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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张洁平：在黑暗时代寻找精神高地
作者： 張潔平
在采访了非常多之后，才明白“反右”是怎么回事，之后的大跃进、浮夸风、大饥荒，又是怎么回事。一环一环，灾难变得不可避免。当看到了这样一种情形的时候，你会对社会制度提出疑问，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社会制度哪里出了问题。
“五年前，我听到了一个关于北京大学女学生，在上海提蓝桥监狱里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大量勇烈的充满人道激情的血书，最后被监狱秘密枪决的故事。这个女学生的名字叫林昭。那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2004年面世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全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大胡子导演胡杰站在一台简陋的DV摄影机前，一字一句地说出上面这段话。他的声音浑厚，神色肃穆，让人不由得整理呼吸，正襟危坐起来。
紧接着，林昭梳着两条麻花辫的黑白照片出现在画面上，画外音仍然是胡杰低沉的独白。“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整个中国大陆都停止了思想，并生活在谎言与恐怖之中，是这个女孩开始进行了独立思考，在狱中，当她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情况下。她用发卡当笔，刺破自己的手指，在墙上、在衬衣上书写血的文章与诗歌……这个故事使我最后作出一个决定：放弃我的工作，去远方寻找林昭飘逝的灵魂。”
没有铺垫，也没有伏笔，导演劈头走进画面里，在第一句话就讲出一个惨烈故事和它的结局，然后诚恳地对你说，我甘于付出代价去寻找，把这个故事还能找到的细节都一一重现，慢慢讲给你听。对观众来说，这样的开场白并不容易消化。尤其是，当我们知道它并非虚构，而是一段真实、残酷而且耻辱的历史。尤其是，这段历史还没有结束。在导演讲出林昭这个名字之前，我们甚至对她和她理应被颂扬千古的故事一无所知，这又更加重了耻辱的感觉。
《寻找林昭的灵魂》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引起震动。纪录片不能公开发行，但在当时管制还并不严密的互联网上迅速流传开来，并且得到了主流媒体的报导。林昭，195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女学生，这个湮没了半世纪的名字，第一次以正面的姿态走进五十年后的现实，震撼了千万个心灵。她在苏州城外的墓地，清冷多年，也终于热闹起来，常有新鲜花束相伴。
在海内外媒体上，导演胡杰赢得了一致的赞誉，人们感念他以一己之力打捞历史的无私努力，不少海外的纪录片节向他伸出橄榄枝；但在中国大陆的纪录片圈子内，在专业导演和影评人者之中，他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很多人感到了一种“冒犯”。有人反感他强烈的道德立场，说他把林昭“捧成了英雄”，却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有人指责他的影像语言太过陈旧，落入政治正确的俗套，没有新意；也有人直接诘问，你拍林昭？你是谁？凭什么？
这种备受同胞质疑和指责的情况一直伴随着之后胡杰的纪录片道路。几年后一位1986年出生的中国年轻诗人曾这样评论胡杰的纪录片：“对于政治题材，我一贯的态度是，不屑一顾。没有新意，没有趣味，没有难度，而且总是有一个团的怨妇齐声控诉。最可笑的是导演，发现厕所是臭的，就以为掌握了重大消息。”可以看做是这一类批评的典型。
在一个尚没有转型，当然也谈不上转型正义的国家，如何记录那些仍然在继续的黑暗历史？胡杰本人，并不参与争论。他只是闷着头做。有太多历史要打捞，而太少的人去做了。从1999年开始“寻找林昭”之后，他真的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公职，和整个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圈子都渐渐疏远，一个人，马不停蹄地，走上了一条孤独至极的旅程。
这15个年头里，胡杰制作完成了至少10部有关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分别是《为革命画画：户县农民画》（2004，与艾晓明合作）、《民间文革博物馆》（2005，与艾晓明合作）、《我虽死去》（2006）、《粮食关纪念碑》（2008）、《国营东风农场》（2009）、《我的母亲王佩英》（2010）、《星火》（2013）、《格拉古之书》（2014）。除了这些以外，已在他的工作计划里，或已经拍摄了几年、尚未完成的片目，还有长长的一串。
