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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刘书庆 : 种族歧视还是愤懑无力？——从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说起
作者： 刘书庆
（一）被误解的种族歧视
今天笔者尝试来谈谈一个敏感话题：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是真实普遍的吗？
在各种社交媒体，几乎都有网友不辞辛劳地发布有关黑人的图片和视频，不外乎个别黑人说中国女孩是“easy girl”，炫耀在床上搞定了多少中国女孩，或者是黑人成功牵手穿着白色婚纱的中国女孩，抑或是黑人在地铁这类公共场所各种嚣张跋扈。
面对这些照片和视频的撩拨，在跟帖的评论中，大概率都有“黑人”如何如何，如果只看这些内容，你会想当然认为中国人种族歧视很深，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表现有欺骗性。
笔者以为，中国人这种侮辱性的种族歧视话语，彰显的不是自己的优越感，而是屈辱感，是对政府所给予外国人超国民待遇的愤愤不平，是对这种违反基本政治伦理的政策伤害自己却无力改变的愤懑，而屈辱愤懑是需要发泄出口的，而且这种歧视带有一定程度的防守性，是对异种入侵威胁的应激反应，下意识的试图通过贬低“他者”来隔离对方，通过蔑视性评价给自己种群的女性与之接触设置一层障碍，以降低跨种群通婚的数量，将威胁控制在一定限度。
正因为这种歧视并非产生于内在的优越感，所以它也是很容易治愈的。只要国家走向正常，尊重基本政治伦理，人们能从公共政治生活中获得自尊，能以正当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不再被恣意地伤害尊严和损害利益，能理性地认清种族歧视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利弊权衡角度都是不可取的，以中国人普遍温和的性格，当能顺利克服之。
自春秋以降，中国的传统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确实讲华夷之辨，但并不排斥以夏变夷。这足以证明华夏根底上还是一个文化而非种族共同体。一个世俗的族群，其实很难对其他种群产生很深的隔阂，偏见歧视只是理性不及的产物，而一个不具有正常公民权利的人很难理性。
而且我们都会有个经验性常识，人越卑微，在争执中就会越大声，肢体语言也会越夸张，而有分量的人说话会有一份静气，人们都会侧耳倾听。大多数人们只会关注到两者素质的高低并厌恶卑微者的呱噪，却没看到身份对话语权的加持。卑微的人没有资格优雅地说话，因为你小声说话没人能听见，而一个没有政治权利的人，必定卑微。
所以中国人这种泄愤式的歧视话语，我从中体会到的是一种无力感，一份无奈和愤懑，还有一份忧虑和恐惧。
实在的说，卑微的人也没有资本假装自己强大且宽容，否则被损着牙眼连疼痛你都喊不出声，你的生存境遇将愈发悲惨。有人可能会问，忧虑与恐惧还不至于吧？古语有履霜坚冰至叶落而知秋的说法，或许人多多少少有夸大威胁的倾向，而且政治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对威胁的感受越强烈，但国人此处对威胁的看法，笔者以为并非是全然虚构的，政府“全天候”的超国民待遇强化了这种受威胁意识。
（二）羞辱国人的超国民待遇
在华的外国留学生，不仅免收学费及各种杂费，而且每人每年还有10多万的生活补贴（编着注：现在达30万/每年），这个数额足以碾压中国98%以上国民的收入。中金公司2022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人口累计13.28亿，占总人口的94.8%。虽然98%这个数字是笔者估测的，但恐怕还是保守了。
在华的留学生们无一不生活的优游自在，而反观我们的孩子，学费杂费生活费都要依靠父母承担。官方信息显示，我们有6亿人月均收入不足1000元。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是符合正态分布的，想象一下，月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的又会有多少人呢？在校大学生有多少孩子出自这些家庭呢？
这样家庭出来的男孩子，自负精神枷锁，何敢潇洒的恋爱呢？相对于那些出手阔绰住宿条件又特别优越的外国留学生，他们又如何去公平竞争呢？
何况一些高校还专为外国留学生推出一种学伴制度，以给予女学伴潜在的各种好处的方式，鼓励女生担任留学生的学伴，现实中虽然发生过留学生试图非礼女学伴的事件，但更多是玉成了女学伴与留学生的恋爱关系。
