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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公和父亲看二三十年代民国文化人的收入

2019年02月15日 17:10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庸猫

生在抗战时期,那是的一部分,是最困难的一部分。抗战和内战时期有些记忆,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外婆是从前清过来,经过满清、民国和日本人占领时期,还经过内战、困难时期和文革开始。一个粗识字的七八十岁小脚老太太没有什么政治,但49年后她总说民国时这个那个多便宜和现在多贵-就是抱怨今不如昔。受了新社会教育的我们最听不得这种污蔑新社会的话,认定她“老落后”。其实她就是通过她对日常生活的比较来说话。

外公不是富豪和官宦人家出身,年轻时一对肩膀扛着一颗脑袋离开家乡闯生活了。图着不要学费还管吃管住有零花钱,进了南洋公学的师范科。从网上查有关外公的资料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师范生;光绪二十五年七月16日到校的有他;1915年南洋学会成立时是交际部的交际员;20世纪30年代初供职故宫古物馆。不久转入文献馆潜心研究明清档案。听说外公由南洋出来就到沈阳四川北京等地教书谋生。根据母亲在北京出生,他应在1908年以前就到了北京。

母亲小时上过香山蒙养院,那是1915年前后。母亲三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大舅小舅都上过大学,阿姨七七事件前也上了教会女中。小舅参加革命党被捕保出就留学了,大舅大学毕业后也出了国。外公就一个教书匠和故宫的一个不新不旧的文人能赚多少钱,这些不能说明二三十年代的民国的一些状况吗?

爷爷是在詹天佑手下工程部当差修铁路的,在我十三岁时回家要带父亲叔叔进清华学堂时突然急病去世。一家突然失去主事那是个什么情景可像而知。父亲哥倆是在奶奶和姐姐辛苦下进了工业专门学校,19年岁毕业外出闯天下。在北洋政府辖下的水利委员会从练习技师做起,二十八岁就成了一室的主任。三十时自愿降薪四分之一到国民政府的地质调查所工作。1933年傅作义喜峰口和日寇战斗时父亲捐出三个月工资600大洋,这可从当时的大公报上查到。可知那时他的工资是200大洋,推算在北洋政府的水利委员会当主任时的工资是二百五十大洋以上。从一个专门学校毕业工作不到十年年龄不到三十没有背景的年轻人就可以拿到二百五十大洋,而到1978年我们那里许多1958年毕业的大学生的工资只是58块人民币,不知那些认为民国是最黑暗的时期的是不是学过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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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得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薪俸表》,大学教授月俸从400元到600元,副教授260到400,教师160到260,助教100到160,中学平均120,小学30,工人15。四十年代县长20元。嘿嘿,县长拿得不如国小教师多,这让县长的脸往哪里搁呀!按此父亲的两三百大洋的工资只是副教授的工资,还是偏低的。

其实49年初大学教师的工资也是参考了这个的,以上海为例,一级校长是400,正教授是280到360,副教授是180-250,讲师是94-150,助教是65-94。只是民国时是值钱的大洋和解放后是人民币。六七年代在工厂时1958年以后的大学毕业生工资是58,55年毕业的是七八十,50年左右的是120,47~48年的是160,再早两年就两百多了。

在民国时期,不只知识分子,就是一般人只要努力就会有不错的出路。工厂的金工程师1950年交大毕业,他的父亲只是商务印刷馆的老工人。就是四十年代农村也如此。四清时生产队会计刘德启(前两年还活着)的父亲就是靠跑口外做针头线脑的小买卖在49年前夕买了地。非常不幸,他从贫下中农升级为中农了。

民国时期的文化人工资看起来很高,其实他们就是靠每月的工资吃饭,一旦没工资了就和朱自清一样,和今天的教授没法比。

五十年代八十年代末49年后毕业的文化人的收入和民国时比,和改革开放后比,只能说这三十年的政府无能。要少说一点的话,那就是合作化以后的二十五年无能。

庸猫,2018年三月二十一日。

附:父亲的汽车

父亲有过小汽车,抗战一开始我们姐弟还没出世时就捐给前方了。胜利后回到南京用所有的积蓄盖了一个小楼,有车库但只放过一辆三轮车。1958年前后房子交公了,成了无房无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六十岁以前父亲骑车,我上高中后车归我了。家住日坛在三里河那些大屋顶里上班,只记得母亲每天挤公共汽车,在同一单位的父亲没有小车伺候也不会走着去。

文革父亲住牛棚,七十岁去驻马店干校。后来为了国家的面子搬到三里河,机关又搬到五棵松,乘班车上班。有时单位的年轻大官上班也带一程。文革后父亲外出可以向单位要车,但很少要,外出访友是绝对不要。1992年回国父亲陪我去看他弟我叔时是乘15路汽车到动物园转16路去的,那时他93高龄。记得他就挤在车门口,我在后面抓着门把手挡着。

父亲在老家有过祖传地产,不是,但在抗战前就把祖田分给佃农了。不是资本家,1919年苏州高等工专毕业就离家闯荡打工。没有人脉,靠自己的努力,不到三十工资就二三百。后来政府要勘测铁路出地图又没钱,父亲自愿降薪赴职。工作努力,三十出头就出名了。据去过西柏村的亲友说墙上的那张地图就是父亲编的。没去过,不知地图上的名字是不是给抠掉了。要知地图上排名第二的是头号战犯,民国政府的末位行政院长翁文灏,也是地质界的泰斗。母亲讲49年前夕一位姓严后来显赫的学者曾来找父亲商量留去,父亲是留。父亲的留可能和房子刚盖有关,但以父亲捐车捐钱和分田的性格看留下更可能是期待一个全新的中国

三十年代三十多岁的靠工资吃饭的可以开自己的车。胜利后乘运输机到南京是父亲接的,记得是辆吉普车,不是父亲的。盖房时期待着自己的车,盖了只放过三轮车的车库。1949年以后我从不敢和同学说我家有过车库,那时有车有房可是和地主有地一样的罪过。没车的车库同样要命。

中国老百姓开始有车可能是九十年代了。父亲从家到医院最后用了一次公车,母亲去医院是乘弟弟开的盒子一样私人老板的小面包。才二十年,现在中国私家车已是车满为患,就是车库跟不上。父亲盖房时太超前了,从盖房时的四十多到去世的95都没有把车等来和把房要回。从三十年代的老百姓有车到中国老百姓再次有车花了整整六十年。真不知是像宣传的那样因为中国穷底子薄还是那几十年的政府无能?

后记:此文曾放到网上,没想引来轩然大波,我成了虎父的犬子。其实我就是说了几句实话,其实我也就是不争气的犬子,我不是在红色祖宗庇护下的“龙孙虎子”。

2018年二月23日。

来源: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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