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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最高级别的“德”，正是管仲这种：不拘泥于个人操守的洁癖和对君主的盲目忠贞，而是通过制度与理性造福天下，延续文明的“大仁大德”。子路和子贡都曾问孔子：“管仲在公子纠死后没有殉节，反而跑去辅佐仇人齐桓公，这能算是‘仁’吗？”孔子回答说：“难道一定要像普通人那样，为了坚守一种狭隘的个人忠诚，自杀死在沟壑里无人知晓，才算叫‘仁’吗？”《左传》和儒家的“德”，最终看的是能否安民利国。如果脱离了社会秩序和政治后果，“德”就失去了依托。但是，道家的庄子对“德”则是另外一种理解。他提出“大德不官”，意思是真正的最高修养，绝不是去当某种制度的螺丝钉；他将“德”从社会角色中解脱出来，拥抱纯粹的生命本身，从“功用之德”回归到了“存在之德”。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入世之德”和“超脱之德”，共同构成了后世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完整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