这些纪录片所聚焦的历史，都是1949年之后毛时代的中国──由不间断的政治和人道灾难串联起的三十年。胡杰说，是林昭启发了他的寻找，他想知道，这个他从小曾深信的“社会主义中国”，究竟是怎样实践出来的；而在那漫长而残酷的黑暗年代里，又有多少个光彩夺目的林昭，至今还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深处。他说，他想救他们。
“如果我们回到了历史，把他们这种无影无踪的牺牲、壮烈的牺牲重新拾起来的时候，让它重新被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没有白死。是他们，让我们这个民族有了真正精神上的光辉。并不是说中国人都是像猪一样，给一点好吃的，吃了就只会呼呼睡的。我只有一次生命，死了就死了，但是我没死的时候，如果能把那么多伟大的、壮烈的、淹没在历史里的生命打捞出来，这多有价值啊。这是我，一个最普通的人对这个祖国的爱。我爱这个国家，我就会用作品来回答这个国家所承受的苦难。”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他这样对我形容，自己这么多年坚持“寻找”的动力。
胡杰生活得清贫，靠家人支持和偶尔的短工项目维持日常开销，纪录片制作过程中的采访、拍摄、剪辑，全都自己完成，从没有请过助理。妻子工作之余会帮忙听打场记（《寻找林昭的灵魂》中采访了80多位老者，每人4﹣5小时的访谈资料，都是由胡杰的妻子在下班回家的时间里一字一句听打出来）。但上路，走西北、东北、西南、华南，都是一个人，坐最便宜的交通工具，扛最简单的设备。连笔记本电脑都直到2014年才置备了第一台。遇到秘密警察骚扰是家常便饭，严重时无功而返，甚至设备、影像资料的安全都受到威胁。但他从来不觉得这种困苦有什么问题，一心一意地在这条险途跋涉，从不声张。
来源：Matters
作者： 張潔平
在采访了非常多之后，才明白“反右”是怎么回事，之后的大跃进、浮夸风、大饥荒，又是怎么回事。一环一环，灾难变得不可避免。当看到了这样一种情形的时候，你会对社会制度提出疑问，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社会制度哪里出了问题。
2006年，在胡杰带着讲述文革早期的死难者、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故事的纪录片《我虽死去》到香港放映时，我第一次采访胡杰。此后这些年，因着不同场合的采访或是电影节的机缘，我总有机会见到他。他长著一张方正英武的脸，大络腮胡子，双目炯炯有神，却永远谦恭低眉，开口说话时，神色诚恳得让人难以拒绝。这么多年，他的相貌没有什么变化，好像岁月的风霜在这个孤身求索的男人身上留不下痕迹。
2014年夏天，他带着新的纪录片《星火》来香港的几个大学做放映，此时，距离《寻找林昭的灵魂》面世已经十年。此时，距离《寻找林昭的灵魂》面世已经十年。在《星火》里，他果然找到了和林昭一样的一群从不曾屈服、却被历史残酷地抹去痕迹的年轻人。
《星火》是一本地下油印刊物的名字，1960年出版第一期，印了30本，发刊词写着：“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它的创办人是一群被打成右派的大学生。他们在甘肃的穷山沟里劳教时，见证了遍布中国乡村的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在那个城市里还在歌颂亩产万斤、超英赶美的大跃进神话，而向城市逃难的道路都被封死的年代，这些能说、能写的大学生是大饥荒极少数的知识分子见证者。有学生上书中央，却立刻被抓了起来。严酷的形势下，其他的伙伴把深切的痛苦和反思汇成了《星火》。学生们说，他们豁出去了，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这本薄薄的、手写刻印的小册子，一定会惊讶于在50年前中国浓黑得化不开的精神世界里，会留下这样犀利的文字。《星火》里的政论，直指对人民公社制度乃至整个共产政权的反思，提出中国共产政权的本质是与纳粹同构的国家社会主义，而学生们要追求的则是民主社会主义。林昭的长诗也经由同学介绍，刊登在《星火》的创刊号上，《海鸥──不自由毋宁死》：“我们犯下了什么罪过？／杀人？放火？黑夜里强抢？／什么都不是——只有一桩，／我们把自由释成空气和食粮。”
《星火》只活了几个月时间。第二期已经编写好的杂志还没有来得及付印，20几名星火成员便被集体抓捕，作为“兰州大学反革命集团大案”，被判刑15年到20年。少数几人被枪决，比如张春元、林昭。张春元的未婚妻、《星火》成员谭蝉雪在度过了14年牢狱生涯之后，出狱便开始尽全力收集资料、追索这段历史，用了21年时间写成《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纪实》（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2月出版）。谭蝉雪说，历史血的脚印，必须要记得，必须要留下来。
