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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程翔：篡改历史首恶刘智鹏——评中共篡改香港历史之三
作者： 程翔
自从《国安法》颁布以来，香港进入“意识形态大陆化”时期，而改写香港历史就是这个大陆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香港竟然有一批顶着“学者”、“专家”头衔的人欣然地充当中共的马前卒去篡改香港的历史。
早前“香港历史博物馆”经过5年“换妆”后向公众展示的新面貌，一如预期改变了香港历史的叙事。该馆顾问团队（即认可这次篡改内容的人）有：丁新豹、朱治夫、吕大乐、吴志华、冼玉仪、周佳荣、陈蒨、麦劲生、刘智鹏、刘蜀永、萧国健等（以各人的姓氏笔划为序）。
在这衮衮诸公中，刘智鹏、刘蜀永、丁新豹（以下简称“二刘一丁”）堪称是“篡改历史铁三角”，在这场改写历史的工程中，“二刘一丁”形成了完美的铁三角：刘智鹏：他是首恶，负责在政治上打冲锋，贯彻北京的意图。
刘蜀永：他是帮凶，负责把中共意识形态直接化为香港历史。
丁新豹：他是帮闲，负责为篡改后的“伪史”提供学术背书。
三人中，刘智鹏是政治化程度最高的一位。他是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选举委员会界别）、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香港地方志中心总编辑。他是香港历史教育的“总教头”：他直接主导了香港中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课程，是“香港不是殖民地”这一论述的最强力推动者之一。他不仅在学术界（岭大）有位置，在立法会和政协也有话语权，是港府落实“去殖民化”教育的核心智囊。他深得中共垂青，例如，港澳办下属的“全国港澳研究会”于今年1月换届，对第五届理事会进行了大幅精简，香港理事从28人锐减至9人，刘智鹏仍然能够继续连任。
他是典型的“政棍学棍混合体”：通过政治头衔将官方史观直接转化为法律和教学纲领。内地的历史学家易中天教授曾经著书谈及中国文化人的种种丑恶嘴脸，他从孔子时代追溯文人的源头，探求文化人的品格和品类的分野，在对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类型的区分中，考量其风骨、气节、担当、性情、学养和理想，排列出文化人的精神光谱，指出很多“知识分子”在历史和当下社会中扮演的帮忙、帮闲、帮腔、帮凶等四种角色[1]。刘智鹏就是一个典型的“四帮份子”。何以故？
一曰“帮忙”
易中天定义的“帮忙”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刘教授改变“通识教育”为“公民与社会发展”（刘智鹏不否认这实际上就是中共力图推动的“国民教育”）这就是典型的“为皇权或当局服务”。
“被改革”后只剩下三大单元：“‘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及“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总课时由以前约250小时大幅缩减到150小时，约有三分之二的内容为“中国国情”。其中“‘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主题包括教授《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及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等。“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顾名思义不会碰触让中共难堪的文革等恶迹，即使只谈改革开放后，也避开“法治”及“社会治理”等重点（这都是中共的弱点），刘智鹏以课时不足为理由（笔者按：因为上述大幅度缩减课时）不谈政治。
刘智鹏强调，他不否认“改革”后的课程可被视为“国民教育”，并振振有词地说美国都有国民教育。他改革的目的，是使学生“首要明晰究竟自己是什么人、国籍是什么、我的国民身份的意义何在等，然后去了解香港、内地以及世界的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从回归的那一天，香港已经不再是英国管治下的香港，实实在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单位，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市民和国家的关系、市民的国民认同却一直没能明晰”。可见得他是努力在“帮中共的忙”来对香港青年学生进行“洗脑式”的“爱国主义教育”。他甚至提出要请国安处向教师提供教材说明如何维护国家安全。
二曰“帮闲”
易中天说“吟风弄月”是“帮闲”，笔者引申为“为当权者讳、为当权者隐恶扬善”也是帮闲。刘智鹏作为三名主要编辑之一的《香港志》面世后，人们充分认识他在重大历史问题上的“为当权者讳”、“为当权者‘隐恶扬善’”的用心。笔者已撰文指出《香港志》偏颇失实以及为当权者讳的特点，这里不赘。即使中共自己承认的，“建国”以来曾经在香港问题上犯了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香港志》都不敢登载这一事实，则可见其“帮闲”角色。
