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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暁康:八九为什么让李鹏赢了?

2026年06月20日 10:09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 蘇暁康

从政治学角度看,洞悉的理念,他只要让常委会通过一个极端应对方案,共产党只有照单全收。这是他的成功,也是中外所有激进派、阴谋派的惯技,赵紫阳竭尽全力跟他博弈,劝说邓小平收回426社论,李鹏就输了,然而那个要命社论正是邓的425讲话翻版,邓若收回就折了面子,而这个强人宁愿当屠夫,其实是被李鹏绑架了。因此整个中国输给一个千夫所指的“傻B”,一定是创了世界纪录,只怕会写进吉尼斯记录,下面就来分析这桩现代史上的大败笔。

【按:下引这则聪明的脸文,显然是说李鹏这个丑类智商低下:回答“三个字”、“一派胡言”是四个字、手掌是五指,然而这个“幽默”讽刺了谁?这恰是一个等了四十年没有答案的问题,于是“李鹏\傻B”就变成了“国人\傻B”——我实在不愿意在脸书上使用这个脏字,虽然此字如今甚至常挂在女士们嘴上,但又绝对找不出另一字在此可以替代;不过,答案其实并不复杂,由运动的三方来回答便可,让我列举如下。】

一、李鹏政治智商析疑——这厮一点不傻

从政治学角度看,李鹏洞悉邓小平的理念,他只要让常委会通过一个极端应对方案,共产党只有照单全收。这是他的成功,也是中外所有激进派、阴谋派的惯技,竭尽全力跟他博弈,劝说邓小平收回426社论,李鹏就输了,然而那个要命社论正是邓的425讲话翻版,邓若收回就折了面子,而这个强人宁愿当屠夫,其实是被李鹏绑架了。因此整个中国输给一个千夫所指的“傻B”,一定是创了世界纪录,只怕会写进吉尼斯记录,下面就来分析这桩中国现代史上的大败笔。

二十年前,广场最响彻云霄的一句口号是:“李鹏|傻B!”万众逞口舌嘴瘾之快,莫过于此,大概只有文革除外。中国人之讨厌李鹏,以这句口号为经典,可以不必多著一字。当年天安门,骂翻李鹏,是标语口号一大主题,其中还有民谣味的几句如下:李鹏,李鹏,缺少水准,去收酒瓶。

邓妈妈,快把鹏儿领回家,再给两个大嘴巴!

开除李鹏,出口南非。

治蛔虫药,两片;治感冒药,两片;治李鹏药,两片。

但是二十年下来,虽然讨厌他的“人民”一败涂地,却无人反问过一句:李鹏真傻吗?李鹏的颟顸、强硬,连同其面部肌肉的僵直,给人印象深刻,很难得地在共产主义崩溃大潮前夕,被云集的全世界摄影机拍摄下来,几乎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最后留影;这副尊容,跟“六四”血光之灾,一道凝固在世界和中国的记忆库里。八九年危机中的共产党,李鹏冲锋在前,邓小平“垂帘”于幕后(他却要说学生幕后有“摇羽毛扇的”),中国民间视李鹏为“弱智”,或许正是一种无可救药的幼稚。

不过,共产党虽有李鹏式的强硬,对历史却没有信心。刘少奇有句话很著名:“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但人皆明白,“历史”还得你自己写。于是,对“”人人都要留下说法,人人不甘寂寞,已是一股风气。掐指算来,“杨家将”老大乃始作俑者,生前已表示“无力纠正六四事件”的遗憾,他乃镇压执行人,等于撇清责任。这厢赵紫阳原无意愿自己写,老部下们竭力相劝:“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写出来,留给后人,是你应尽的历史责任。”(杜导正《改革历程•序》)

近来网上流传的一本《李鹏六四日记》,香港出版又叫停,说明李鹏有些慌张,邓曾“垂帘”、杨要撇清、江胡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赵紫阳已写出“历史”,那么“六四”血债,难道要拿他这个“总理养子”顶缸不成?

1、指证邓小平责任、拉江泽民垫背

这本《日记》毫无掩饰地彰显了李鹏的智慧。他每次见邓小平,都有“当场笔记”,他援引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下午邓小平的原话,那是在地安门大街前沿米粮库胡同的邓府里说的:“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打倒,我自已倒下来,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李鹏并在此话前面特别加了一句修饰“小平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指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六四”这笔账,你们要找邓小平去算,别找我李鹏。

紧接着是五月十九日上午的常委会,李鹏又引邓的原话:“准备流点血。动乱分子搞打砸抢,也有暗藏武器,他们要反抗,阻挠戒严。如果我们提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足。”——全世界不是一直在追问“六四”开枪令是谁下的吗?李鹏出版他的日记,只要达到一个目的就够了:白字黑字指认邓小平下令开枪。

赵紫阳录音谈话面世以后,坊间传说李鹏也要出书,却被胡锦涛封杀了;此前据传是杨家将背景的那本《六四真相》流落海外,也曾令江泽民怒不可遏。江胡二人,视“六四”为身外之物,彷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虽然他俩都是最标准的“六四产儿”。李鹏恨此已极,却也无奈,思来想去,大概自己出书替自己“造历史”,是唯一选择,连邓力群不也是这么干吗?