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客观效果却是将女生当作“和亲礼物”的学伴制度，无疑是对女生赤裸裸的物化。即便所有参与的女生都是自愿的，即便她们都对批评这种制度的人持敌视的态度，甚至诞生一种不屑一顾的莫名优越感，也无改于她们被物化的现实，这种有组织的作为也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校耻和国耻。
这种为留学生刻意制造的近水楼台的便利，又进一步让我们的男孩子处于竞争不利的位置。
笔者在2018年曾发起过一次公民行动，反对给予外国留学生超国民待遇，当时有49名律师，8名媒体人和作家及240多名公民参与联署，这份公民意见书传播甚广，两次被公众号转载阅读超过10万，其中一次是多年专注于促进女性权益的冯媛教授转发的。一个文本，能两次被转载阅读超过10万，它必定是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共鸣。
除此以外，笔者当时还向教育部、财政部和山东省政府申请公开如下信息：奖学金年度财政支出总额、享受奖学金的留学生人数以及奖学金的申请标准，但均未获回应。权力依旧傲慢地奉行着“不回应、不反省、不改变”的“三不”方针。此次公民行动虽然没起作用，但我个人仍然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当然这个不足挂齿。
笔者之所以对给予外国留学生超国民待遇耿耿于怀，乃是因为我将其视之为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国人的刻意羞辱和权利践踏，而且它的动机和想达成的目的，也让我一直困惑。这种政策无异于让我们的孩子在嫉妒与怨恨中成长：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天生低人一等？
这样如何培养平视外国人的心态？如何培养一种自信平等开放包容的现代公民意识？如何让他们从内心深处对国家怀有感情呢？
平等是启蒙时代以来最深入人心的价值追求，很多人可能无法体察自由所具备的中心性和本体性的价值，但几乎所有人都厌憎不平等，至少在感情上如此。
如此在政策层面和执行层面公开的对自己的国民进行歧视，在我有限的阅读和认知经验中，古今中外闻所未闻。
无论一个人多么进步主义，恐怕也得承认一个事实：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是有族群依附属性的。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对昂撒文化可能的衰落忧心忡忡，其基本论据就在于西欧裔白人在美国人口数量的相对比例下降。
尽管笔者对亨廷顿身上那份通过学术包装但一不小心就会流露出的白人优越感有点厌恶，也将他在《文明冲突论》中所提出的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会联合反抗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前景视为无稽之谈，但我理解他在《我们是谁》中的忧虑。
来源：议报
作者： 刘书庆
笔者一直觉得，totalitarian国家的治理，内在的有一种破罐破摔的精神气质，有一份嬉皮士的玩世不恭，呈现出某种类似于癫痫症患者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从内部来看，各种荒唐荒诞荒谬的政策不断出现，从对外关系看，其往往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激进的世界主义之间快速横跳，而不是处在一种成熟理性的平衡状态。
世界各国，无一例外都优先保障自己国民的权益，因为是国民让渡部分权利组成政府，是国民在纳税供养政府的运转，正常的政治伦理是权力要追问来源并向来源负责，否则政治就不存在了。梁山上有座次有权斗但没有政治。
性是一种资源，对性资源的争夺几乎充斥了整个人类史，罗马城的奠基就来自于对萨宾女人的抢夺，罗马史将之作为一个开端性事件来回溯，已经蕴含了某种文明大幕开启的象征意义。女性生理上的柔弱，在性活动中的被动，导致在心理意义上就自然地成了被征服的对象，男人进而在文化意义上将性活动的征服意味进行了固化，成为了一种人类共通的文化母题，各国的文学作品都在佐证这一点。
上述观点乍一听似乎对女性有点冒犯，但实则有一部分来自于波伏娃。我只是在重述一个事实，并无价值判断在里头，我就只有一个女儿，我当然期待一个性别更平等，对女性更宽容的世界。在这里我之所以啰嗦这些笔墨，只是想说明一点，男人内心里都不愿意见到自己种群的女人跨种族跨信仰跨文化传统外嫁，如果种族和文化背景跨度越大，他会越难以释怀。这是一种普遍的感受，所有民族和种族均如此，没有例外，它深植于人性。因为在男人心里，习惯将与自己不同种族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视为“他者”，他者与自己，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对立并不一定导致现实中的冲突，对立首要的动机是将自己树立为主体，强化对自己种群身份的认同。自己种群女性的外嫁，他会觉得自己的姐妹或者他视为“姐妹”的人被“他者”征服了，他会莫名地感到一种屈辱感，一种连带的被征服感，甚至他会将之隐喻化，视为自己所属种群竞争力的失败，自己种群被“他者”压制的状态。
