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罗慰年
高耀洁逝世后第一年，我曾经为博登书屋编辑过一本《高耀洁画传》。那时，我第一次系统地整理她的影像与文字，把一个“新闻里的高耀洁”还原成一位有父母、有子女、有脾气、有倔强个性的老人。如今，又有机会为这本《中国医生高耀洁》写一篇序，对我来说，更像是在同一个问题上继续追问：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到底应当怎样记住一个叫“高耀洁”的人。
这本书的编者依娃，是大饥荒口述史的记录者，常年在底层行走，习惯于在废墟和尘埃里寻找人的故事。2015年，她与高耀洁结识，此后每年三四次，从波士顿去纽约的小公寓看望老人，帮她改稿、回信、拿药、做饭，在世俗意义上既是晚辈，也是照护者。她说，编辑这本书，是“与她重逢，与她作伴”，希望高耀洁在天之灵能在书页里微笑，感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思念。
这本书的结构，其实已经暗示了一种记忆的方式。目录从“请记住这个名字——高耀洁”开始，把许多熟悉的名字聚拢到她的身边：北明、邵燕祥、章立凡、苏晓康、金钟、艾晓明……既有公共知识分子，也有普通患者和家属；既有国内的记者、学者，也有海外的见证人。后面几章，又加入了女儿、妹妹、弟弟的回忆，加入了胡佳、曾金燕、马金瑜等人记录的“近况”，再加上生平、获奖、著作的附录，和编者依娃那篇朴素直白的跋。整本书像一座用很多人手搭起来的纪念碑，每一块石头都有姓名，有来历。
中国农村的现实，在本书里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背景。许多作者都不是“旁观者”，而是一度在现场或接近现场的人。有写河南卖血村庄的，有写艾滋孤儿的，有写因为输血感染的妇女，也有从新闻现场退出来的记者，回头看自己当年的报道空白。对他们来说，“高耀洁”不只是一位医生的名字，更是一个拆穿了官方叙事的缝隙。在这个缝隙里，读者能看到的是：艾滋病并不是从“生活方式”开始说起，而是从一次次看似“现代化”的采血、输血、卖血，从一次次国家与农村、权力与贫穷的交叉口开始说起。书里有文章用“血祸”来形容这场灾难，这个词简洁，也残酷。
这本书有几组数字，任何读者都应该记住——高耀洁不是卫生部官员，却跑了十五个省、一百多个村庄，救助过将近一千个艾滋家庭；她不是出版社，却印发上百万册防艾小册子；她不是信访办，却收到了大约一万五千封求助信，而且一封一封亲自回；她不是孤儿院，却帮一百六十多个艾滋孤儿安排生活。这些数字并不抽象，书中许多文章后来都用不同的场景，把这些数字填上了脸、眼睛和活生生的人的气息。北明在“请记住这个名字一一高耀洁”那篇文章里说，她是“中国血祸的天敌”，也是“受苦人的天使”。这两句话，几乎为全书定了基调：这一切不是为了造一个“圣人”，而是为了说明，在一次人为制造的灾难中，有一个人选择站在了最艰难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高耀洁的一生，坎坎坷坷。胡佳的那篇《高耀洁医生近况》，把时间线梳理得很清楚：1927年她出生在山东曹县，战火中长大，医学院毕业后在河南郑州行医一辈子，做过妇科主任，做过教授，接生过无数孩子，也为很多重症病人做过“最后一次尝试”的手术。等到1996年四月，她已经接近古稀之年，却在一次会诊里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怪病”病人可能是艾滋病感染者，于是建议做HIV检测。那次检测的结果，像一根线，把她的人生拉进了另一条轨道——从那之后，她开始追根溯源，开始跑村庄，开始走田埂，开始用她的那双缠足后又放开的“解放脚”在河南农村摸索“血祸”的路径。希拉里在她的回忆录谈到高耀洁：“高耀洁医生身材矮小，已经八十二岁了；当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她的小脚，这双脚被缠过，并为她的事迹感到惊讶。”
书中多篇文章提到，她为了这些调查，贴上了几乎全部积蓄，耗尽了老两口攒了一辈子的家底；为了给村民寄科普小册子，她把家当挪出去，把能卖的都卖掉。她的那句口头禅，“我少吃一点，少穿一点，帮那些可怜的人”，在编者简介里被反复引用。和这句话靠在一起的，还有“人不能说假话”“我是个医生，看到病人就走不动了”“唯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这些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格言，而是在她晚年的选择里一条一条兑现的誓言。
也正因为她不肯“说假话”，这条路几乎注定是一条与体制对撞的路。书里有几篇文章集中讲到她被监控、被围堵、被限制出行的那些年。有文字写到，她的电话被监听，出门有陌生人跟着；每逢国外有人要给她颁奖，家门口就多了一圈警察和便衣。到了2009年，她八十多岁，只能带着装有调查资料的硬盘匆匆出走，从河南到北京，再到四川、广东，最后到了美国。这本书在引文中用了她自己的话：“因为我要把真相告诉全世界。”后来，哥伦比亚大学请她做访问学者，她住进一间普通公寓，由护工照顾，继续写书，短短几年又写了好几本关于中国艾滋疫情的书，还写了一本诗词。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高耀洁离开中国的时候，带走的不是金银细软，而是那块硬盘。那块硬盘里的，是村庄的名字，是人的名字，是化验单，是病历，是信件，是她不肯“说假话”的证据。这些东西后来散落在不同的出版物里，也散落在本书各个作者的笔下。你在这本书里读到的，不只是对一个医生的赞美，也是对那块硬盘的一个个侧面描绘。
家庭视角，是本书另一条很亮的线。第二辑“妈妈我带您回家”里，女儿、弟弟、妹妹轮流出场。他们写童年的大姐，写作为母亲的“高医生”，写兄妹七人在墓地最后一次一起扫墓，也写年老时她的固执、她的节俭、她对子女情绪的忽略。这里的高耀洁，不再是媒体镜头里那位瘦小、戴眼镜的“抗艾斗士”，而是一位河南口音浓重、记性逐渐变差、会埋怨子女不够孝顺，又会在下一句话里替他们辩护的老人。这些细节，很宝贵，因为它们让“伟大”落回了人间。
书里那篇《天上那颗最明亮的星星》，从一个很美的象征讲起：天文学家曾以她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作者把这颗星，和她在河南村庄里的脚印、她在纽约小公寓里的孤独，放在一起写。读到这里，很难不想到一个反差：一边是外面世界给予的道义褒奖，一边是她在自己国家里遭遇的围堵与冷落。附录里还有她的生平年表、奖项列表、出版著作一览，和一篇关于王淑平医生的附录。依娃还特别安排“王淑平，她为苍生吹过哨”一辑，把另一位“最早发现河南艾滋病毒”的医生王淑平也放进了这个记忆场。这样安排，很妥帖，也提醒我们，讲高耀洁，并不是在塑造孤立的“英雄个人”，而是在勾勒一群人的背影，包括和高耀洁一道奔走在中原土地上的桂希恩教授、高燕宁教授、孙永德医生、张可医生、陈秉中先生、杜聪先生和艾滋病的吹哨人王淑平医生。
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