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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保护卫士：中国看守所普遍存在虐待问题
保护卫士采访了曾被关押的澳洲商人马修·拉达尔（Matthew Radalj）。2020年至2021年间，他在北京第三看守所被羁押近18个月。“他回忆说，在最初被捕后的两天里，他在派出所遭到暴力殴打，直到2020年11月开庭当天才第一次见到律师。”马修表示：“整个过程中完全没有任何公义可言。”他称，“我收到了一份带有政府抬头的文件，上面写着：如果我对检察机关［书面］供词中的‘关键事实’提出异议，就会被认定为不配合。并且，我只有在认罪之后才能申请律师辩护。”
2009年，云南看守所的“躲猫猫案”曾轰动全国。当时，“一名24岁的男子李荞明在云南省某看守所内死亡”，警方的解释称其当时在“玩躲猫猫”。然而，真相却是“李荞明是被一名充当‘牢头狱霸’的同监室在押人员殴打致死”。此案不仅引爆了愤怒的舆论，同时也引发了全国对看守所内骇人虐待行为的关注，包括刑讯逼供、看守玩忽职守，以及利用在押人员等级制度代为施暴等问题，而这些现象在全国各地的看守所中普遍存在。
然而，6月16日，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布的调查报告却发现，虽然“躲猫猫案”已经过去约17年，但中国看守所内的人权状况却并没有改善。
报告封面
这份名为《铁窗之后：中国看守所状况调查》的报告，通过法律文件梳理、公开资料分析以及对84名曾被羁押者的匿名问卷调查，还原了中国看守所内部状况。报告指出，“在中国看守所中，遭受警务人员酷刑、同仓人员施暴、律师会见受阻、监室过度拥挤以及几乎没有户外活动时间，早已成为在押人员的普遍遭遇”。
据悉，受访的84名中国公民与外籍人士曾被关押于19个省或直辖市、至少58处场所。调查发现：73%的受访者表示曾被阻止会见律师
76%的受访者表示曾遭受暴力对待（施暴者包括警察、管教及其他在押人员）
76%的受访者表示曾与牢头狱霸同仓——即以恐吓或肢体暴力支配监室的在押人员
60%的受访者反映监室过度拥挤
64%的受访者反映曾经历医疗照护不足的问题
24%的受访者表示，在被关押的数月甚至数年期间，从未获得户外活动时间或户外活动时间极为有限
调查结果显示，“警方在各类案件中普遍存在阻挠律师会见的行为。在部分案例中，警方会向当事人施压，迫使其解聘自行委任的独立律师，转而接受对当局言听计从的值班律师。此外，更有律师因警方刻意以虚假姓名登记信息而无法得知当事人下落。”
其中，“受访者指控，在押期间曾遭警察、管教及牢头狱霸施以酷刑与羞辱。其中，牢头狱霸现象普遍存在，且受到管教的纵容，甚至被其利用来恐吓和惩罚其他在押人员。这类暴力行为会对被羁押者造成身心创伤”。此外，多名受访者反映监室极度拥挤，有些人甚至不得不睡在地板上。
一名受访者忆述其发起绝食以抗议自身处境时所遭遇的虐待：“被大字型扣在铺板上⋯⋯强制灌食⋯⋯强行撬开牙齿，插入塑料管子⋯⋯因使用开口器导致两颗门牙被撬掉”。
保护卫士采访了曾被关押的澳洲商人马修·拉达尔（Matthew Radalj）。2020年至2021年间，他在北京第三看守所被羁押近18个月。“他回忆说，在最初被捕后的两天里，他在派出所遭到暴力殴打，直到2020年11月开庭当天才第一次见到律师。”
马修表示：“整个过程中完全没有任何公义可言。”他称，“我收到了一份带有政府抬头的文件，上面写着：如果我对检察机关［书面］供词中的‘关键事实’提出异议，就会被认定为不配合。并且，我只有在认罪之后才能申请律师辩护。”
对于监室环境，马修回忆：“一个房间有20人，虽然不舒服，但还算勉强能忍。随后，他们会把我们15个人塞到原本已有20人的房间里，瞬间就变成35人同住一室。”他称，每人实际空间“不足一平方米”，而监室内部则由被指定的“队长”管理，“结果形成了一整套由中国人操控的严密官僚体系来管理监室”。
在报告中，保护卫士特别批评了“侦羁合一”的模式，即负责侦查的公安机关同时负责管理看守所，从而形成利益冲突。报告表示：“同一机关既负责逮捕和讯问，又管理关押嫌疑人的设施。这赋予了警察不受制约的权力，既可以逼取口供、阻止律师会见，并施行其他侵权行为，又几乎不需要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保护卫士还指出，截至2026年，中国仍未出台专门的《看守所法》，现行制度主要依据1990年国务院发布的《看守所条例》。报告称，关于律师帮助、投诉机制以及独立监督等内容，“表述模糊、内容有限，甚至完全缺乏”。
最后，报告呼吁中国建立独立监督机制、完善《看守所法》并提高透明度，同时建议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国羁押体系的人权状况。保护卫士认为，当前法规缺失与问责不足，使得许多侵权行为得以长期存在，而系统性的改革仍然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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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D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