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评论】结构矛盾重重围困 财政危机无处可逃
作者:杜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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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特区政府连年赤字,北京官员却表示问题不大,因为香港经济恢复增长,增长率更追得上全球发达经济体,但当经济增长也无法消灭财政赤字,反而不断滚大,香港不仅面对入不敷支的困难,更跌进越陷越深的结构危机。
根据今年度财政预算案的预测,25/26至29/30期间,香港每年经济增长介乎百分之二至三,但估计五年来累积的财政赤字高达9528亿元,其中约五千亿用来支付政府债务。不计过去六年发债约3200亿元,政府未来五年打算再发债8850亿元,远超於现时5803亿财政储备。因此,29/30年度後,特区政府不想债务违约,肯定需要继续发债来冚债。
不按《基本法》量入为出 结构财赤靠借债
特区政府财政弄成如此田地,首先是由於不按《基本法》办事。《基本法》要求特区财政量入为出,但近年每年赤字,若不以借债当收入,每年约欠二千亿元。由2019/20至24/25六年,赤字总额接近八千亿元。
《基本法》第107条写明,「政府的财政预算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因此在经济增长下,政府打算未来几年,每年削减经常开支2%,看来比《基本法》的要求更高。其实政府推行财政紧缩,是源於长期以来对财政纪律置若罔闻,造成不可挽回的赤字危机。由2015至2024年的十年,香港经济整体增长约31%,但同期间政府总开支增长远超此数,达到78%,两者差距巨大,可见眼下的削开支来弥补缺口,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解决政府财政的结构危机。
大湾区基建投入过速 收支失衡致赤字缺口
眼前的财政结构危机,一般讲法是指政府收入怎样也无法追上支出,令财政出现无法修补的缺口。更仔细看,牵涉三方面的结构矛盾,首先是政府资本账收支无法平衡,赤字缺口越来越大。一方面是基础工程建设开支不断增加,由梁振英年代每年六百亿元以上逐步提高,增至林郑月娥年代每年大约八百亿元,再到李家超年代每年一千亿,而展望未来五年,更会高达千二亿。政府过去倚靠资本账收入,主要是卖地及相关收入,支付这些资本账开支。
不过,卖地收入越缩越少,2015年至2024年间,前五年每年平均卖地收入大约1200亿元,後五年时移势易,每年平均接近减半至660亿左右,而最近两年的平均数再大幅降至约160亿元。然而,香港融入大湾区一声令下,必须义无反顾,全力加速兴建新界北部都会,如今唯有倚靠大量举债代替卖地收入,以支付每年1200亿基建投资。
社会服务急速上升 入不敷支难以维持
第二方面的结构矛盾来自政府的经常账目,其中经常收入的增长远远落後於社会服务的扩充速度。以社会福利为例,由综援、长者服务、各项津贴到长者乘车优惠,属於政府的经常开支,随住人口老化,社会服务及津贴自然大幅上升。如2015/16至24/25十年前後,社会福利署的开支共增加96%。
另一方面,政府的经常收入相对稳定,没有财政储备投资及卖地收入的波动性,可为经常开支提供稳定的支持,问题是经常收入的增幅能否同步追上开支的上升。在过去十年,政府经常收入只增加29.6%,不及社会服务扩充速度的一半,即73.3%(以经常开支增幅计)。长此下去,政府若未能找到新的经常收入来源,现有服务水平也就难以维持。
拒减高官公务员薪酬 未与市民共渡时艰
第三方面的结构问题是问责官员和公务员的待遇,与香港经济及政府财政的表现优劣无关。过去十年,香港生产总值增加大约31%,财政收入增加41%(不计从不同基金拨入政府一般收入账目的金额),但问责官员及公务员的整体待遇开支却增加大约58%,其中薪酬方面增加44%,而房屋及生活津贴,多数用於问责官员及高级公务员身上,增幅更高达83.9%,完全与香港经济表现背道而驰。
当然,不少部门甚至大多数公务员都没需要为经济表现负责,政府施政也不能单从经济着眼,但政府陷入史无前例的财政结构危机,高级公务人员特别是问责官员不但无须问责,其待遇特别是津贴反而大幅上升,反映制度诱因扭曲,待遇与表现倒挂。当荣辱与成败无关,香港又怎会出现如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所说的破局改革,走出财政结构危机的困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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