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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金瓶掣签之谜：中共相信轮回转世吗？
作为无神论者的中共为何自称有权决定哪些藏传佛教喇嘛有资格转世，最近出版的一本着作有助於了解这个话题。
在中国，有一千多名拥有极其特殊身分证的公民，证件表明他们均为已故喇嘛的转世，而且那些喇嘛都是经过中共当局正式批准才可转世的。不仅如此，只有持证者才被中共承认是特定某位喇嘛唯一真正的转世者，任何其他转世者都会遭到中共警方的严厉打压。
这一怪诞的做法自1995年一直延续至今。1995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确认了第十世班禅喇嘛（1938-1989年）的转世灵童，这个名叫根敦反_吉尼玛的六岁男孩因而成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领袖，班禅喇嘛则是格鲁派仅次於达赖喇嘛的领袖。）中共当局却对此不予承认。根敦反_吉尼玛被他们关押了起来，从此消失於人前，不过达赖喇嘛和中共均称他还在世。中共自行组织了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寻访工作，并通过与一些藏人协作，提出了一份候选人名单（其中并不包括根敦），将候选人的名字写在签牌上，并放入金奔巴瓶中，再从中抽签选定新的班禅喇嘛，这就是金瓶掣签。五岁的确吉杰布当年被抽中，并被培养成为中共支持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也成为中共在佛教界的官方代言人之一。
2007年，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出台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即臭名昭着的《第五号令》，以此将中共决定哪些喇嘛可以获准转世、控制转世灵童的寻访过程以及认证真正转世灵童的权利制度化。这项法规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特别是一个无神论政党要对活佛转世进行控制，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的悖论。不过，中共依然将此法规当作控制西藏及其他地区藏传佛教的有力工具。
西藏和蒙古其实有数千个转世喇嘛世系。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噶玛巴（另一大藏传佛教派系噶玛噶举派的领袖）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格鲁派蒙古分支的领袖，此职目前空缺）可能是国际上最为知名的几个转世系统，但此外还有很多。
应该如何寻访已故喇嘛的转世灵童是一件具有争议的事情。目前这个议题极具政治性，而历史往往显出倾向性。2011年9月24日，达赖喇嘛尊者发表了一则後来常被人引用的公开声明。他在这份声明中说，寻访转世灵童候选人是根据问卜作为灵媒的拉穆、乃琼、噶东、桑耶藏传佛教四大护法（他们会在半昏迷状态下传达神谕），观察神奇的迹象，以及圣湖观影（位於拉萨南部的拉姆拉措湖等护法之魂湖中呈现的异象）。他还解释说，同一位喇嘛的身、语、意可能分别转世，导致同一位喇嘛出现多位转世，历史上也确有此事。同时，他谈到尚在人世的喇嘛也可能有接续者出现（即「未终朱古」）。尊者在2018年圣诞节接受的一次采访中重申了这些观点。
那麽，如果寻访找到两个或更多符合条件的转世灵童候选人，又该怎麽办呢？格鲁派神学理论认为，那些候选人可能都是同一位已故喇嘛的转世灵童，但实际上，只能有一位继承法座。达赖喇嘛尊者提到，若出现多位候选人难以决定，也可采用「在佛像圣物前举行『食团问卜』决定的惯例」。这种方法是将有灵童候选人名字的字条包在小糌粑团里，然後置於盘中摇转，直到其中一个糌粑团掉下来。
达赖喇嘛尊者也谈到了「金瓶掣签」。这是清朝乾隆皇帝（1711-1799年）於1792年颁布的一种转世认证方法，将候选人的名字放进专门铸造的一个金瓶中，通过类似抽奖的机制认定转世传承人。他说：「金瓶掣签的规则，只是满清势力的强横表现，而非藏人信赖的宗教仪轨。然而，如能公正实施，也可视作类似於传统的『食团问卜』方法。」尊者坚持认为，历史上，使用此法认证的达赖喇嘛只有两位——第十一世达赖喇嘛（1838-1856年）和第十二世达赖喇嘛（1857-1875年），但真正由金瓶掣签认证的只有一位，因为通过传统方法已经明确确定第十二世达赖喇嘛人选；同样，以此法认证的班禅喇嘛也只有两位，即第八世（1855-1882年）和第九世（1883-1937年）班禅喇嘛。
如上所述，历史本身就是政治性的。中共历史学家坚称金瓶掣签曾被多次使用，而藏族历史学家则倾向於淡化其作用。达赖喇嘛尊者於2011年发表的声明乃是基於当时已有学术研究成果确定的相对准确的说法。不过，後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文献。清朝皇帝的官方声明本应以汉文写成，而乾隆皇帝於1792年颁布的那部着名的法令——即推出金瓶掣签制度的《喇嘛说》——却以四种语言刻於北京雍和宫内的石碑上，其中就包括满文。满文不同於汉文，而且是清朝统治者的母语。哈佛大学培养出的几位历史学家一直在积极地研究满文文件。
