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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严家祺-当代中国政治的首要问题：“宫廷政治”
作者： 嚴家祺
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60年，结束50年。这场所谓“革命”是毛泽东林彪倡导“个人崇拜”、摧残文化、强化专制政治，历时十年的政治大变革，没有什么“人民文革”。1986年我与高皋在中国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今年将在美国和台湾出版“增补版”，包括英文版，这个版本，保留了1990年台湾、香港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下册913页全部内容。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起来否定文化大革命，实行改革开放，走上“局部私有化”的道路，但没有“全面非毛泽东化”，至今在北京天安门还挂着毛泽东巨幅画像和在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就是根本标志。
两次“5·16”
1976年和1989年，中国发生了两次规模宏大的天安门事件，第一次是民众为悼念周恩来总理、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江青等人的抗议而引发的，第二次是邓小平在他废黜了胡耀邦后，北京学生与市民为悼念胡耀邦而引发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当邓小平把天安门的悼念宣布为“动乱”后，抗议运动的规模就更为巨大。
“5·16”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天，1989年“5·16”这一天，戈尔巴乔夫正在北京访问，赵紫阳在与戈尔巴乔夫的“5·16”谈话中，把“邓小平掌握中国最高决策权”向天安门广场数百万抗议的学生和全中国公开，放弃自己责任。2017年到2019年，我在美国见到长期在赵紫阳身边工作的人，听到他谈赵紫阳“5·16”谈话在中国几次广播情况后，我看到了六四事件的起因。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六四事件”与“天安门学生运动”是两个有联系而有根本不同的两个事件。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有三个组成部分，这就是数百万学生和市民的抗议运动、六四大屠杀、中国的宫廷政治。
“六四事件”起因
这里不谈“天安门学生运动”的起因，而是谈“六四事件”的起因。“六四事件”的发生有多种因素，有直接和间接起因，直接起因：一是邓小平对赵紫阳“5·16”谈话在全国的影响；
二是对邓小平在依靠胡耀邦赵紫阳掌握八十年代中国最高权力而面临第三次“丧失权力”的恐惧；
三是邓小平对维护“计划经济”的陈云等人可能崛起的担心。
是这三大直接起因的产物。
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5·16”谈话。
邓小平依靠胡耀邦、赵紫阳掌握八十年代中国的最高权力。
邓小平对“计划经济”总后台陈云等人崛起的担心。
中国当代的“宫廷政治”与中国一家一姓的“旧宫廷政治”的不同在于，邓小平的“皇权”还受到其他人的“挑战”，在胡、赵两人离开他后，就要面对陈云将取代他最高权力地位的挑战，邓小平将面临第三次失去权力，这种担忧引发了邓小平不顾一切，用他作为“国家军委主席”的权力一手制造了“六四大屠杀”。
赵紫阳与天安门母亲一样，都是“六四”的受害者，他过去是一个好总理，反对北京军事戒严，主张用民主法制解决问题，都是对的。1976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江青在人民大会堂的屋顶上，在晚上用望远镜看天安门广场聚集的抗议民众，1989年5月14日，赵紫阳也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屋顶，在晚上用望远镜看天安门广场聚集的抗议民众，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5·16”谈话，表明他等待天安门事件的未来的“翻案”，决定公开放弃自己当时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不可推卸的责任，“5·16”谈话成了“六四事件”的导火线。
“宫廷政治”的重要现象
中国当代的“宫廷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究竟谁怕谁”决定政治走向。邓小平怕毛泽东，赵紫阳怕邓小平，当邓小平砍断自己左手胡耀邦后，又要面对失去右手赵紫阳，而看到自己将被共产党内“非改革开放派”取代的前景时，“六四事件”就在北京发生了。在六四大屠杀发生37年后的今天，在天安门母亲经历了37年痛苦生活的今天，在中国大地上，推动“全面非毛化”、恢复“六四真相”，已成了中囯政治的首要问题。
严家祺2026-6-1610am写于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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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欧州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