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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冷战—反冷战—新冷战：历史并未终结
作者： 陈奎德
摘要
冷战结束后，在国际学界政界出现了某种“反冷战”的逆向思潮，认为二战后80年，从冷战的两极世界，转向了美国治世的自由主义秩序；而现在已进入多极世界，美国人应当把头转向17-19世纪诸民族国家的多极化欧洲历史，淡化意识形态，摆脱冷战思维。这一观点完全没有看到冷战在人类历史上享有的独特地位——它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人类命运对决，奠定了战后国家制度是非善恶的标准。共产主义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不可逆转的。在反冷战思潮出现后不久的当下世界，潮流正在转向，意识形态之争重新泛起。历史逻辑内生出结构性张力，推动国际社会重新走向两极裂变，走向新冷战，即冷战残局。
冷战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1989-1991年，横跨欧亚大陆的红色帝国——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轰然解体，冷战结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风行全球。那是人类历史的高光时刻。
此后是近二十年“美国治世”（Pax Americana）的单极世界，俄国与东欧国家则经历了一段转型的艰难时期。至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及中国站队美国，并于年底加入世贸组织，意识形态对峙淡化，共产主义似已堕入尘埃。冷战胜利的热潮随之降温。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北京在全球化经贸大势中崛起，并举办声光盛宴式的世界奥运会。在国际学界、商界和政界，潮流开始静悄悄转向，放弃“冷战思维”的声音冒出地面并汇成一股逆向潮流，是为“反冷战潮”。
反冷战潮
反冷战潮的主旋律声称：冷战是一场毫无意义的两大阵营对抗，平白无故造成高强度对抗甚至核战风险。冷战并无是非，任何一方都不占据道德优势，双方半斤八两而已。其潜台词是：冷战对双方而言都是历史性错误，其结局并没有任何胜负。
仔细考察后人们不难发现，北京当局是抨击“冷战思维”的主要舆论推手。冷战甫一结束，北京就开始步步为营推动这股反冷战潮。不过，北京早期放低姿态韬光养晦，近年来却日益凸显狰狞。2020年7月10日《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厉声疾呼“冷战思维当休矣”：“美国反华势力正在绑架美国的外交政策，试图将中美关系推向所谓‘新冷战’，这种企图开历史倒车的做法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北京所称的冷战及冷战思维，向来语焉不详。对冷战，北京只强调是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不提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不提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不提自由开放国家与封闭的极权国家的冲突；忌讳提及冷战结局柏林墙倒，更不愿涉及冷战双方是否有正邪、是非、善恶之分，表面上各打五十大板。但习近平对前苏联解体的一句“更无一人是男儿”，露了马脚。无可置疑，习在哀悼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塌。他上台伊始即自称“绝不做亡国之君”，就是企图“挽狂澜于既倒”，救共产主义于崩溃。这正是如假包换的“冷战思维”。
一个充斥冷战思维的政权指责北约有冷战思维，本是很奇怪的事。恰如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杰夫·史密斯（Jeff Smith）表示：中国自己多年来一直采用冷战策略和战术对抗美国，却动辄指责美国有冷战思维，“指责别人所做的事，其实正是他们自己在对别人做的”。1
不唯北京如此，甚至在西方学界、商界、传媒界和政界，反对“冷战思维”也有相当市场。
究其成因，似乎源出胜利者的宽容。他们小心翼翼，唯恐刺激到失败的一方。从北京到莫斯科，学者、商人、政客竞相以抨击“冷战思维”为时髦。其基调是，当今已经全球化，摈弃“冷战思维”自是现实需求。
不可否认，上述反冷战思维，前些年已经蔚成潮流，是值得我们认真检视的。
冷战陷阱？
2023年7月23日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官网发布了一篇颇具代表性的“反新冷战”的文章，题为“冷战陷阱：美国霸权时代的记忆如何阻碍美国外交政策”，明确反对所谓“冷战思维”。2
其基本观点大体如下：我们不能滥用历史类比，特别不能滥用冷战的历史类比。这些类比毫无帮助或具有误导性。冷战历史已经成为限制美国人看待世界的紧身衣。它主导了他们对过去的了解，扭曲了他们如何理解冲突、如何进行谈判、如何思考自己的能力，甚至如何分析问题。无论接受还是拒绝这个类比，美国外交政策圈子里几乎每个人都把冷战作为世界事务的参照点。
作者断言，这一切都是错误的。
该文作者贾斯汀·维诺库尔（Justin Winokur）认为，美国很快就要面临二战以来首次出现的多极化世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深陷冷战思维的美国人没有能力应对新兴的多极世界。
《冷战陷阱》指出，应当把头转向更远的历史，转向非单极非两极化的多极历史图景，转向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历史，例如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君主国之间的权力冲突、新教改革期间的百年宗教摩擦、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会议、十九世纪末开始的英德对抗……
作者认为，这些案例让人更容易想象当下的美国和中国如何解决和管理贸易、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等领域的争端，而不是屈服于全面的冷战。
《冷战陷阱》总结说，美国要想在即将到来的多极时代取得成功，就必须摆脱冷战的束缚。
无独有偶，另一位学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2026年1月18日在《大西洋月刊》官网发文指出：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正式宣告：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已经终结。3他也认为世界将恢复到19世纪的多极化局面。
来源：《中国民主季刊》
作者： 陈奎德
但与《冷战陷阱》所想象的那段“美妙的”历史相反，卡根用列举历史事实来说明那个所谓大国协调的多极世界的残酷。从1815年到1914年，那段时间曾被一些人视为欧洲的“长期和平”时期，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大国之间打了数十场全面战争，死亡人数动辄数十万。
