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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贬英反殖、隐恶诿过——评中共篡改香港历史之一
作者： 程翔
最近，“休整”了五年多的“香港历史博物馆”重新开放，其展示的“新内容”可以说是2020年《国安法》颁布后中共篡改香港历史“成果”的集中表现，其特点是“贬英反殖、隐恶诿过”。本文将集中论述它“贬英反殖”的一面，将来有机会再论述其“隐恶诿过”的另一面。
这五年间，中共改写香港历史叙事的政策层出不穷，包括：1/教科书定调：否定“殖民地”法律地位。当局在2022年推行的高中“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代原有的通识科）教材中，明确提出了新的历史观。教材强调，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三项不平等条约，因此中国一直拥有香港主权。英国在香港只是“实行殖民管治”，而香港并不是“英国殖民地”。教材并援引1972年联合国在中共要求下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剔除的事实，作为香港不具殖民地地位的国际法证据。
2/政治叙事：全盘否定英治对香港的贡献。官方在2021年发布的《“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强调，英国在长达150多年的统治中，绝大部分时间并未在香港推行民主，港督由英国直接委任，立法权长期掌握在委任官员手中。彭定康末代港督推行的民主化改革是“别有用心”，认为这是英国在撤退前制造社会矛盾、安插代理人的手段，而非真心为了香港的民主。
3/推出中共版本的香港历史《香港志》。笔者曾经用“失实偏颇、欠缺史德”撰文批评这种改写历史的恶行[1]，这里不赘。
这次翻新博物馆展览（以下简称“新展览”），既延续了上述政策的主轴，又通过现代视像科技将之“强化”使其更容易“入心入脑”，笔者将其“贬英反殖”的特点归纳为三点。
第一，否定英国统治的合法性。
香港的历史，离不开英国的统治，英国的统治又离不开三个条约。这是英国统治香港的法律依据。但在新展览中，它将“割让”变成“割占”，以区别于法理上的领土转移，从而削弱英国统治的合法性，让我们看看关乎香港的三个条约原文：1/《南京条约》（1842年）（全称为《大清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第三款）：“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帝国主上，及其后嗣长久主掌，任便立法治理。”这里明确使用了“给予”（割让）字眼，且规定是“长久主掌”（永久割让）。
2/《北京条约》（1860年）（全称《中英续增条约》）（第六款）：“……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准其毁约，由大清大皇帝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常川管辖，作为英属香港境内。”（注：此处的范围是指现在的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包括昂船洲。）同样是“付与”（割让），且将其并入香港境内，也是永久性质。
3/《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年），其关键条款是：“……溯自开辟以来，至今大英国家深感扩展香港界址，实属迫不可少。……是以大清大皇帝允准将附件所列之水陆各界，租与大英国家，以九十九年为限。”
第一和二条约的原文很清楚，是“割让”，并非“割占”。政治上，中共可以以三个条约均为城下之盟而不予承认，但法律上却不能说英国是“割占”或“非法占据”香港。
除了三个条约从外交上奠定英国统治的合法性外，英国内部两份文件也奠定了香港的宪政基础，它们是“英皇制诰”（Letters Patent）和“王室指令”（Royal Instruction）、这两份文件把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移植到香港。这是中国广袤地域在经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后第一次出现宪政的地方，其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非同凡响。
《南京条约》开启五口通商，唯独香港能够发展成为“东方之珠”，就是因为满清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使得英国有合法权力来按其方式方法全面建设香港。其他四个“条约港”（treaty ports）内部设立的“租界”，可以勉强用“割占”来形容，英国无法全面行使管辖权，所以最终无法建设成为国际大都会。拿香港和其他四港比较，就可以看出“割让”和“割占”的分别。
为了强调英国“割占”之非法性，新展览内容多处强调香港中国人数量虽多但华人地位低的特点，以突出英国殖民统治之恶（如对《历史变迁》、《摩登城市》等部分的介绍）。但新展览却不愿承认，香港通过与英国的关系，首次登上历史舞台，一跃而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比中国大陆其他地区要早半个世纪（以1911年民国元年作为标记）。
所以，从真正客观的历史陈述来看，两个领土割让文件（外交）及两项宪政建设文件（内政）的影印本，都应该存放在一个正常的“香港历史博物馆”里，因为它们都构成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的“出世纸”。但这些构成香港身份（Identity）的文件，其重要意义都没有在新展览中突出，原因无他，都是为了贬英非殖。
