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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新冠病毒：白宫为何止步于“最可能”？
作者： 常隐
新冠疫情造成全球数百万人死亡（中国以外——编注），对这样一场改变世界的公共卫生灾难，国际社会有理由希望查明病毒真正起源。这不仅关系到责任问题，更关系到未来如何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如果能够确认病毒来自自然界，就有助于加强野生动物监测和防疫体系；如果最终证明属于实验室事故，则可以推动全球实验室安全标准进一步完善。无论最终答案是什么，建立在充分证据基础上的调查，本身就是对全世界遇难者最基本的交代。
白宫近日推出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专题网页，公开表示实验室泄漏是新冠病毒“最可能”（most likely）的起源，并列出五项支持理由。这一变化意味着美国政府公开立场比过去更加明确，也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病毒起源问题的关注。
然而，更值得关注的，并不是白宫是否改变了立场，而是它在措辞上的克制。白宫使用的是“最可能”，而不是“已经证明”或“已经确定正确”。这并非文字游戏，而是反映了目前国际调查所面临的现实限制。
新冠疫情造成全球数百万人死亡，对这样一场改变世界的公共卫生灾难，国际社会有理由希望查明病毒真正起源。这不仅关系到责任问题，更关系到未来如何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如果能够确认病毒来自自然界，就有助于加强野生动物监测和防疫体系；如果最终证明属于实验室事故，则可以推动全球实验室安全标准进一步完善。无论最终答案是什么，建立在充分证据基础上的调查，本身就是对全世界遇难者最基本的交代。
遗憾的是，调查走到今天，真正的困难已经不是提出各种假说，而是缺乏能够终结争议的关键证据。
假设一种极端情况：客观事实确实就是实验室发生了意外泄漏。在目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国际社会是否一定能够最终证明这一事实？答案未必乐观。真正能够完成证据链的关键资料，例如实验记录、病毒数据库、原始样本、实验人员健康资料以及事故记录，都掌握在相关机构手中。如果这些资料始终无法接受充分、独立和完整的核查，那么外界能够获得的大多仍是间接证据、情报分析和逻辑推理，而不是足以结束争议的决定性证据。
换句话说，即使客观真相已经存在，也未必能够达到公开证明的标准。这正是目前病毒溯源面临的最大困境。
也正因为如此，白宫此次虽然将实验室泄漏列为“最可能”，却没有进一步宣布“已经证明”。这并不是因为美国政府对自己的判断没有信心，而是因为在目前能够公开使用的证据范围内，很难跨越“最可能”与“已经证明”之间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目前国际调查无法继续深入推进的现实下，“最可能”实际上已经接近公开表述所能够达到的极限。
与此同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摆脱了外界的合理怀疑。恰恰相反，正因为关键原始资料长期无法得到独立调查，实验室泄漏假说始终无法被彻底排除，也无法被最终证明。世界面对的不是“已经证明中国有责任”，也不是“已经证明中国完全无辜”，而是一种长期停留在证据边界之外的状态。
事实上，持续推进调查，对中国本身也未必完全是不利的。如果最终调查证明病毒并非来自实验室，中国将能够摆脱长期存在的国际质疑；如果调查发现确实存在实验室事故，国际社会也可以据此完善全球生物安全制度，减少未来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风险。调查的价值，并不在于一定要找到谁来承担责任，而在于让事实得到尽可能接近真相的确认。
真正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时间不断流逝，许多原始资料、样本和记录都可能逐渐消失，国际社会获得最终答案的机会也越来越小。如果关键证据始终无法得到充分核查，那么世界可能永远只能停留在“最可能”的判断，而难以走向“已经证明”的结论。
对于一场夺去数百万生命、深刻改变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疫情来说，这或许才是最大的遗憾。不是因为世界没有提出各种假说，而是因为在最关键的调查阶段，国际社会始终无法获得足够的原始证据去验证这些假说。白宫此次表述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一现实：它已经将公开立场推进到目前证据条件所允许的较高程度，但距离真正能够终结争议，仍然隔着一道由证据缺失所形成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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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