《香港志》固然不敢记载中央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犯错误的历史事实，就连本地左派在“六七暴动”期间的错误，也愿意配合去洗白。2018年他接受一个专门游说北京及特区政府为“六七暴动”平反的组织的20万元捐款，要在岭南大学建立一个所谓“六七暴动数据库”，由刘智鹏主理的“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承办，其资料不言而喻都是强调香港左派的观点。于是我们发现，翻新后的香港历史博物馆也就把“六七暴动”改为左派的用语“反英抗暴”了。
三曰“帮腔”
易中天说，歌功颂德是“帮腔”，诚然，但帮统治者骂人也是“帮腔”。
2020年5月14日，在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历史科的考试中，其中一题要求考生回答及解释是否同意“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惹来争议。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声明，认为试题的资料极为片面和“严重伤害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的感情和尊严”。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则发声明，强调一如其他科目考试，历史科设有“审题委员会”，委员的背景有大学教授、具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学教师及/或校长、课程及学科专家等，依据该科《课程及评估指引》与《评核大纲》拟定试题及评卷指引。当时已经考虑不排除评卷员的家人可能曾经受日军不人道对待，因而有机会令评卷员受情绪影响。经详细讨论之后才正式定稿。换言之，试题已经在考虑到各方对此试题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定稿的，因而是一个集体决定而不是个别人肆意妄为或者独断独行的。但是在左派舆论压力下，考评局被迫撤回试题，而且有两人因此辞职。在这件事上，作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历史委员会主席的刘智鹏，虽然本人未必需要对该试题负直接的责任，但在整个事件中，他显然未能维护考评局的专业性及独立性，而是屈服于民族主义的压力，从而“帮腔”谴责该试题。他在5月18日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认为试题是“非常不道德”及“令人震惊”，赞成取消争议试题，他认为“题目提供的两则资料立场均偏向正面，‘利多于弊’属引导式提问，而且题目牵涉年份太广，认为题目设题不理想”。
四曰“帮凶”
易中天说：“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他最为人不齿的地方，是在“国安第一案”中以控方“专家证人”身份论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八个字是意图具有“分裂国家”的意义。哈！一个历史学者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法证专家”。控方透露刘的报告指，被告挂有“光时”旗帜摩托车，犹如古时战士插上战旗，骑马上战场。罗织罪名，莫此为甚。从此凡是展示此口号有关的标语、物体、歌曲（如《愿荣光归香港》）都可以被入罪。大律师黄贤先生就他的所谓“专家证词”连续发表三篇评论：〈“光时”报告之历史迷失〉、〈“光时”报告之当代迷路〉、〈“光时”报告之政治迷惑〉[2]，将其所谓“专家”的错误鞭挞无遗漏。
黄贤说：对于专家证词，《高等法院规则》有严格法定要求。专家证人对法院负有凌驾性的责任，必须公正无私及独立，不能仅是一己之见，更不是某一方的讼辩人。该专家还必须签署“属实申述”确认该文件中所述事实属实。之后，黄贤详细地分析刘智鹏的所谓“专家报告”既失实又偏颇（详情这里不赘）。黄贤的这三篇评论获获亚洲出版业协会卓越评论奖，足见其反驳的分量有多重。
由一个无耻的“四帮份子”来主导香港历史博物馆的“翻新”，则其所呈现的香港历史，将不可避免地变成地地道道的洗脑教材。
程翔
资深传媒人
[1]见易中天《斯文︰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均见其在《灼见名家》的专栏。这三篇评论获亚洲出版业协会卓越评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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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追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