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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陶杰：由柏林墙倒塌说世界乱局的根源
作者： 陶傑
1989年，柏林墙上的涂鸦。
乌克兰战争未完，以巴战争恶化，激发西方国家内部阿拉伯裔移民支持巴勒斯坦，并开始发动仇恨犹太人的暴力袭击。
比乌克兰战争的效应更恶劣，俄乌之战西方民意一致反俄，以巴战争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却形成分裂和社会内乱，意识形态酝酿多时的左右对决，形成家庭、教育、舆论、传媒的激烈对立与分化。
加上台海战争危机，若美国能同时应付两场战争，又可否应付国内的舆论和民意内战？
今日的空前乱局，冰冻三尺，要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说起。
1980年，撒切尔夫人与列根携手掀起市场私有化，创造了十年的西方经济繁荣。
苏联崩溃，福山的论著“历史的终结”，胜利宣称，人类历史至此已解决了所有的冲突，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民主自由的普世制度，事实证明，苏联败阵，西方现代文明有了辉煌的成果。
法国评论家阿隆（Raymond Aron）其时已经逝世6年，1940年，他逃避纳粹而移民法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阿隆生前最后严厉警告：美式的个人自由主义，过度强调消费、民主、享乐的无序结合，散播泛滥的乐观主义、删除记忆、诋毁历史，并鼓励社会逐渐采取对国家团结甚为有害的制度。
果然，1989年之后不久，欧洲巴尔干半岛和非洲卢旺达即发生种族清洗，刚统一的德国也出现反移民的新纳粹地下组织。
进入90年代，普京冒起，发生车臣暴乱、阿富汗塔利班掌权，南非和非洲出现大量人口贩卖组织、犯毒集团、黑社会，与解体后的苏联的俄罗斯石油大亨和贪污金主，配合中国“闷声发大财”的裙带贪腐。经济泡沫暴增，但趁全球化之便，一个跨国界的全球暴力产业，各自同时冒起。
进入千禧年，暴力产业本来是“孤狼”，逐渐开始互相连结呼应。
由于全球地下暴力产业，都可以间接由美国、俄国和中国购得攻击武器，加速了暴力的私有化和社会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已经是不祥之兆，针对西方自由主义者的乐观，经济社会规律提出第一次警告。
美国政治学家布鲁姆（Allan Bloom），最先有不祥之感，觉得福山的乐观错了，他认为：全球化只能尽力满足人类物欲的需求与种种奇想，其间法西斯主义将会冒起。
英国政治学者格雷（John Gray）也警告：战后各种原始的暴力，有如邪恶的能量，包括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本来在冷战期间，是被制伏状态，但因为苏联解体，西方自由市场重建秩序，原始的暴力强势回归，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毫无抗御的能力。
（转贴图略）2007年3月，因应全球抛售，亚洲股市大幅下跌，欧洲股市跟随走势，至美国市场收窄跌幅；图为当时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交易情况。图片来源：Tasos Katopodis／Getty Images
英美法这三大哲人先后预感不祥，但在华尔街资本的国际化与 IT虚拟世界的金钱结合，阵阵狂欢，没有人理会。
世界形成一个新秩序：阿富汗的沙漠与洞穴，可以通过网络，与美国金融中心的纽约连线。文明发达的城市与最落后的野蛮恐怖巢穴距离突然缩短。
911的袭击，恐怖分子是伊斯兰教派组织，而阿尔盖达又在冷战时受中央情报局和阿拉伯财阀赞助。利用美国波音的民航机，双子塔的恐怖袭击，显示全“地球村”的野蛮势力，可以一夜之间制造危机与恐慌。
4分1世纪过去，西方未能吸取教训，却因为高科技进一步快速发展，思想上无法追上日益快速恶化的全球暴力产业。自由市埸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差别，西方沿用二元对立的习惯思考，年轻人因为社交媒体，令不成熟的自我中心意识膨胀，不接受批评。
此三百年一遇的重大挑战，整个西方世界无法回应。
于是涌现了杜林普的西方民粹崛起，有如1980年列根与撒切尔夫人，针对60、70年代社会主义左翼的思潮，是一次反动。但杜林普的反动，却无法与撒切尔列根的“解放”相比。四年之后，拜登重新整合，幕后的深层政府利益集团上台，此时的美国，结构也已经变化：IT和人工智能财团势力，与华尔街结合，二十年来却又因中国的参与，缠上了另一个东方复苏的潜在帝国，而且中国现在露出真相，与俄国等逐渐与冷战后的跨国暴力产业连线。
这样，问题就严重了。乌克兰战争只是头盘，以巴战争是第二道菜，真正的满汉全席，也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人人不祥感兆，即将到来。
来源：CUP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