曾在拍摄林昭的故事时访问过谭蝉雪的胡杰，则在知道这些线索后，从2008年开始根据这些线索，重新寻访《星火》的当事人，2013年制成了纪录片《星火》。
距离拍摄《寻找林昭的灵魂》已经过去了15年。胡杰当年曾访问过的一些重要当事人，也是《星火》的见证者，今天再想访问时，却已经不在人世，或者身体苍老得无法再面对镜头。历史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流逝，哑声，无法复原。这正是胡杰一直在闷头赶路的原因。他偶尔也抱怨，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同路人那么少？但抱怨归抱怨，脚步并不停下。
十几年过去，再回看《寻找林昭的灵魂》开头那段导演独白，才意识到，那不只是影像语言的选择，而更是胡杰本人对自己和历史的一次交付、一个誓约。“这个故事使我最后作出一个决定：放弃我的工作，去远方寻找林昭飘逝的灵魂。”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这个誓约，才显出它真正的力量。
以下是我h与胡杰的访谈摘要：你为什么决定持续地拍历史题材？
胡杰：中国1949年之后的这一段历史太重要了，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活化石。这样一个极权制度，它的所有行为方式，都是人类所经历的很新鲜的东西。那些在其他国家已经被宣布是罪恶的东西，我们的历史依然在沿着这条路，用一种强大的方式在往前走。我觉得它的重要性在这里，它给人类一种逆向的行动案例。今天的每一个县城里都还藏着非常惨烈的故事和有价值的东西，不管是反右，还是之前的各种土地改革、镇反、大跃进、大饥荒、四清、文革，甚至是文革之后，所谓的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但为什么没有人，或者这么少的人去做？我觉得挺不能够有一个很恰当的解释的。很多年轻人说他们想在纪录片的视觉上、趣味上进行探索。但是他们碰这些题材。他们是不明白自己有一个更沉重的、更重要的历史吗？还是怕触碰这个东西？我不是太清楚。我真的觉得太重要了。
的确，不仅拍摄这些题材的人少，而且你也会经常被批评为是表达方式落伍、影像泛道德化等等……
胡杰：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这一块真是出问题了。过分的商品化，过分的迎合了时髦。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现代，他们现代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批判吗？还是仅仅想要外国人、商人喜欢？他们的作品里有没有情感，有没有爱，有没有基本的价值，有没有对人类命运的基本的关切？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也许我的观点确实老了。他们已经走到一个超自然的状态，我还停留在对土地眷恋的、19世纪式的情感上。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我们对土地怀有情感的时代还没有过去。盲目的世界旅行者的身份不适合我。我不是一个世界的公民。──你知道吗，关键是如果我们的祖国，成了美国，我可以去当世界公民。关键它现在还是一个极权的、无意识、连自由都没有的（状态）。马克思说如果没有出版自由、任何自由都不要去谈，这是共产党老祖宗说的话。我们现在过香港海关，拿一本买的书都怕被查到。我们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最重要的仍然是一个精神上的尺度，如果没有了这个东西，我觉得不管是什么艺术家，都是很窝囊的。
你自己从历史上去寻找这种精神尺度，就是从林昭开始的吗？
胡杰：我有一个很传统的观念。我老是认为俄罗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由一批有精神高度的艺术家造就的，比如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这一代人。他们是有精神高度、有精神尺度的人。后来我发现了林昭。发现了林昭后，我觉得她是和那一代人有同等高度、同等精神素质的人。这就变成了我对生命的标准。后来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我越来越发现，其实是有这么一批人的，比如星火中的张春元、向承鉴。他们使我们对民族有了精神上的光辉，不会再是一个别的东西了。我最近的《星火》，也是想表达说，不是没有人说话然后大饥荒发生了，而是有人说话，只是被全部镇压、杀掉或者关起来了。这就让人感觉到，那一段历史上，并不只是一段耻辱的历史，其实还有那么多中华儿女为之去抛头颅、撒热血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民族可以生存不灭，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些人对于罪恶不低头，他可以被打败，却不可能被战胜。林昭就是这样的人，你可以把她枪毙，但你不可能去战胜她。我觉得这个民族是要有这样的精神，这样道德的追求的。
