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状邮寄单据照片。（杨占青提供）起诉状打印件照片。（杨占青提供）

周二（8月4日）下午两点多，在武汉疫情中失去父亲的赵蕾将一份起诉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的行政诉状通过邮政快递寄出，这是自张海就政府隐瞒疫情追责索赔行动以来的第四起诉讼。

自武汉受害者家属开始向「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求助以来，经常遭到警方和社区的骚扰，有多人被传唤到派出所要求不要网上求助，不要和顾问团联系，逼迫放弃维权。在张海起诉至武汉市中院后，法院不按规定受理，既不立案也不出具书面裁定，张海已经投诉至检察机关和湖北省高院。在张海之后的第二起诉讼原告徐敏收到法院电话告知不立案并且要将其起诉状退回去，仍然未按规定说明法律依据并出具书面裁定，徐敏也因接受起诉和接受媒体采访被社区上门调查。第三宗诉讼的原告蔡琴（化名，这位当事人暂不方便接受媒体采访）在疫情中失去了儿子，她的诉状被法院签收后，法院还未反馈，但社区和街道就她起诉一事上门调查并问她具体诉求。

张海表示，虽然他的诉讼法院没有立案，但法院和政府不惜违法也阻止他起诉，也说明了对方害怕他去起诉，这也是很多受害者家属本希望有人能解决，看不到希望后逐渐也去诉讼的原因之一。他们这些受害者无人过问，当他们求助公益律师时却被打招呼不让求助，当他们走投无路去起诉时才被「关心」，「为甚么就不能按法律办事，通过庭审来看看我们失去至亲的悲剧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张海愤怒的说。

一直和受害者家属联络的杨占青认为，诉讼维权是当事人的权利，政府部门应支持这样的理性行动，却遭到各种障碍，现在诉讼已经不是目的，只能成为一种维权过程中和政府实现互动的工具，虽然政府部门会派人威胁、骚扰这些原告，但也给了他们双方沟通机会，若双方能通过沟通达成调解协议，原告得到适当赔偿，也算抚慰了那些受害者。「这个过程对原告来说是痛苦的，毕竟大部分情况下这样的沟通并不是在友好氛围下，而是威胁恐吓情况下进行，对原告的心理承受力带来很大的挑战，这也是不少人打印好起诉状却迟迟不敢邮寄的原因，他们需要考虑自己能否承受维权带来的压力和伤害。」杨占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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