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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15 日，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峰会。

美中两国于美东时间 11月15日举办了双方领导人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首次“见到面”的视讯峰会。各界议论纷纷，乐观者曰美中破冰必然走向所谓“大交易”，美国将台湾当作筹码出卖在即，悲观者曰“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依然“美中必有一战”，台海难免兵凶战危。

实际上，美中关系在经历大半年的叫板阶段之后，双方对于彼此底线有了认知之后，正在逐渐开始过渡到明确以竞争为主体的相对稳定阶段。评鉴美中关系动向，理应抱持处变不惊的长线思维，着眼于有效讯息 (signal) ，并且不对短期噪声 (noise) 作出过度反应。

美中关系走向竞争

前美国白宫国安会资深亚洲事务主任，华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副总裁，也是共和党当代亚洲政策的一线大师葛林 (Michael J. Green)，曾于日前访谈中指出，北京自从拜登上台初始，便判断战略竞争趋势已经难以逆转，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将以竞争为主轴：

“过往每当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中国都会态度放软，对新一届的美国政府和颜悦色，以期为美中关系定下好的基调。但是这次 (2020年美国总统选后) 北京并没有对拜登政府如此。由此可见，北京也认为美中之间的系统性竞争已成定局。”

(注：意即就算北京态度放软，也改变不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竞争意识，北京也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After past US elections), the Chinese bent over backwards to avoid offending incoming administrations – to set the right tone. They are not doing that with Biden. They think this (systemic competition) is baked in. You can tell.”
— Michael Green on US-China systemic competition)

宏观来看，美中双边对于如何互动，各有其指导思想。北京说“斗而不破”，华盛顿有国务卿布林肯说的“竞争、合作、对抗三个篮子”，乃至于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以及印太政策总监坎贝尔的提法，即“无灾难式竞争”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细思三者，其实意思都大同小异。

双方的共同底线共识是“不想斗到破”，双边关系的主轴是“竞争”，辅助性的次要目标则是促成 (有利于增强己方竞争力的) “有条件式合作”。至于“对抗”，则是促成合作的重要手段。

既然要竞争，若是将此路线推进到极致 (logical conclusion)，自然就是开战或者“破”。这是为什么许多两岸舆论判断“中美必有一战”。

辩证法看待“竞争、合作、对抗”：合作先于对抗，对抗促进合作

那么为什么既想斗，又不想斗到破？当然是因为还有不少事情想要“合作”，例如众所皆知的气候变迁、全球公共卫生和防疫等跨国安全议题 (transnational security)。在这些议题上做出良性的态度，是美国维持国际领袖形象之所系。

按照新自由制度主义逻辑，美国一方面是国际秩序领导者，二方面国力又在相对微幅下滑，要如何既维持领导权又想要减少直接物质资源投注？唯有让国际秩序稳定，如此才能够透过低成本的抽象规则和国际规范 (rules and norms) 行使领导权，这也是为何美国屡屡呼吁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rules-based order)。然而若是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彼此关系崩盘，视彼此为不共载天的死敌，则国际秩序自然难以稳定，连带的国际规范也将松动，反而不利美国领导权的成本控管。也因此，一定程度的美中合作，乃是维系美国领导地位的题内应有之义。

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国虽然讲究竞争，却无意斗到鱼死网破。所以回头检视布林肯的所谓对中政策“竞争、合作、对抗三个篮子”：对抗其实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什么手段？推动合作的辅助性手段。但并不是所有合作都照单全收，而是按照“相对收益”原则 (relative gains)，推动对美方有利的“选择性的合作”，是为了竞争胜出，争取对自己更加有利的合作条件和互动基础的手段。

所以美国对中国存在合作意愿是必然的，只是条件并不容易谈拢，还得透过竞争和对抗，等到明确分出高下之后，才容易对彼此实力达成共识，弱方接受强方主导设定的条件，然后才会进入稳定合作。在此之前，进行对抗、讨价还价或者所谓“斗”，都是自然现象。