正是这些人的光辉，吸引你一直拍下去。
胡杰：是。我们的历史完全被割断了，被模糊了，被人为地淹没了。搞纪录片的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以政权的权力的导向来论英雄。我就想通过一系列的纪录片，将那一代人的英勇，精神上的高拔表达出来。中华民族最困难的时代，在我看来，就是1950年代一直到文革，那不像是抗战，抗战时我们有军队、有枪，可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但像1957年，他们就是默默地在监狱中去忍受。他们抵抗的是更为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荒唐。但民族遇到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那些人还能挺身而出。坚守着自己的良知。你可以不说他是英雄，但我就觉得应当把他们在民族最困难的时候所做的牺牲，给表达出来。这个时候做纪录片，我觉得没有别的选择，就是去研究、去采访、去拍摄。我先用最朴素的方法去做。后一代人可能不会这么做，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像我这个年龄的，急着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些东西先抢救过来，因为你不抢救，他们就死掉了，没办法再复原了。
当你用影像，让那些已经死去的仁人志士，重新活过来，焕发出光彩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你会想要和他们说话吗？你和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感？
胡杰：不仅是说话，而且是倾诉，是一种深谈。更有意思的是，你不会认为他们老了，他们永远是那么年轻，好像永远那么勇敢、有智慧，让你去和他们交流。我在做林昭的时候，一直觉得她就是这么年轻、勇敢、有智慧，然后泼辣，说话不饶人、带刺，就是那样一种感觉。
你自己的经历似乎根红苗正，你也是通过林昭，才开始了解那段历史吗？“寻找”这两个字，似乎也是一种对自己的约定。
胡杰：是的。原来我也都是懵里懵懂，一说到反右，就知道是个运动，然后想到小时候家里邻居就是右派，但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是右派。通过采访林昭的故事，才知道原来反右的时候有300多万右派，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至少三分之一。在最初看到林昭的稿子的时候，简直是太震撼了。因为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锐利的、深刻的、充满情感的、而又像是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一样有张力的文字，来批胖一个极权的政权。而“极权”这个词，我们当时看了都心惊肉跳的，因为没有人敢用这个词，谁要是用了就要枪毙谁的。我看到林昭在狱中多次用“极权”来批判、用血泪控诉这个政权的时候，我当时真是很害怕的。就是这样去看完了她的东西。看完了之后，我就在想，能不能用纪录片来总结一下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运动，或者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是怎样的实践。然后我开始采访，在采访了非常多之后，才明白“反右”是怎么回事，之后的大跃进、浮夸风、大饥荒，又是怎么回事。一环一环，灾难变得不可避免。当看到了这样一种情形的时候，你会对社会制度提出疑问，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社会制度哪里出了问题。我是军人，党员，在部队15年，还介绍很多人入了党。我是一个对于共产党没有偏见的人。但就是因为没有偏见，所以当我进入到历史的时候，才觉得它太有问题了。我不是因为有刻骨的仇恨才（这么想）。
你知道，会有很多人说，你在神话林昭，那个年代很复杂，没有绝对的好人，等等。
胡杰：如果不是我亲自去拍的时候，我也可能觉得他是在神话。但是当你去采访到，这些人确实存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不但不是神话，而且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总是有这么多敢于牺牲、敢于为了自己的良知牺牲的人，所以这个民族她不会永远腐败下去。做纪录片，我肯定有个人的立场和感情在里头的。我是站在鸡蛋这一方的。
来源：Mat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