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声2022年2月10日】（希望之声记者李慧综合报导）徐州性奴案「徐子八」事件在国际上持续发酵。为平息民愤，徐州官方不断变换说辞。2月10日 「徐州发布」在微博贴文称，当局已对董某民等三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然而，网民们仍不买账，评论区如同车祸现场。「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持续占据微博热搜第一名。而中共通过舆论宣传长期压制人们对不公的抗争。「徐子八」事件或再一次成为大陆道德底线的分水岭。
2月10日当地时间19点41分，江苏徐州政府官方微博「徐州发布」发布通告，称杨某侠的「丈夫」55岁的丰县人董某民（董志民）涉嫌非法拘禁罪，48岁的云南省福贡县人桑某妞和67岁的东海县人时某忠（桑某妞丈夫）涉嫌拐卖妇女罪。上述三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然而网民们仍不买账，短短5小时就有10万条评论。网友吐槽激烈，认为徐州官方避重就轻，糊弄民众，意图蒙混过关。
「《刑法》写得很清楚，与无性同意能力的精神病人发生关系应认定qj（强奸）。既然杨某侠是精神病人，还让她生了八孩。董某民没有qj（强奸）吗？？？真是法网恢恢，漏他一个。」，「姓董的只有非法拘禁罪吗？强奸罪呢？虐待罪呢？」，「小花梅年龄为什么不公布」 ，「我们要看追责！当地村干部不作为！隐瞒犯罪！还有拨款盖房？鼓励犯罪？相关民政部门怎么办的结婚证！怎么办的准生证！妇联难辞其咎，超生为什么当地没人管！？为什么前后发布的内容完全不一样！追究不作为，蒙混过关的行为！」，「同村其他姑娘呢？还会继续通报吗」。
「徐州发布以为大家都睡着了，网友却表示每个人都醒着」。
关于「徐子八」事件，截至今天徐州官方共发布了四条通告。然而这些通告不仅没有平息网友的质疑，相反民间的质问声浪越烧越旺，几成全国关注的势态。
网民认为，徐州发布的第四条公告是迫于民间的舆论压力不得已而为之，「我们要相互鼓励，要继续追究。」
更有网友在推特发起「抵制徐州货」，不买江苏、徐州产品，借此表达自己的愤怒，更意欲以此向中共政府施压。网友说：「徐州，你在挤牙膏呀！」
《中时新闻网》报导认为，该「事件已再次挑起多年来几个重大拐卖妇女案的痛苦回忆，要平息社会对拐卖妇女现象的关切与愤怒，恐怕是愈来愈难了」。
时评人士「长平」在德国之声发表评论文章说，「在任何一个人口买卖的重灾区，谁家买了媳妇人所共知，但是当地官方从来不会主动承认存在拐卖行为，而是积极参与和维护人口拐卖网络。只有在受害者家人通过所在地警方找上门来，或者在「解救被拐卖妇女行动月」之类象征性的打击活动中，当地警方才会迫不得已「解救」一下。」
而且警方在解救受害者前，都先向受害者家属收取「解救费」。和一些私人寻亲公司相比，警方收费更贵，效率更低。而如此荒唐的事情，在中共警方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中几乎成为惯例。
长平认为，中共通过宣传长期压制人们对社会不公的抗争。
2006年被评选为「2006年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的郜艳敏就是一位被拐妇女。郜艳敏经过多次转手后卖给了她现在的「丈夫」。她的「丈夫」经常打他，她多次尝试逃跑和自杀，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在郜艳敏漫长的痛苦和艰难的抗争中，没有媒体关注她，没有人来帮助她。她所在的村子里被买来的三十多个妇女中，有一半左右的人逃离成功。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难以想像的悲凉。但是媒体对这些「越狱」英雄不感兴趣。一直到郜艳敏决定放弃反抗，安下心来，并找到一份代课教师的工作来填补生命的空虚，媒体一下子兴奋起来，对她大加赞赏，称之为「最美乡村教师」。
2009年，她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媒体赞扬她放弃逃离，是因为怀有对「公婆」、「丈夫」及乡村孩子们的「大爱」。这似乎在说，同村那十几位成功逃离魔窟的被拐卖妇女，都是心中无爱、自私自利的人。
长平认为，中共的宣传向来是「将坏事宣传为好事」，忍受不公并为不公平的环境付出更多，成为感动中国的「大爱」，而个人命运的抗争，尤其是对社会制度的追问，则被贬损为「大爱」的反面。至于要追究统治者的责任，那就是「寻衅滋事」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了。
「在郜艳敏的故事中，让网民愤怒的还不是人贩子的猖獗交易、买主的反复绑架和警方的玩忽职守，而是官方媒体的宣传报道。」
「人们通常将人口拐卖归因于社会贫困和传统习俗。事实上，如果我们想一想，中共的一道命令或者一场运动，可以让自古就有的性工作者一夜消失，可以让子子孙孙梦想「耕者有其田」的中国农民乖乖交出土地，可以让「百善孝为先」的中国社会父子反目、互相揭发，可以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中实行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有什么社会贫困和传统习俗可以阻挡他们？」
更为关键的是，「受到惩罚的不是人口贩子，而是揭露人口贩卖的人。」
长平曾在《南都周刊》任副总编辑，2006年他负责的全国失踪儿童调查报导曾获中共央视「封面报导奖」。然而多年后长平却说，那篇报导之所以能够获奖是因为「重点讲述的是寻子家庭（联盟）和人口贩卖网络的斗争，而不是揭露和追究政府的责任」。
重庆市巫山县童养媳案件当事人马泮艳说：「徐州八个孩子妈妈的事，有人问为什么没人报警？为什么没人管？还以为是地方政府不知道呢！我12岁被大伯和村里人卖掉后，也经历过被拴铁链锁屋里，我把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不是没人报警，当地政府派出所都是知道的，他们就是不管！我当年那么求，政府派出所管我了吗？没有！当地警方不仅不会解救，而且还会帮助买主拦截设法逃离的受害人。」
大陆法律考试网站《厚大法考》的刑法讲师罗翔说，根据中国法律，非法购买一只鹦鹉，最高判刑五年；而非法购买一个或者一打（12个，意思是众多）女人，最高判刑三年，相当于非法购买20只癞蛤蟆的最高刑期。而且，只要不妨碍被拐卖妇女返回居住地，还能轻判或免责。因此，中国女人的价值不如鹦鹉，仅仅与癞蛤蟆相当。
时评人士唐靖远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徐子八」一案与当年南京法官判决彭宇案有着极为相似的性质：案件本身的最终结果很可能成为影响整个社会价值观与大众生态的分水岭。
南京的彭宇因为扶起倒地老人反而被判承担责任。之后，在大陆再也没人敢去搀扶倒地的老人。多少老人因此贻误了救治的最佳时机而丧命。这次「徐子八」的案件如果最终被中共「正能量化」，被官方成功维稳，那么可以断言，从此以后大陆每个家庭的女儿都将不再有安全可言。
如果这个最可怕的结果真的兑现，人贩子可能将会成为日后最炙手可热的职业，贩卖性奴将更加公开化、产业化、官方化。以后中国每个家庭为了自家孩子的安全，可能都要付出不菲的代价。也许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这件事情可能与每个人都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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