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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纵横:习近平红八月也挨打 文革还重来?

2021年09月14日 7:37 PDF版 分享转发

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纵横》,我是扶摇。今天是2021年9月13日,星期一。

近日,中共当局连环出招,整肃各行各业,被外界形容为搞“二次”。虽然很多人都在提文革,但是没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或者对那段历史所知不多的人,其实并不能完全理解那是怎样可怕的日子。

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文革受难者》一书作者讲述的几件事,一起走近荒诞的文革。

“老子反动儿混蛋”曾受牵连被打

王友琴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日前,她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到文革中,习近平曾因为父亲习仲勋的原因,被学校的殴打。

1966年8月,文革初期”期间,习近平还是北京八一学校六年级的学生。文革开始前,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以“利用小说反党”为由迫害关押,习近平沦为黑五类子弟。

习近平当时的语文老师陈秋影告诉王友琴,习当时被打了。为什么呢?因为红卫兵运动除了打老师以外,他们有一副对联,是他们的“组织路线”,叫作“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所以在那个夏天,如果爸爸妈妈被当成所谓“有问题的人”,他们的孩子也要被打。陈秋影说,当时习近平被打了以后,很痛苦,还问过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陈秋影也回答不出来,只能安慰安慰他。

据说,习近平还曾被拉去游街,但他的老师没看见,只是听说。陈秋影认为,当初习近平是个好孩子,没有学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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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记录红卫兵罪证却等不到真相大白

在王友琴的书中,占据最长章节的,是关于北师大女附中(现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副校长卞仲耘的内容,她是北京第一个被批斗、殴打、凌虐致死的教育工作者。

对于有人辩解称卞仲耘死于心脏病和,不是被殴打致死,王友琴认为这是企图为当年红卫兵暴行开脱罪责,是无耻的谎言。

王友琴在书中写道,“我就是看到了才知道这是卞仲耘的血呀。我曾经住在这个宿舍楼里。不大的一个宿舍,它五层。在一楼的走廊和那个楼梯拐角的地方就是血迹。”

王友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刚刚去世。这位百岁老人,生前坚持为惨死在红卫兵棍棒和军用皮带之下的亡妻讨公道,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等到真相大白,也没有看到打死卞仲耘的凶手们受到法律制裁。

王友琴说,王晶垚是受难者家人的一个典范。卞仲耘惨死后,他立刻去买了一个照相机,把尸体、血衣、上面写的字、被打坏的手表都照了相,他还照下了那个火葬场的青烟,他保存了当时收集的所有的资料。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想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

王友琴对美国之音表示,1967年,北京红卫兵抄家的高潮有所减退,王晶垚在家中一个橱柜里设置了纪念卞仲耘的灵位。卞仲耘的骨灰原先一直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后来有一天,王晶垚去看的时候,居然找不着了。原来,当局把她的骨灰盒按照所谓的“干部级别”换了位置。王晶垚非常生气,他决定自己去买个墓地把它安置起来,免得在八宝山还被拿来拿去。

2017年9月9日,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举行90年校庆活动,校方将中共高干宋任穷之女、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宋彬彬评选为“知名校友”,把宋彬彬的大型展板竖立在学校大操场上,并将卞仲耘的照片,以及毛泽东与宋彬彬的合影都刊登在《校史》和《图志》中。合影中,宋彬彬正在给毛配戴红卫兵袖章。

王友琴说,王晶垚对北师大附中校方的做法提出了强烈抗议。他给学校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直言宋彬彬献的这个袖章上有卞仲耘的鲜血。

2007年12月22号,王晶垚还给北师大附中校长袁爱俊写过另一封公开信。他说,宋彬彬作为当时学校的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强烈抗议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

王晶垚说,学校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也就是毛首次接见红卫兵,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这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这种肆无忌惮的举动,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应该引起所有人警觉。

卞仲耘走后,王晶垚还活了55年,今年8月29日去世。他在生前一直努力发声,却还是没看到凶手被绳之以法。

在王友琴采访调查的十所女子中学里,包括北师大女附中,有三位校长和三位老师在“红八月”里被打死。这里并不包括被打被羞辱之后自杀的人。

王友琴说,这是群体性的迫害。她去问过,还没问到过没挨过打的校长。小学校长都有被打死的,比如,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和教导主任。

文革惨烈乱象毛泽东心知肚明

对于文革乱象之惨烈程度,王友琴认为,毛泽东心知肚明,上面的领导人也是都知道的。

她了解到,北京当时每天都上报打死人的数字,虽然不是很精确的统计,但是每一天上报,而且通过好几个渠道报告。所以文革结束后,1980年,《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有一句话就是说,在8月到9月初的20天里面,北京城一共打死了1772人。他们没有公布这些人的名字,也没有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有这么一句话。

1985年,王友琴还在的一份官方报纸上发现了一批人的名字和银行信息,这些人的银行存折没有人领取,所以银行把名字公布出来。而别人马上就想到,这都是那些文革中被打死害死的人的银行存折。王友琴认识的一名受难者的女儿,就是看到了那个名单上的名字,去银行领了母亲的存折。

毛泽东既然了解当时的社会动乱和任意杀戮现象,他为什么故意放任这些暴行?

王友琴认为,这样的暴力和恐怖,是控制人民的最强有力的方法。所以一直到55年之后的现在,有很多人你去问他文革的事儿,他马上就说不想说这个事儿,这种恐怖的力量显而易见。

所以,文革的暴力迫害和杀戮不仅毁掉了许多人的生命,还带来长久的恐怖、毁坏了人们的道德。

“我们应该起来抗争”

评论人士认为,现在,中共当局在许多方面追随或模仿毛泽东,导致文革沉渣再度泛起。社会上出现了鼓励学生举报老师,或“不得妄议”等,与文革中“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荒唐现象很像。北京最近还提倡所谓的“共同富裕”,整肃教育、文艺、金融、科技多个行业,等等。

王友琴说,我们应该认识到,有些人他们在控制怎么写历史。他们把历史改写了,也就体现出这些人想要制造一个什么样的将来。

她说,“如果你觉得文革是一个探索,而不是一个罪恶。如果你觉得打死卞仲耘校长是不值得一提的一件小事,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还会要做这样的事呢?我们还会重复这样的不讲法律、反人类的残忍的做法?我觉得这是应该特别讨论的一个问题。”

当然,很多普通人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大家可以争取有,“你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样子的将来”。

王友琴的书《文革受难者》,记录了659个人,他们全部得到了平反。但是,这本书现在在中国大陆被禁,她把相关信息放到网页上,网页也被封禁。

王友琴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起来抗争。这不是写历史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道德原则和我们的理想的问题。”

来源:《时事纵横 》制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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