所以,张良汇集一堆“中央文件”,梳理造册,编成一部秘史,是一个现成的模式,何不拿来?如此召集一帮秀才为自己编一部《日记》,对李鹏不费吹灰之力。这本《日记》的真伪,要看其中史料、记载有多大水分,而不在于是否作者亲笔。通篇《李鹏日记》,皆枯燥的官式文件语言,脉络中却有两条灰线,一贯到底,一则是详细引证邓讲话,另一则,是绝不遗漏江泽民在上海的每一步动作,词语间还带上一点阿谀,用意昭然。

2、李鹏日记填补了哪些空白?

江胡不对“六四”做官史,便给野史预留了极大空间,但民间修史对暗箱操作的高层决策,又似无奈,即便如赵紫阳录音回忆,自他被废黜,五月十七日之后便一派茫然,形同空白。

李鹏亦不会“和盘托出”,但他要摘净自己,就躲不开叙述过程,从他的日记里,我们倒可以找到赵紫阳规避、未明之处;再就是五月十七日之后,他们磨刀霍霍、国家机器运作的嘎嘎之声,跃然纸上。

最值得一议的,是五月十九日上午、即当晚于总后礼堂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党员大会”的那个白天,邓小平竟还召集过一次会议,以往所有关于“六四”的回忆、史料中,皆未曾出现过这个纪录,这次却由李鹏公布出来,内容之敏感、尖端,前所未有,邓小平若地下有知,一定大骂李鹏爆料他,比赵紫阳更甚;而就凭披露这个“邓讲话”,胡锦涛就有理由封杀《李鹏日记》。

“上午十时左右,我们应邀到小平同志处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陈云、先念、尚昆三位老同志,三位常委李鹏、姚依林、乔石,人民解放军三总部的迟浩田、赵南起、杨白冰,还有秦基伟、洪学智、刘华清三位老红军参加。邓小平同志在会上讲了六点意见……”

主要是三点:“准备流点血”、筹备罢免赵紫阳、确定江泽民接总书记。这次会议,不仅议题至关重大,李鹏记录下来的此次邓讲话,也将是研究八九历史的关键史料,举其要者:——开禁“杀伤性武器”;

——借鉴台湾戒严的前例,“戒严要多久时间,现在定不下来。总之,要到一切恢复正常为止。台湾不是戒严二十多年了,也没有说哪一天解除”;

——认定戈赵谈话是“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广场放起鞭炮,打倒邓小平。打,我也不退,要斗到底”;

——承认选错了胡赵二人;

——不否定“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对的”,从这里可以接续到日后的“九二南巡”。

另一桩事,是赵紫阳访朝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晚李鹏召开常委碰头会,除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之外,列席的还有、万里,书记处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丁关根等,“大家意见空前的一致。认为学潮背后有人操纵,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李鹏提出三个方案:人民日报发社论、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向各省市发通知、在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并由乔石、胡启立、李铁映组成的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

由此可见,镇压学潮的模式,早在此刻(四月下旬)已经出笼、定型,后来的邓讲话、“四二六社论”、邓府决定戒严、废黜赵紫阳、总后礼堂大会等等,不过是走形式而已。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李鹏牵着邓小平的鼻子走,还是邓在幕后指挥这一切,李鹏不过是个前台的一个皮影儿?有没有吴国光所钩沉的一个“邓小平四二三密令”?李鹏在此究竟隐瞒了什么呢?

五月二十日“没有想到部队进城受到极大阻力,可以肯定,戒严消息事先被泄露出去了”,也是李鹏日记精彩的一笔,“西面来的部队被人群围堵在八宝山,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南苑,东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通县,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北太平庄。戒严指挥部曾设想,西面的主力部队经过地铁运送到天安门,也因为走漏消息,复兴门地铁施工洞口被一群动乱分子占领,堵塞了地铁的通道,部队调不进来。惟一成功的是从河北沙河县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的两千余人。这是根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同志的请求,我下令铁道部长李森茂执行运送沙河部队的命令,他执行了。但部队一下车,就被动乱分子包围,困在北京车站动弹不得。”

涉及赵紫阳的两处,亦耐人寻味。李鹏说杨尚昆向他透露五月十三日赵紫阳见邓小平情形,“小平对赵紫阳说,我现在感到很疲劳,脑子不够用,耳鸣得厉害,你讲的话我也听不清楚。”查赵录音回忆,一字未提邓的态度——很明显,邓装聋是一种政治表态,对陈云也一向如此,赵紫阳对此是很熟悉的,这次竟未能解读,那厢杨尚昆却及时通报了李鹏!