特别是当种族通婚性别不对等的时候，更会让男性感觉受伤害。比如在美国，亚裔与白人的通婚集中于白男亚女的模式，而白女亚男很少。当然这与白人身材高大的生理优势有关，但更与亚女渴望进入美国主流社会有关。从个体趋利避害来说，亚女的选择本身也体现了一种理性，也是个体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但是如果否认这种现象会给亚男带来内心的隐痛，也实属掩耳盗铃。
男人的这种心态如果仅仅以狭隘来看待，把它蔑视性地仅仅视作一个有待治愈的病态心理，那除了能满足个别人的某种智识的优越感外，于群体心理并不能改变什么。实则这种心态并非专属于华人。“外国人正是通过女人，力图将一个地区的灵魂据为己有”，“歌德被阿尔萨斯的女人爱上，在德国人看来是阿尔萨斯并入德国的象征”（见《第二性》）。能说这种心态是健康的吗？但它就是普遍存在着。当今这个世界对跨种族通婚更宽容是事实，但群体心理并不会轻易改变。当不断有洋人在社交媒体呼召他的同胞来大陆猎艳，说此地人傻钱多女孩容易上，一个中国人如果对此完全无感，甚至对引致这种后果的超国民待遇置若罔闻，我并不认为他更宽容更值得尊重。
当一个种群的女性单向输出，必然意味着这个种群的持续萎缩，意味着这个种群行走在被淘汰的路上，这也会挫折这个种群男性的自尊，而一个种群男性的自尊对该种群的存续是基础性的，男性的自暴自弃和自卑对一个种群的瓦解是致命的。自有文明以来，上至苏美尔人、古埃及人、亚述人下到中国契丹人、党项人，有多少种群已经邈焉难寻。不幸的是，现实中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在直接或间接地瓦解中国男性的自尊，当然我们的女性被当作“和亲礼物”进行物化时，更是遭遇人格凌辱，但有一些女孩却骄傲地指责中国男人嫉妒。本来很简单的道理，自主跨种族恋爱是一回事，被权力当作礼物是另一码事。当然我坚决反对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那些女孩。
如果一个男人不浑浑噩噩，这种自己种群的女人单向输出的状态，必然会让他感到内心的苦涩。但是如果一个人感受到苦涩却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苦涩对他的伤害将尤其严重。
人不像蚂蚁一样，只是一个生理性的存在，人是一种历史文化文明的建构者，西班牙人殖民南美，杀死印第安男人，占有印第安的女人，生下混血的西班牙裔后代。单从遗传学上来说，混血的后代有一半的印第安血统，可这些混血的后代会认印第安人是祖先吗？那些幸存下来的印第安人看到这些混血的后代身体里流淌着自己种群一半的血统，会感到骄傲吗？
现代文明奠基于个体主义的权利观，没有以尊重个体消极自由为核心的权利观念，就没有现代文明。婚姻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从个体来说，一个人想嫁给谁，嫁给哪国人，嫁给哪个种族的人，都是她的权利。但一个正常的国家，永远不会主动鼓励跨种族通婚，原因无它，国家是一个建构性的存在，它的文化特征，它的稳定，它的凝聚力，国民对它的认同感，是与一个主导型的族群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既有的族群生态联系在一起的，原有的族群生态是经历了长期的磨合过程才形成的。现代国家的制度建构固然追求一种价值中立性，以此涵容多元价值的共存。但只有国际主义精神病才会刻意引进他者搅扰既有的族群生态。
像白罗斯那样将本国美女视为“国宝”，视为“战略资源”进行“出口管制”当然是极端的。但一个正常的国家肯定不会处心积虑为外国人创造机会来接近自己的女孩，如果该国同时存在男多女少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局面，那就更加不可思议。设若在一个民主政体内，这种有辱国格对自己女孩物化，故意羞辱该国男性的行为，不知道会引起多么剧烈的抗议。但在此地，却只有冷嘲和喟叹。
（三）突破法律平等适用原则的超国民待遇强化了洋人在性资源竞争中的优势
东亚社会现在流行所谓“草食男”和“宅男”，这两类人在男女情感上都表现的比较清心寡欲，不积极不主动，对爱情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缺乏这个年龄段本应具有的活力，给人一种荷尔蒙分泌不足的感觉。这可能是一种后现代的症候，而我们的孩子尚未充分享受现代化就提前展现出了这种病症。
来源：议报
作者： 刘书庆
这种症候可能也与东亚人普遍内敛的性格有关，东亚男性与女性交往大多是温文尔雅的，如果想追求对方，往往经历长时段的情感铺垫。往好了说这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往坏了说就是谨慎胆小。