我同意罗伯特·卡根说的维也纳和会之后那一百年（1815-1914）并非如基辛格所赞美的是百年和平，当然，与随后的一战二战相比，其规模和残酷性都较小。我也基本同意卡根所认为的“在二战之后这80年里，我们生活在一个异常和平的世界里。”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代理人战争（如韩战和越战）以及极权国家内部对其国民实施的制度性肉体和精神毁灭，如中国饿死几千万人的人为大饥荒和摧毁精神文化的文革。这些都可被视为对国民的内战。
二战后这80年，前45年是“冷战1.0”时期，后35年是“后冷战时期”或者说“美国治世时期”，或者把整个80年都大略判为美国主导时期也可以成立。
罗伯特·卡根认定这80年是“例外”而非历史常态，而《冷战陷阱》作者则认定这80年束缚了美国人的思维，在当前已经难以为继。他们皆认为我们正在重返类似18、19世纪多极化的民族国家时代。不过《冷战陷阱》作者维诺库尔对之持正面评价，而罗伯特·卡根则持负面评价。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终结？
罗伯特·卡根宣称，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已经终结的主要依据，反映在他2024年出版的《叛乱：反自由主义如何再次撕裂美国》4一书中：在人们心目中，美国建国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主义。如果将这种自由主义放到当时世界舞台的背景上，更可以彰显其对于人类进步和文明所具有的意义。在当时，整个世界，包括欧洲，都是按照种族、宗教、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构建出来的。卡根强调指出，美国国父们创建的自由主义这一革命性的理念，是对这种旧秩序的颠覆。
卡根认为，实际上，美国自建国起就一直存在“两个美国”。一个是秉持《独立宣言》的平等、天赋人权原则的自由主义美国，一个是捍卫白人基督教至上传统、抵制这些原则的反自由主义的美国。
卡根这一叙事经不起历史事实的考察，有两个致命盲点：1.忽视了二战及冷战的划时代精神遗产及其历史性判决，忽视了前述遗产被当前乱局激活后可能产生的反弹力。
2.他忘记了，美国传教士同时也是自由主义传播者。他还忘记了，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仍然是从欧洲传承过来的广义的自由主义（包容了《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和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理念，即中间激越进取和中间平衡保守的自由主义理念，不能把二者截然对立。）
关于冷战在世界史上划时代地位及其精神影响，我们将在下面论及。这里着重讨论罗伯特·卡根的论点：美国自建国起就一直存在“两个美国”——一个是自由主义美国，一个是基督教传统的反自由主义的美国。
这一论述的要害问题是把白人基督教至上传统与自由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完全斩断了二者之间的血缘联系。不应忘记，近代自由主义正是诞生于基督教文明传统之中，而不是诞生于轴心时代以来的其他任何文明传统中。
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如人权，正是来自基督教。洛克就清晰指出人的自然权利（生命、自由、财产）来自上帝，进而《美国独立宣言》声言那是“造物主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必须注意的是，在更早的古典世界的希腊罗马，只有公民权概念，并无人权概念。当时仅自由民有公民权，而奴隶则并无此项权利，即古典世界并无普遍人权概念。
另一核心观念，平等，溯源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启蒙运动只是把上述源于基督教的神圣律令自然法化、世俗化了。这些根本观念溯源于基督教特别是其中新教和清教徒传统，并演化为现今的民主自由体制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在全球拓展自由之所以被广泛称为“传教士情结”，正表明了其遗传的基督教烙印。
此外，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会内部形成的“选举—法制—权力制衡”机制，为后来欧洲世俗王权向宪政体制转型，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模板、合法性语言和政治想象空间。通过长期的模仿、转译与世俗化，输入了选举合法性、法高于人的法治理念以及权力可被制衡的理念，从而对宪政体制的出现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宪政不是对基督教的否定，而是对其制度创新的世俗继承。
虽然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天主教有异端裁判所，美国制订宪法时亦在南方各州的压力下保留了奴隶制条款，但基督教核心的人权平等的价值理念，通过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美国内战等历史性蜕变，逐步显化自我，实现脱壳，扬弃了教会历史上某些负面因素，其核心价值构成了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有鉴于此，美国被视为“被上帝拣选的民族”，美国制度（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具有普世性与救赎性，所有这一切，澄明了美国制度与基督教的深刻关联，美国的传教士情结深植于清教徒传统与“天定使命”（Manifest Destiny）观念之中。鉴此，并不存在卡根所谓尖锐对立二元实体——“两个美国”，而是具有传承演变关系的一个真实的美国。
综上所述，我们无法否认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血缘关系。回望一下冷战期间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对东欧（如东德波兰捷克苏联）和南韩的巨大自由精神激励就更加一目了然。目前美欧之间、美加之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保守主义和自由派（liberal）的极化的对峙态势，从长程眼光看，并非永恒壁垒，而是历史钟摆现象。这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美国国际战略的双重情结——“传教士情结”与“孤立主义情结（或现实主义）”二者之间周期性摆动的当下显现。
维诺库尔和卡根两位学者一致认为，多极化时代已经或即将降临。笔者必须指出，两位有一个共同的视野盲区，那就是冷战。他们完全看不到冷战与历史上一般战争和冲突的区别。而冷战，它的历史独特性是值得大书特书并仔细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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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民主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