另一处是,五月二十一日部队进城受阻之际,李鹏给王瑞林打电话,请示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罢免赵,邓小平答复:“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显然,这是邓怕兵变的一个旁证。

3、“李鹏策略”解读

“八九”这场厮杀,无论是官民对阵,还是党内角逐,结局仿佛大家都输给了一个白痴,听上去很惨。其实,决定因素是邓小平的理念,而支配他当时心理的,是来自波匈巨变的强烈冲击,《李鹏日记》对此均有充分的展示。这个大气候,决定了在权力结构上,赵紫阳与李鹏并不处于均等的地位,虽然他俩同时处于邓小平与柴玲、地安门(邓住所)与广场、老人与学生的夹缝之间——但赵需要劝慰、安抚邓小平和学生两方,李鹏则只需践踏、侮辱学生一方,就能赢得老人一方。

李鹏在《日记》里写了一个因果链条: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让他栽了——“为什么非要向我递交请愿书,而不是向赵紫阳递交?”他以阴谋论判断,有人要以文革手法搞臭他;同时他对民间怨言赵紫阳的儿子“官倒”,又幸灾乐祸。两人谁会成为这次学潮的“替罪羊”,李鹏有非常清晰的意识。四月二十三日他却若无其事地去北京火车站送赵紫阳访朝,还说“今天我来送你,可以显示中央的团结”,心里大概已在狂喜,天赐他一个绝佳的机会:他要先下手为强——这应该用来解释前述四月二十四日常委碰头会的原委。

来源:作者脸书

作者: 蘇暁康

从政治学角度看,李鹏洞悉邓小平的理念,他只要让常委会通过一个极端应对方案,共产党只有照单全收。这是他的成功,也是中外所有激进派、阴谋派的惯技,赵紫阳竭尽全力跟他博弈,劝说邓小平收回426社论,李鹏就输了,然而那个要命社论正是邓的425讲话翻版,邓若收回就折了面子,而这个强人宁愿当屠夫,其实是被李鹏绑架了。因此整个中国输给一个千夫所指的“傻B”,一定是创了世界纪录,只怕会写进吉尼斯记录,下面就来分析这桩中国现代史上的大败笔。

李鹏拥有的优势,是老人帮和邓小平的恐惧心态,但他缺少一个时机,来把生米做成熟饭。我们可以断定,李鹏洞悉邓小平的理念——痛恨“红卫兵”、将文革与东欧变色一锅煮、恐惧民心浮动、除了武力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手段,等等,他只要让常委会通过一个极端的应对方案,邓小平和全党只有照单全收。

在策略上,李鹏使用“袁木谈判模式”,持续地激怒学生,有一石三鸟之效:令赵紫阳疏导学生、力挽狂潮的努力化为乌有;令学运从静坐向绝食逐步升级,其领袖“理性受冷落、激进得拥戴”;令邓小平越来越陷入一种“镇压冲动”。

何东昌也配合李鹏,在北师大说赵紫阳的态度不代表中央。五月十三日常委会上,赵紫阳怒责此说,李鹏则保护何东昌,反唇相讥:“要李鹏下台,这些传言由谁来辟谣?”此后“对话破裂,绝食开始”,没几天赵就对戈氏撂出了邓“掌舵”。后人研究这段历史会发现,赵紫阳步步落空,李鹏招招得逞。

4、米(万里)有愧于粮(紫阳)?

历史是个多面体,每个当事人只能映射某个单面,李鹏说“六四”,其价值也在于此。从他的记录中,我们也能看到其他当事人的某种侧面,有时候竟是令人诧异的。

杨尚昆就不必说他了。李鹏笔下的万里,也叫人“跌破眼镜”。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赴朝第二天,“下午五时,万里同志打电话来,说北京市领导反映,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态度不明朗,他们很难工作。万里建议立刻召开常委会讨论对策。我同意了万里同志的建议,决定晚八时开常委碰头会,扩大到有关同志参加。”照李鹏的说法,他那个先发制人的“四二四常委碰头会”,竟是万里起的头!赵紫阳录音回忆中的说法则是,“万里上了陈希同、李锡铭的当”——其实,京津两地的首脑,陈希同、李锡铭,包括李瑞环(原北京市的木匠),是一个宗派,大佬就是万里,这个宗派八九年力主镇压学潮。另据宗凤鸣引李树桥谈,赵赴朝后,李先念要李鹏通知北京市委强硬对付学潮。