相较于我们的男孩子，那些洋人更有野性，特别是那些来自于非洲的小哥，看上去个个都是满满的荷尔蒙气息，仿佛随时要炸裂一样。他们的行为一般比较狂放，较少受道德和规则的束缚，较少遗留那种成熟文明对人的规训洗礼的痕迹，较少在意别人异样眼光的凝视，心理素质超好。在性资源竞争中，这都是优势。
而我们国家所给予他们的全方位无死角的超国民待遇，更加强化了他们的竞争优势。这种超国民待遇并未停留在单纯的经济补贴层次，而是早就突破了法律的平等适用原则。他们享受的这些超国民待遇，自然会让他们在大陆滋生一种特权意识，让他们有俯视甚至鄙夷国人的心态。如此荒唐非理性的政策，竟然一直得不到纠正，这个族群的男人也的确配得上被鄙夷被蔑视。
对在华洋人，面对他们的违法甚至犯罪，公检法有默契地践行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对违法和轻微的犯罪不予惩戒。这里没有任何夸张，完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种法律适用层面的纵容，也在激发一些人的侵略性和动物性，有的已经造成严重后果。
2021年宁波工程学院已婚外教沙迪德·阿布杜梅纠缠女生小陈，纠缠不成竟然残忍地将之杀害，在受害人身上脸上砍了数十刀。对于这样一个恶性案件，觐州公安分局在抓获犯罪分子后，在没有调查清楚时，竟然单方面采信犯罪分子的说法对外通报“因感情纠纷行凶”。
为了降低案件的关注度，为了减轻舆论对学校和警方责任的追问，甚至可能想为未来的轻判作铺垫，竟然不惜对一个再也无法澄清的死者，一个毫无过错的花季少女进行泼污。可以说丧失了基本的人性和羞耻感。
随着案件的进展，后来透露的信息显示，面对犯罪分子的骚扰纠缠，品行端正的小陈曾经向学校举报，也曾经报警。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学校和警方也没有对犯罪分子进行惩戒。这种多方纵容包庇最终导致惨案的发生。
任何民族种族都有残忍的犯罪分子，杀人毕竟是个案，笔者完全无意通过个案来给特定种族贴标签，我之所以不惜笔墨来提及这个案件，是让世人看清这种突破了法律平等适用原则的超国民待遇，在现实层面会引致多么严重的恶果。
杀人这种惨案当然是个案，并无代表性，但洋人在公共场合调戏骚扰欺辱女性的治安案件不断，却也是事实。我同样认为根源不在于特定的种族，而是大陆全方位的超国民待遇所致。
就在这几天，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一位黑人留学生众目睽睽之下，在公共食堂一楼对着筷子笼撒尿，有人证有视频，后来学校辟谣说非洲小哥并没有真尿到筷子上。而且据传第一时间就把发布视频的同学雷厉风行地给处分了。黑人小哥此种行为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很高。
同样就在最近几天，社交媒体爆出，广东清远一名黑人在一家便利店内调戏非礼一名女生，当地派出所的回复是“证据不足正在调查”，而便利店内明明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也有人证。
今年3月份在西安人潮涌动的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一个黑人竟然一路尾随骚扰一个女孩，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2022年，一名巴基斯坦裔的留学生追打交警的图片一时也传的沸沸扬扬。
至于在地铁上，一两个黑人就可以霸占车厢车座的照片，更是不断出现在社交媒体上。
现在大陆社交媒体流行一句话，“千万不要招惹洋人,因为他们背后有你强大的祖国”。这句让人五味杂陈的话能流行起来，本身也证明了一种现实。
上述这些有侵略性的，带有侮辱性的行为，诸位细想一下，到底是因为适用法律的纵容还是因为种族的原因呢？
笔者一再强调勿要种族歧视，并非出于一种政治正确的虚伪，而是认为它既是不道德的，也是愚蠢的，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本身也是被歧视的对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说，国人有什么资格歧视黑人呢？人家穷是穷了点，但在其国内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更被当作人来对待，人家在你的祖国被待若上宾，本身就是人家在自己国内享有政治权利的副产物。人家懒是懒了点，但你这勤快的，省吃俭用也不过购买了一套70年产权的房屋，欠了一屁股的债务。一株没有政治权利的韭菜，它的勤奋不过是挣扎着多长几茬，方便被收割而已。
（四）黑人为何成了我们发泄不满的对象？
众所周知，黑人不是超国民待遇政策的制定者，也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如果理性的看，对黑人的歧视没有道理，为何黑人成了中国人发泄不满的对象呢？我认为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政府以高额补贴引进的留学生中，黑人占比高。来大陆留学顷刻间就成为高收入群体，一人来华甚至可以改善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有这种不付代价的好事，谁不想来呢？黑人来得多，自然就格外扎眼。
