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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译丛：天安门事件数十年后，徐勤先将军的默默抗争依然回响
作者： 杨建利（Jianli Yang）
是什么赋予一名士兵勇气，让他敢于拒绝一项危及他所保护的人民的命令？
明天是天安门事件37周年纪念日。值此纪念之际，我想重新探讨一个萦绕数十年、至今在西方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什么赋予一名士兵勇气，让他敢于拒绝一项危及他所保护的人民的命令？
对于这个问题，我找不到比去年底曝光的1990年中国军事审判六小时录音更好的答案了。这段录像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精锐部队第三十八集团军司令员徐勤先将军的军事法庭审判。1989年5月，徐勤先拒绝了率领重装部队进入北京实施戒严、镇压大规模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命令。为此，他被判处五年监禁，并在严密监控下度过了余生，直至2021年去世。
这段录像不仅仅是对一段镇压历史的记录，更是对一位指挥官良知的剖析。庭审记录显示，这位指挥官反复强调一个核心观点：他认为，向大都市部署装甲车辆和实弹必然会导致流血冲突——而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才是解决之道。在法庭上，他表示，此类行动“必须经受历史的考验”，当下看似模糊不清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明朗。
这些话语背后蕴含着一个远超个人的原则：道德判断或许是唯一能够指引个人乃至国家渡过制度失灵困境的指南针。健全的道德本能不仅能缓和政治极端主义，更能将其彻底消除。徐将军坚持认为，危机应“在民主和法律框架内”解决，政治争端需要政治手段，动用武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平民只会将国家推向更加黑暗、更加专制的深渊。
他秉持的原则性立场蕴含着一个不言而喻的含义：在政治争端中诉诸国内武力，无论是在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都会侵蚀公众信任，并赋予军队不应承担的角色。武力无法解决根植于社会分歧的危机，只会造成新的创伤。
徐将军的证词还揭示了另一层含义——其意义远超审判他的那个国家的国界。一旦一个人内化了健全的人道主义伦理，其本能的忠诚就会转向普世价值：合法性、问责制和克制。据目击者回忆，他曾质疑为何如此重大的命令缺乏适当的文职授权。他认为，如此重大的事件需要国家治理机构进行辩论，部署武力需要的是国家命令，而非政党或领导人的指示。本质上，他主张——这在当时是危险的——军队应该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国家内部的任何派系。
如果军队的忠诚集中在某个人或统治集团身上，那么民主（即便存在）也会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在民主不存在的地方，这种安排反而会成为民主的障碍。
但徐将军的故事并非仅仅关乎一个人。它也关乎1989年6月5日那场标志性对峙中驾驶领头坦克的无名士兵。当时，一个提着购物袋的男子——“坦克人”——独自站在一列装甲车前。无数观察家都曾质疑，为什么第一辆坦克没有向“坦克人”开火，或者干脆把他碾死。徐将军的拒绝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答案：那位驾驶员也选择了不杀人。在那一刻，他身着军装，成为了“坦克人”。
这些拒绝——一次发生在封闭的会议室，另一次发生在宽阔的大道上——并没有改变随后发生的悲剧。但它们揭示了一个普遍真理：即使在旨在服从的体制中，人类精神依然拥有选择仁慈而非残忍的力量。
在威权体制下，这种良知的举动会创造出裂痕，民主的可能性或许有一天会从中萌芽。在那些渴望法治和不可剥夺权利的社会中，它们如同护栏——提醒人们，任何军队的合法性并非取决于其火力，而是取决于其对宪法和道德约束原则的忠诚。
世界各地的职业军人都面临着徐将军所面临的问题：当接到非法或不道德的命令时，他们会捍卫原则还是权宜之计？他们会维护宪政秩序还是屈服于一时冲动？这一困境的本质是永恒的。
这段重新浮出水面的庭审录像提醒我们：拒绝的勇气往往比服从的勇气更为沉静，且代价也远为高昂。徐将军为此断送了仕途与自由，最终甚至失去了在不受监视之下生活的权利。然而，他的言辞却回荡着一种权威——那是连审判者也无法将其压制的权威。
归根结底，社会的维系不仅仰赖于法律与制度，更仰赖于个体那无形的道德储备；在关键时刻，正是这些个体必须做出抉择：他们究竟愿意挺身捍卫一个怎样的世界。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一种力量——当历史发出召唤时，我们有潜力挺身而出，唤醒人性中“更美好的天使”，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成为那样的“坦克人”。
杨建利博士是天安门屠杀的幸存者及中国的前政治犯，现任《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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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