万里被赵紫阳反反复复地引为“志同道合”者,说他是中央领导人中“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并提及那些著名的事例:八七年不赞成“反自由化”、学潮初期不赞成北京天津两市委的“阶级斗争意识”、预定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从法制轨道解决学潮,等等。万里后来在压力下沉默了,邓小平去世后,赵紫阳又呼吁万里站出来,“小平在时不可能有别的说法,小平不在了,我觉得万里不应该再有什么顾虑了。谁能怎么样他?”但万里依然沉默,其实他已噤若寒蝉。一九九七年九月赵紫阳给十五大写信,再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宗凤鸣请张广友将这封信送给万里,据说万里看到此信后,神情紧张,叮嘱不要外传……。

“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个传世佳话,后来被“六四”阴影所蒙晦,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死去。时光不能挽留,人格却永存历史,赵紫阳不玩阴谋,没有私党,对后果承担到底,且毫不畏惧,堂堂正正地做个现代政治家,在中共他是第一人。

二、八九学运伟大吗——“广场激进派”犯了个大傻

2021年“六四”32周年全球网络视屏纪念大会’,上去听大家都在老调重弹,我便说了一通不一样的、难听的——三十年说一样的话,太乏味了,而且,我也老了,未知还有下一回?这种网络会议更是易碎品,随风而逝。

不,它是一次失败的民间抗议,

而且,它跟中共的博弈,本来要赢的,最后却输掉了,

好像,屠杀发生以后,人们便失去想像力和理解力,它是可能避免的,中国人是可以不必付出这个代价的,而且也连带全世界不必掉进全球化的陷阱⋯⋯。

所以,今天我们要问:1、你们一定会输吗?

2、你们为什么输了?

四十年过去了,我至今听不到八九参与者,从当年的学生领袖、知识菁英、到党内改革派,对这场政治冲突,向历史和人民做出负责、清晰的真相说明,更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有像样的反思;

真相和反思的意义,第一是可以宽慰无数死者的亲人,二是为讨公道而厘清罪责,三是为今后的抗争留下经验教训。

可是,我看到的是所有人要不就是显示自己当年的成功,要不就是推卸责任,其做法无非是曲解历史、掩盖真相。

许多人的说词,还是四十前的,如“八九”引发了“苏东波”、屠杀暴露了共产党的残暴,后一句几乎是“儿童话语”,而如果是当年的参与者,至少也五十岁以上了吧。

先说这个失败的后果非常严重:第一、六四亡灵至今不得昭雪,长安街血迹未干,天安门母亲至今追讨公义不成;

第二、中国文明曾有的千载难逢的变革机遇被断送,甚至中共可能的改革走向也永远消失,中国人为此将付出的代价,几百年后才看得清楚;

第三、在六四的血泊上,中国由一个邪恶制度主导而崛起,以全球化击败西方文明,对世界的影响无法估计;

第四、中国的崛起,令中华民族付出环境和道德两大代价,几代人都无法挽回。

说说当年的风云人物,大部分也快要被公众社会遗忘了:1、广场绝食总指挥——

柴玲:逃出中国后在普林斯顿和哈佛拿到学位,又经商致富,然后又信了基督教,可是她至今没有对当年坚持在广场不肯撤退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和反省;

李录:据称是“不撤退”主张的最核心人物,逃出中国后,也在美国拿学位并致富,然后又回头去帮助中共;

张伯笠:当年绝食指挥者中唯一的成年人,六四后在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后信基督教,再成为传道人,在获得信仰之后同样未见其反省。

2、知识精英——

郑义:八九年最早介入学潮的知识精英,自称是“绝食传授人”(这个简单的事实,至今也模糊不清),他后来只写为学运辩护的文字,还说“我是来打架的”,那么他“跟邓小平打了一架”,对长安街无辜被杀的民众,邓不会交代,他怎么交待?

王军涛,当年在广场直接操作学运,据说是为了帮助政府平息学潮,他在出狱后到美国读了政治学博士之后,并未见到他对自己当年的“政治学行为”及其失败,给出一个清晰的解释;

3、改革派——

赵紫阳:八九当年他拒绝执行戒严而被罢免,其后被软禁整个后半生,并绝不检讨,光明磊落,然而,他对当年戈赵会“抛邓”而导致情势失控,令邓小平大开杀戒,却致死没有说明真相和原委,他也丝毫没有对民众的歉疚,反而在自传中流露对邓小平的歉意。赵紫阳系统的人们,至今也只歌颂他或为他洗刷。

最后我要说明一点,八九屠杀的罪责,百分之百在中共,然而这并不能替代民间一方的真相厘清,和对失误的反思;再看看今天的中国,我不知道大家流亡了三十年,这辈子何颜以见江东父老?