第二，黑人国家的历史都比较短，在白人殖民时代之前，非洲基本上处于部落时期，客观地说文明还处于较低的层次。二战之后殖民体系崩溃，非洲掀起了独立浪潮，但并无形成成熟的民族国家，很多国家内部仍然部落林立，社会发展程度较低。正如笔者在前面分析的，这就使得黑人并未经历成熟文明的洗礼与规训，还比较原生态，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较为淡薄，比较自我。优点是心态好，按照渡边纯一的说法就是钝感力强，能对周围人异样目光的凝视免疫，没有入国问禁入乡随俗的那种小媳妇心态，有时会给人一种反客为主的感受，会给既有的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这就容易造成黑人与国人之间的摩擦，从而对他们形成一种不好的观感。
第三，因为非洲普遍比较贫穷，有些国家内战频仍，治安环境差，在非洲经商的华人经常性成为被劫掠的目标，今年3月份，9名手无寸铁的华人在非洲被内战一方雇佣的瓦格纳雇佣军以行刑方式虐杀，财产遭到劫掠，至今也未见行凶者受到惩处。最近这几年，在光天化日之下非洲已经发生多起针对华人的商铺纵火案，不仅劫财而且杀人，因为案件发生频率高，在此不一一列举。华人成为非洲人劫掠的主要目标，在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理性权衡的结果，因为洗劫华人一般不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会给国人有一种我待你如上宾，你视我如寇仇的感受。
（五）反对超国民待遇的正确姿势
反对给予外国人超国民待遇，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有正当性。但是要想纠正这一政策，或许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不排除直到一场宏大葬礼的到来。
从实体上来说，我们反对给予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不是反对这些洋人享有而我们尚不享有的正当权利，比如在刑事和行政案中每个人本应当享有的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我们无意把洋人拉低到和我们相同的权利贫困的境遇中，以求得一种更低层次的平等。但涉及到税收的处分，我们作为纳税人自然享有优先受益权，而且从政治伦理角度讲应当有决定权。
正如笔者在《反对给予外国留学生超国民待遇》法律意见书中所特意点明的，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不反对国家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对更贫穷的国家提供援助.
我们也不反对全球一体化的愿景，也乐见国与国之间的商贸往来与人际流动。但同时笔者也主张扎紧篱笆，对于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应当遣返。
我们反对的是对自己国民基本权利的无视，同时又给予外国人种种特权，而且这些特权从政治伦理和基本法律来审视都是不正当的，在其他国家也是不可想像的。
我们的反对必须保持一种基本的政治正确，愤懑固然可以理解，但种族歧视要不得，针对拟议中的外国人永居条例，笔者在2020年曾写过一篇文章《不掺杂种族歧视话语，我们的反对将更有力量》，我在文章中提及，要警惕种族歧视的表达，这不只是狡黠的策略，而是它确实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伦理，如果突破它，没有谁是真正受益的。种族歧视，会让我们处于道德洼地，即便是正当的诉求都会变得可疑，而且恣意呈口舌之快徒然会增加种族仇恨和隔阂。
在我们反对的过程中，不要让愤懑压倒理性，不要一切以结果导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要将反对奠基于正当的政治伦理之上，时刻以合法性与正当性来审查自己的言行，把反对的过程视为一次权利意识培育的机会，一次启蒙与自我启蒙的契机。
我们不要排外，一排外我们就输了，不排外并不妨碍守护我们珍视的权益，而且唯有如此，我们的反对才能保持一种张弛有度的状态，才会被认为是理性的。另外我们要切记，我们言说的对象是政府而非洋人，如果对象搞错了，极容易堕入丑陋的排外主义。
总之，我希望我们在反对的过程中，让世人看到我们是一群有正当权利意识的公民，意志坚定但同时又是高度理性和文明的，言行也是审慎节制的。
来源：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