其中，历史学家欧麦高（Max Oidtmann）刚刚出版的着作《金瓶掣签制度的形成：大清帝国和西藏的转世政治》（Forging the Golden Urn: The Qing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incarnation in Tibet，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是迄今为止对金瓶掣签问题最为全面的研究。欧麦高和达赖喇嘛尊者均认为，乾隆皇帝之所以推出金瓶掣签制度，主要原因之一是1791年今尼泊尔地区的廓尔喀人试图入侵并征服西藏，随後清军入藏增援、平定廓尔喀。然而，欧麦高研究乾隆皇帝与其重臣之间的满文秘密通信後得出的结论是，清朝其实并不太担心尼泊尔人。乾隆之所以推行金瓶掣签，同样或更重要的原因其实与蒙古有关，因为他要防备可能叛乱的蒙古贵族让自己的孩子作最重要的蒙古喇嘛的转世灵童。
欧麦高强调，最重要的一点是，与中共不同，乾隆皇帝是真的相信轮回。作为虔诚的佛教徒，乾隆发现了格鲁派藏传佛教中的许多值得称许之处。廓藏战争期间，朝臣以满文秘密向上奏报，起初对喇嘛们态度尚佳，但随後语气骤变，指责喇嘛们尤其是几位主要护法的腐败导致西藏面对廓尔喀人入侵时软弱无能。这些奏报再加上蒙古问题，令乾隆皇帝相信，已故喇嘛的转世灵童「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表明藏族佛教已被腐化。乾隆皇帝虽然相信转世，却对西藏的护法们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执掌大权，但其道德令人质疑，且不受任何政治性控制。（乾隆自己也使用灵媒和护法，可见他并不是怀疑所有的灵媒和护法。）廓藏战争後，乾隆下令打压西藏的护法，并开始推行抽奖式的金瓶掣签法。此法原本是明朝皇帝发明用来将一些官僚分配到特定的省级职位，从而成功地杜绝了腐败和官场裙带关系。
乾隆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金瓶的使用虽然不如汉人历史学家现在所宣称的那麽频繁，却可能比现代藏人所认为的次数要多。欧麦高提供的数据显示，在1793年至1825年间，大约一半重要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使用了金瓶掣签，对52个不同的重要喇嘛世系一共使用了79次。虽然清帝国对护法们充满敌意，但其实那些名字置於金瓶中的候选人通常还是由护法指定的。
欧麦高的主要观点是，中共和一些藏族或西方的历史学家都错误地将金瓶掣签当作满清王朝在西藏推行统治或帝国主义的工具。在他看来，他们以看待现代问题的角度对十八、十九世纪的事件进行了过度解读。事实上，清朝皇帝和一部分格鲁派精英有着共同的目标，即加强喇嘛轮回制度，使其更加可信，从而使藏传佛教和西藏更加稳定。当时，藏人只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才表现出对金瓶掣签的抗拒，即当他们相信一位众望所归的候选人已明确认定，因此不应将其解释为藏人民族主义的表现。
然而，局势在20世纪发生了变化。1936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通过了一项关於喇嘛转世的法律，该法律後被中共用作2007年《第五号令》的模板。事实上，从20世纪起，抵制中共的金瓶掣签已成为藏独的一种表态。
中共自上台以来即意识到喇嘛转世问题的敏感性，却决定等到1989年第十世班禅喇嘛去世後才采取行动。《第五号令》直至2007年才出台，这一事实被欧麦高看作是中共一直在对此问题进行党内讨论的一项证据。
欧麦高探讨的最後一个问题是，中共迄今应该已然意识到，他们选出的转世灵童在西藏和海外藏人中几乎没有任何威信，那麽中共为何仍坚持自行选择已故喇嘛的转世灵童呢？对於这个问题，欧麦高的回答是：「现代金瓶掣签主要是表演给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人看的，而不是西藏自治区或邻近的自治区的藏人。」中共所支持的转世灵童（包括中共选出的现任班禅喇嘛）纵然不会受到藏人的重视，却套上了时尚、权威的外衣，出入中国不同派别的佛教寺庙，俨然成为了这一古老、真实而又有点神秘的佛教传统的代表。不仅如此，他们还到国外向天真的西方人展示与中共亲和的所谓「西藏」佛教。因此，有鉴於中共极有可能使用金瓶掣签来自行选择转世灵童，宣告由其担任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并未掉以轻心，而是正在推动与藏族、蒙古族喇嘛和智囊团进行广泛协商，探讨如何应对中共非常可能采取的花招儿。
来源：《寒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