三、八九惊天一炸——赵紫阳最后犯傻

八九两个命门:学生绝食和赵戈会“抛邓”,皆导致情势急转直下;尤其后者,有论者称“画蛇添足,一言丧邦”。四十年后,我们对此依然不能有定论,只有分析,我的猜想,赵紫阳乃是对邓摊牌,置邓小平于“全民公投”之境,或说交给人们裁决是非,他也不管后果了,第一,这里有领袖的责任伦理问题;第二,这恐怕也是他至死不检讨的根源。

《赵紫阳录音回忆》是一份珍贵的私人文献,可与《赫鲁晓夫回忆录》媲美。赵紫阳对“八九事件”的内幕、成因,作了脉络性的梳理,成为还原这个历史关头的权威史料。然而,这与他最终仍不能透彻说明其中的一个重大细节,形成某种悲剧性的张力。这个细节,就是关于他跟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一个堪称“风暴眼”的事件,只得到“模糊性”的解释。这同时也就留下了发掘的价值和空间。

政治透明、决策公开,是极权体制的命门,若遇重大社会冲突则更甚,一旦触碰,就会爆炸。钓鱼台赵戈会见“把中央常委的决定捅了出来”(赵语),所引起的爆炸性效应,举世目睹,至今没有一个令人释怀的解释,可谓“二十年的遗憾”,本文就来尝试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我的解释,不把赵紫阳定位在一个领袖、崇高者、献身者,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个从政者(politician)。他已长眠地下,可任历史评说。

1;安抚老爷子

胡耀邦去世,学潮骤起,党内改革派便忧心忡忡。陈一咨回忆,他的秘书拿来一张贴在人民大学的“关系图”,‘我一看感到要糟糕,这张“关系图”,几乎把所有上层领导人都点了、骂了,既有不满,也有恶作剧,真是天真地把政治当儿戏啊!像在“李铁映”名下写的就是:“邓小平私生子,靠裙带关系窃据政治局委员要职”。一位高级干部子弟原来支持学生,看了这张图,转而大骂“学生胡闹!”’

他意识到“搞不好这场运动又要闹悲剧了”,因为他知道,邓小平早在二野时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泽东也批评他“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毛泽东是“运动群众”,邓小平是“害怕群众”,在受辱的情况下,邓小平决不会作半点让步。他感到一方面要劝学生理性,另一方面要抓紧疏通邓家。

五月三日下午,陈一咨带着副所长李峻、白南风到了邓家,与邓朴方整整谈了五个小时。文革中陈一咨在北大落难,跟邓朴方相识了,改革中,两人也常交换意见,八七年为制止反自由化的错误做法,他们也合作过。陈先讲了李锡铭、李鹏汇报的不实,“四二六”社论只会激化矛盾,照这个方针中国会陷入灾难。

邓:“那你说怎么办?”

陈:“现在缓解矛盾的办法就是请你们老爷子出来讲话。”

邓:“已经到这一步了,还怎么讲?”

陈:“学生对你们老爷子是又恨又盼,恨是恨‘四二六’社论狠了,盼是盼老爷子说几句学生是爱国的话。比如,接见外国来宾或记者时说:‘娃娃们都是爱国的,年轻人嘛,总想把事情办得快一点、好一点,可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很多事不是三年、五年可以办成的。欲速则不达嘛!’这么说又肯定,又批评、矛盾就缓解了。”

邓:“这倒是个好主意,我跟老爷子说说。”

陈一咨知道大事不好,但他深谙决策机关窍门,急中生智去安抚老爷子,是此刻应急之招,然而他也只够得着邓小平的儿子。

2、“邓掌舵”爆料三说

关于这个事件,中共解释不了,赵紫阳及其幕僚,是唯一的解释来源。前后有过三种说法,都是借助了一种时间上的错位: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见邓小平,下午见赵紫阳,何者为“最高级会谈”?这个“规格性”问题,产生了一个“政治机会”——其实,这是极权体制预留的一个漏洞,谁能利用它、怎么利用最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最早出现的“陈说”——陈一咨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种说法:苏联代表团质疑,邓小平什么党内职务都没有,戈氏见他算什么?于是王瑞林打电话来,要赵紫阳下午向戈氏解释一下。这个说法天衣无缝,说明赵阵营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