沟通和互信建立机制为“斗而不破”的基础

对抗和合作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表里。对抗引导合作，合作亦伴随对抗，这是中共马克思主义思想里的正反合“辩证法”的逻辑。换作从华盛顿视角看，亦是如此，因为这也是西方的国际关系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解释国际冲同与合作的基础思路。

西方政策圈目前主要担心的是中美斗凶了之后可能会带来“沟通不顺”问题。唯有沟通顺畅，中美双方都能够确认彼此底线都是“不想破”，才能够竞争得更白热化，连带地早日让合作成为可能，国际秩序方得稳定。但是若是沟通不顺，彼此疑虑对方其实是想要“斗到破”的，那么就容易走向“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 (preventive war) 的鱼死网破思惟，一旦走向此“最坏情况假设” (worst-case scenario analysis)，对抗升级就容易走向失控。

这是为什么美中双方都期待拜登和习近平的双边领导人峰会，由最高层亲自确认彼此不想斗到破，方得控管互斗不至于失控 (“responsibly manage the competition”)。同时每当双方层峰人物会谈时，事后美国官方简报必然会阐述对话内容是“坦诚而直接的” (“openly and straightforwardly”)，白话文意思便是有话直说，没有回避陈述逆耳之言，这同时也是告诉外界，虽然发生双边对话，美中主轴依然是竞争，依然在所谓“斗”着。

台湾应该如何看待美中竞逐

拜习会，乃至于杨洁篪与苏利文的瑞士会谈，以及 G20 等国际场合，美中的沟通，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止斗”，而是为了“促斗”。需要再确认双方的底线都是“斗而不破” (strategic reassurance)，为双边关系架上护栏 (guardrails)，在此基础上，才更能够“放开手脚去竞争”。

以此观之，有两种常见的坊间情绪，或许都稍微失之片面：不管是看到美中在对抗，就判断很快地“中美必有一战”，或者是看到美中偶尔有良性沟通或探索合作可能性的动作，就断言美国马上要“出卖”台湾。

对抗和合作，互为表里。美中对抗是为了促成对己方更有利的合作，而此类合作一旦成局，也将使己方在竞争中胜出更加有利。在漫长的美中战略竞争的过程中，既斗争又合作，实乃国际政治之常事。

在美中迈向战略竞争的时代，台湾只需采取平常心，哀矜勿喜、处变不惊，着眼于长线思惟，深化自身筹码和不可替代性即可。

• 往长远看，只要美中“竞争”仍是主轴，台湾便会是重要伙伴，对于美中两强，争取台湾的利益远大于抛弃台湾。

• 相对的，只要美中“合作”仍然可能，便能够维持“斗而不破”局面，既然不破，台湾就不至于被卷入战火前线。所以美中合作对于台湾也可以是好事，无须理解成即将被抛弃的前兆。

• 而实力逐渐趋近的美中之间，若要合作，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对抗”，才能够在坦诚的讨价还价中逐渐达成合作所需要的共同政治基础；既然对抗有时候能够促进合作，即便见到美中之间出现对抗情形，也不必然等于双方铁了心要“斗到破”，所以台湾亦无需反射动作式地进入战火在即的焦虑。

• 台湾需要担心的情况是，一旦美中双方不再愿意将范围限制在“斗而不破”框架之内，或者它们不再相信对方愿意“斗而不破”，则双方战略竞争便可能升级到威胁在根本上修正既有的国际秩序的范畴，届时先发制人之“预防性战争” (preventive war) 机率随即上升。按此思路，美中仍有意愿举办拜登与习近平的领导人高峰会谈，属于教科书级的“信心建立机制” (CBM)，亦是双方依然存有一定限度互信的象征，对于台海和平理应属于正数。

（作者宋文笛为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原美国华盛顿智库东西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智库、智识社群、中国政治及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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