关于中国满清政府“割让”香港的历史事实，杨颖宇先生有详细的考证，见其在《教育刺针》的专栏：《间接承认馆方窜改历史，服膺中共史观》，读者可以参考[2]。对“割让”与“割占”的问题笔者将另文详述。
第二，它彻底否认英国在促成香港从一个小渔港变成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贡献。
在新展览中，对英国在香港150多年的统治中，中共唯一肯定的是英国建立了一个“自由港”，其他着墨不多。但任何客观研究香港发展的人都会同意：英国对香港最大的贡献远不止一个自由港，而是建立了一套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法治与制度框架”，并使其与国际市场无缝接轨。这个架构包括四个组成部分：1/确立“普通法系”与司法独立。
在这套制度下，普通法的法律逻辑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这对商界至关重要。司法独立则让法官在审判时不受行政长官或外部势力的直接干预，这使得香港在历史上成为了中国乃至亚洲唯一一个可以“民告官”且胜诉率不低的地方。这套制度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
2/廉洁高效的公务员体系与“廉政公署”。
英国的政治传统移植香港后，在香港建立了一套“文官系统”（civil servant system），这个系统培养了一支高度专业、中立、不参与党派政治的公务员队伍，确保了城市管理的极高效率。在中英谈判香港前途期间，这套文官系统是中共希望极力保存的制度之一。此外，在1970年代以前，香港社会贪腐严重。1974年成立的廉政公署彻底扭转了社会风气，建立了“零容忍”的廉洁文化。这也促成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其中一个要素。
3/自由港政策与“积极不干预”
英国确立了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地位，不设关税壁垒，资金、资讯和人员可以自由进出。财政司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提出的“积极不干预主义”（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有了后来的“亚洲四小龙”之首。
4/连接中外的“枢纽”角色
香港是一个“双语”社会，虽然中文地位曾被长期压制，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使用，让香港在二战后能迅速承接全球化浪潮，成为跨国企业进入亚洲的首选门户。香港更是普世价值的视窗：英国带入的契约精神、产权保护、言论和学术自由，为香港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法律、审计、金融）。
所以，英国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为香港提供了一套“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这套系统不仅让香港从一个荒凉的小渔村变成了全球顶级城市，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可借鉴的国际化范本。如果没有这套成熟的制度，香港在1978年后作为中国对外筹集资金、获取技术和资讯的桥梁作用，将会大打折扣。
为了贬低英国的作用，新展览用了不少篇幅陈述香港在英国人来之前绝非不毛之地，而是已经发展出丰盛文化的地方。它不愿意承认，英国的作用是促成一个“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这是中国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否则，当年内地比香港更先进的地方有的是（例如1840年代的上海和广州就比香港富庶得多），但为什么只有香港能够脱颖而出？就是因为英国在香港促成这个“范式转变”。
制度是骨架，决定了城市运行的效率与公平；文化是血肉，决定了这座城市的性格与灵魂。正是这两者的结合，才造就了那个独一无二的“东方之珠”。这种结合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在中国的土地上，证明了“中国人的勤奋”+“西方的法治规则”可以产生多么惊人的化学反应。这也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能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唯一范本。
程翔
资深传媒人
[1]程翔《香港地方志》失实偏颇20210114信报
https://www1.hkej.com/hkejwriter/article/id/2686102/%E3%80%8A%E9%A6%99%E6%B8%AF%E5%9C%B0%E6%96%B9%E5%BF%97%E3%80%8B%E5%A4%B1%E5%AF%A6%E5%81%8F%E9%A0%97
及《香港地方志》欠缺史德程翔20210121信报
https://www1.hkej.com/hkejwriter/article/id/2691156/%E3%80%8A%E9%A6%99%E6%B8%AF%E5%9C%B0%E6%96%B9%E5%BF%97%E3%80%8B%E6%AC%A0%E7%BC%BA%E5%8F%B2%E5%BE%B7?ref=hkejwriter
[2]见《教育刺针》2026年4月7日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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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追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