多年后又有一个“鲍说”——鲍彤出狱后说,在秦城他就自己揽下这个责任,说他根据中联部的介绍,替赵紫阳写了讲稿,说明邓虽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

最后的“赵说”,分别见于《开放》出版的宗风鸣著《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和赵本人的《录音回忆》两书,完全相同,大意是针对民间“垂帘听政”的说法,为了“维护邓的形象”,才说出这个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据明报援引赵与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谈话,提到更具体的细节,即邓小平坚持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才算“中苏最高级会谈”,并一再强调“这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他”,但不知为什么他会见时却忘了说这话,由此便要由赵紫阳来告诉戈氏“邓小平掌舵”的秘密。赵告诉杨:“我还对鲍彤说,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记性不行了……这一番话,本意是替邓小平把他忘记讲的话转告戈尔巴乔夫,目的是让对方回国后对此行能有个交代,至于外界如何理解,造成什么误解,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3、总书记务必“现场直播”

我在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旁证,即二十年前我听一个目击者亲口陈述的事实:当时赵紫阳先一步到钓鱼台国宾馆,非常急切地询问一个细节,这次会谈是不是“现场直播”?令记者们惊讶的是,总书记以前从未在乎过这个细节,而“直播”的要害,是不能删节讲话人的任何一句话,即避开了新闻检查,这也是中共很少允许“现场直播”的原因。据说,赵紫阳待记者告诉他确是“直播”无疑,就河南话脱口而出:“好!”然后坐下来,一只手有节奏地拍著沙发扶手,打起腹稿来。

来源:作者脸书

作者: 蘇暁康

从政治学角度看,李鹏洞悉邓小平的理念,他只要让常委会通过一个极端应对方案,共产党只有照单全收。这是他的成功,也是中外所有激进派、阴谋派的惯技,赵紫阳竭尽全力跟他博弈,劝说邓小平收回426社论,李鹏就输了,然而那个要命社论正是邓的425讲话翻版,邓若收回就折了面子,而这个强人宁愿当屠夫,其实是被李鹏绑架了。因此整个中国输给一个千夫所指的“傻B”,一定是创了世界纪录,只怕会写进吉尼斯记录,下面就来分析这桩中国现代史上的大败笔。

根据这个“现场直播”的细节,便一目了然,赵紫阳有备而来,要说出什么不能说的惊天秘密,那正是天安门广场火烧火燎的当口,不久果然天下哗然。广场出现的标语,是前所未有的:邓大?党大?

不管白猫黑猫,只要下台就是好猫;

帘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请退役;

想小平,盼小平,小平来了不太平;

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

如此“帘政”,国将不容;

人老了,弦子也调不准了;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天下为“公”;

人过八十要糊涂;

我们盼小平归故里,拥护您去当职业牌手;

希望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回家去;

四川宜宾师专迎接小平回乡养老;

小平您好(一九八四)糊涂(一九八九);

要廉政,不要垂帘听政;

帘子后面找政府;

邓小平(八五)戈尔巴乔夫(五八)……

严家祺、包遵信等发表《五一七宣言》,称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大批知识分子签名。

4、两个“五一七家庭会议”

赵紫阳反对邓小平“实行戒严”的决定无效后,心情沉重地回到家里。5月17日晚饭时,他向家人说:‘我执行邓小平戒严的决定,可能还担任总书记。如果我不执行,还坚持反对意见,可能命运会很严酷,也会影响你们的前途。但我不能执行这样的决定’。家人一致支持了他的“决定”。自此以后,赵紫阳被软禁了十五年零八个月,而他的家人则无一例外地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对待。

与此同时,5月17日晚饭时,邓小平一家人也坐在一起,开了一个会,据说邓榕指著严家祺、包遵信等人的《五一七宣言》说:“看来他们要甩出我们家,把我们剁成肉馅了!”本来就“害怕群众”的邓小平做了最后的决策。

两个不同的“五一七家庭会议”,决定了未来中国的前途。

然而,又因为是“家庭会议”,一项“国家决策”,居然是由中国的两个顶级家庭全部成员参与决策的,只不过,邓家决策的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从此瓜分天下;而赵家决策的,是所有家庭成员承担无底线的后果,为这个民族下地狱。

陈一咨二十日上午去看鲍彤:‘他刚毅的脸上充满了正气和义愤。一见到我,就说“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针,是唯一合理解决问题的方针。可是,又一次非法的推翻了合法的总书记!戒严?和人民对抗,和人心对抗,会有什么好结果呢?这是困兽犹斗!”我插了一句:“也许会狗急跳墙呢?!”他激动地站起来说:“我真想挂一个‘中共中央委员鲍彤’的牌子,到天安门和学生们一起绝食、抗议!学生明明是爱国的,非说是动乱,还有是非吗?”我们对李鹏的倒行逆施都极表愤慨。’

5、紫阳风头正健

赵紫阳为什么做这个大动作?

