命令，跟着大流走，听从指挥，不管是谁的指挥，也不管指挥的对不对。遇到困难选择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非常茫然。那种诡异淡定的表情，就是习惯性的等待表情。不止地铁上的人，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包括自己，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遇到困难，习惯性的等，靠；看到有人指挥即使心存疑虑也会服从；只要看到自己和多数人的行为一样就不慌了，不管对错。我们都仿佛羊群里的一只羊。绝对不是荒野里的猫，和狼，有独立的行动能力和思维。每个人都被驯化了，只是每个人被驯化的程度不同。那么，我们是什么时候被驯化的？从小到大的时时刻刻，都在驯化我们。回想一下。
小学时候，老师让我们做活动要排队，动作要整齐划一。说话时候先举手，过节日要听从老师指挥。后来，每天的生活都是学习书本知识，先去听老师讲，讲完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做完，最后老师给分数。从小到大经常做操，大家排好队做操时，老师最多讲的是：”小明，别乱跑，别出风头，要和大家一样。”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由家长负责搞定，你只需要跟着老师安排的步骤，完成任务就行。直到上大学。工作后也是这样，分工越来越细化，工作任务由上级领导安排，你只需要把安排的任务完成就行。对整个系统的目标和发展情况一般不关注，也自己知道关注了没用。人在25岁前，是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形成的关键时期。大多数人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事时，这两种模式会自动运行。如果不去常常审视，很难迭代。审视一下就能发现，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我们被教育的最多的是“服从安排听指挥”，同时还被教育“不要给集体添麻烦，不要出风头。”从来没人教育我们遇到困难主动解决问题。所有的日程都排满了，任务一个接着一个。完成任务，获得奖赏，跟着大家一起走，这就是从小到大的日常。我们也基本没有遇到困难让自己解决的机会。
人是很容易被驯化的。有一个心理学实验，如果你对某人的一个行为给出积极回应，他以后就会经常做这件事。如果你对他的另外的行为给出消极回应，他慢慢的就会杜绝那种行为。一旦思维和行动形成了惯性，不加思考就会完成任务，服从命令了，绝对不会乱来。驯化成功。外界的驯化一旦成功，就像给大脑带上了镣铐，哪怕给你自由自主的权力，也不会去做没做过的事。我们曾经看过很多例子，从小被养在笼子里的动物，即使打开了笼子，他也会回笼子睡觉。因为在他的经历里，意识里根本没有”原野”这个概念。”社会化”是社会学的一个经典的概念，从小的经历，外界的信息，是塑造一个人的最大力量。经常有些老年人对我说，他们的前半辈子，被灌输了太多错误的东西，下半辈子，努力的为大脑排毒。力求活成一个清醒的人。我也是这样，我对世界的认识，30岁前全部来自书本，学校和家长。但是后来发现，世界的真相完全不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于是在竭尽全力，一项一项的解开别人套在我大脑里的枷锁。虽然这种精神上的手术让人非常痛苦。但当把别人强加给我的虚假的东西全部置换掉以后，变得头脑清明，看清了世界的真相，原来更加广阔明亮。所以，一定要经常审视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模式里，是不是有外界驯化后的痕迹。多一些自主意识，面对紧急情况懂得自救，彻底根除等待，听从，盲从，期待他人的行为习惯。
警惕在生活中被事情推着走，而不是自己主宰生活的进程。警惕自己是否在寻找人群归属感，那种归属感是假的，人一旦群体中，智商会降，行为会遇到阻力，有时候将集体滑向错误。警惕自己和孩子变得太乖，太听话。
不要把自己的任何决定权交给他人。遇到事情一定要自己主动观察形势，想出办法，并且付出行动。如果是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就一定要坚定自己的想法，不要盲目随大流。有时候大多数人会在迷茫中滑向危险，也许你的清醒，不仅能救自己，也能救别人。
来源：蓝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