在他禅尽竭虑,仍不能说服邓小平收回成命,便决定诉之天下舆论、国际关注,将邓小平的决策,从幕后黑箱拎到大庭广众之下来评判,等于一种“全民公投”。邓小平要“当家”,却又怕“暴露”,这种非理性统治,正是学潮难以平息的根源。赵紫阳看穿这一点,借力使力,将街头抗议化为一次“民意公投”,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赵出此策的政治根据是什么?他的政治理念有先锋之势,是他敢为的主因。赵曾欣赏“新权威主义”,他说邓也是,但是他们遇到政治上的强大阻抗,就不能不另寻改革的思路,邓在八九前两年的十三大已同意“政治改革”,赵才令鲍彤组建“政改办”,这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前提。

那么,在现实中赵有何本钱逼邓?邓与赵“同舟共济”,是改革仅剩的一个政治基础,邓自断左膀胡耀邦之后,只剩下右臂赵紫阳,改革已在半途而废,此所以邓坚拒邓力群而逼赵紫阳接任总书记——他不肯输给陈云李先念等保守老人;赵紫阳告诉宗凤鸣,邓在八九年春已决定把军委主席交班给他,亦可知废胡后邓依仗赵之深,此其一;

十三大前,赵紫阳解散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停刊《红旗》、差额选举“差”掉邓力群等举动一路告捷,对赵紫阳的政治预期感,是极大的鼓舞,让他看到“民心可用、党心可用”;同时,也显示了在高层博弈中,赵比胡有韬略、有技巧,这也是邓所需要的,此其二。可以说,“八九”风云骤起前夜,赵紫阳正踌躇滿志,他才敢把民情汹汹的天安门广场扔给李鹏,自己登车去平壤了。

赵紫阳谈胡耀邦的陨落,历数老人政治。“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第三位(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邓小平以不开常委会来堵陈云的嘴,说“两个聋子都听不见,开什么会!”照说赵接胡,境遇更难,他竟能游刃有余,“陈要开会是想有个说话的地方。有一次他责怪我为什么还不开会。我回答说:我只是大秘书长一个。你和邓商量好了就开。陈听后说:啊!大秘书长一个!”——赵跟宗风鸣谈得比他自己的录音要鲜活。

6、杨家将“玩火”的空间

赵紫阳有多少胜算?注定失算的事情,赵是不会干的。面对保守老人,赵的靠山是邓小平,假如他转身挑战这个靠山,谁是他的盟友?那时会有一个制衡邓小平的“联盟”吗?

万里、乔石、胡启立都曾是赵的盟友,但毕竟人微言轻。万里在关键时刻被软禁,启动人大常委会否决戒严令的尝试,也被邓小平轻易摆平;而乔石在邓府戒严决策中,只敢中立。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杨尚昆。无疑他的角色,最终决定了赵紫阳的成败,而奇怪的是,《录音回忆》对此人似惜墨如金。设若赵杨两人皆封嘴,他们之间曾有过的“联盟”便石沈大海,却仍可钩沈一二。

陈一咨也回忆,赵紫阳五月三日、四日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大会和亚洲银行会议的讲话获得了普遍的好评,特别是在亚银讲话一结束,杨尚昆就走过来,一边拍著赵的肩膀,一边紧紧和赵握手,并说:“讲得好极了,我完全同意。”接着乔石也和赵握手,说了相同的话。此时大部分学校也停止了罢课,情况在好转。

然而即便如陈一咨沁润权利中心多年,也没有想到,‘中国政治黑暗的汹涌暗潮是善良的人们难以估计的,既得利益者们久蓄的清算改革力量和民主力量的阴谋又岂会轻易收兵?他们一方面挑动学生、激化矛盾,一方面激怒邓小平、攻击赵紫阳。’

“杨家将”这位老大,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成为邓与政治局常委的联络人,位居中枢,熟悉中南海内幕的吴稼祥,称他是“大玩家”,很传神,但说他怕失去军委副主席,而联手保守派倒赵,与赵的说法不符。赵在书中多次提及杨支持他处理学潮的温和政策、反对镇压,似非错觉,许家屯也从旁证实。但是,杨领李鹏去邓府求见,引出“四二六”社论在先;又受赵之托,试图通过邓的秘书、子女迂回劝说邓在后。杨尚昆究竟押注在谁身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无疑也是审时度势,不想赌错。他重用胞弟,遭忌军中,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险的,他不妨也掂量,扶持赵紫阳一旦成事,他兴许也当一回“太上皇”呢?

赵紫阳留下两个细节,颇可玩味:5月16日夜在邓府,杨尚昆转述廖汉生的戒严主张,“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决定戒严后赵愤而辞职,“尚昆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此外,据说戒严部队进城受阻后,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找不到杨白冰、杨白冰找不到杨尚昆、杨尚昆找不到邓小平……。

一番腥风血雨后,杨尚昆最终背弃赵紫阳。但几年后,这位“镇压执行人”,又对301医院军医蒋彦永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另据吴稼祥分析,2001年旋风般横扫中外的《天安门密件》(又称《六四真相》),也是“杨家将”背景,为了洗刷“屠城”罪责,此说很有见地。杨尚昆的“国家主席”顶戴上,沾著赵紫阳的血,末了还是邓小平夺了他的顶戴。“大玩家”一直在玩别人,最终是玩了自己。

7、邓戒严权威不足

杨家兄弟治军乏威,也是邓小平权威不足的折射,更反映了毛泽东身后的权威空白。这个政治背景,其实也是“六四”成因之一,少有人论及。权力空白所勾起的重组渴望,会引诱政坛上所有的人,其实大家都是“玩家”,赵杨二人位高权重,岂能置身于外?改革的迟滞和保守派的问罪,又与民间抗议互动,而引领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一开始所能看到的,都不是结局,只有可能性。

陈云或可比肩邓小平,更有叶剑英,长居岭南不北归——他有华国锋襄助才抓了“四人帮”,而邓小平覆出后,八零年初废华及“凡是派”甚急,叶帅不悦,邓派王震南下与之协商,叶举荐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杨尚昆习仲勋两元老进政治局,对邓有所制衡。邓虽是二野政委,元帅的资格,但四九后与兵戎无涉,覆出后请罗瑞卿接军委秘书长,邓极盼替他掌兵,罗大将却被林彪害得双腿残断,说我站不起来怎么领兵?执意要去德国做手术,而那时中德尚无外交关系,聂徐两帅皆不准,罗硬是去了,竟死在手术台上,邓痛失股肱,那是七八年。

七九年打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伤亡甚重而无战果,都说是为了邓接掌兵权。叶剑英八零年就查出帕金森症,四年里沈屙愈深,渐渐出局,八四年国庆邓小平心血来潮要阅兵,也是为了兵权,而叶帅就在“十一”前要撒手,据说邓下令无论如何不能叫葬礼冲击国庆,医生只好维持,于是叶帅又当了两年植物人。

天安门屠杀前的一场宫廷倾轧,因涉及动用军队,情势扑朔迷离。邓小平虽是强人,但调兵进京军管,他的权威还差了点,元帅上将们一上来就反对。尤其难料的是,杨家兄弟指挥镇压,军权在握,围困京师,邓心中没底,据说全家人都躲了起来。五月下旬六月初,中国处于权力真空,有多少天?天晓得。这种近似军事政变的把戏,最不安全者,恰是独裁者自己。

8、愧疚为那般?

赵紫阳的光彩,在被废黜之后。第一次拒绝检讨,是拒绝了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诱惑;第二次拒绝检讨,又放弃中央委员,接下来就是长达十六年的软禁,这都在中共历史上创了纪录。党史上拒绝作检讨的总书记只有两位:陈独秀和赵紫阳。

但是,《软禁中谈话》和《录音回忆》两书问世后,我们才知道,赵紫阳决不肯对这个党认错,却反反复复地谈到他对邓小平的歉意,即在与戈氏谈话公案上,不断地用“懊悔”“遗憾”等字眼。两厢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愧疚,大概要到政治之外去解读。赵的意思恐怕是:你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怎会“有意伤害你”?重大决策在你我之间都不能讨论一下,我只好诉诸民意,以为民意足以惊醒你,却想不到反而激怒了你,酿成大悲剧。时过境迁,我实在觉得很抱歉!赵紫阳这种态度,反映了传统“君臣之道”的某种残影,但也是一种可贵的政治伦理。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赵紫阳不检讨也无反省,他愧对邓,却不说愧对历史。这里一直悬挂着对一个政治家的责任伦理的追问:无论赵的动机是什么,在缺乏起码政治理性的前现代条件下,有意无意地动员民众,轻易与独裁者决一死战,是徒然地牺牲无辜的生命,和勾引历史的重大逆转

李商隐有凭吊诸葛亮的怀古句:‘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这首七律《筹笔驿》,通篇浸透著“遗恨”二字,映照赵紫阳,可谓妥帖;而诸葛亮拟古辞《梁父吟》,取典春秋齐相宴子“二桃杀三士”,其鞭笞谗言害贤的含意,至今新鲜。

来源: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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