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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香港法庭】法庭拒就《愿荣光》批禁制令 律政司上诉：法庭应遵从特首证明书
香港律政司早前入禀高等法院，就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申请禁制令，禁止以任何方式作出传播。
香港高等法院上月拒应律政司要求就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批出禁制令，律政司已提出上诉，并于周三（8日）公开上诉文件，列出上诉理据包括主张在行政长官根据《国安法》发出证明书后，法院一般应遵从（defer to）行政机关的判断，又指因法庭缺乏敏感情报及作出判断的制度能力及专业知识，而原审法官将自己错置在跟行政机关同等位置作判断。
指原审法官以错误的测试标准考虑
而根据律政司公开的上诉文件，当中详列多项上诉的法律理据，包括认为法官错误地没考虑国家安全最为重要，而司法机构须履行宪制责任以有效防止、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同时全面执行《国安法》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关法律。
律政司指出，原审法官在考虑是否应批出临时禁制令协助刑事法方面的执行时，以错误的测试标准考虑，认为除非法庭觉得批出临时禁制令，是完全不能协助打击、竭止或惩处申禁的4种行为，否则应批出禁制令。律政司认为， 原审法官错误以「必须证明没有禁制令的话，不能有效限制被告的非法行为」为测验标准，及错误地认为一定要考虑「禁制令较已存的刑事法能实际上提供更大阻吓力」。律政司认为这些标准是错误及严苛，并指法庭应考虑批出禁制令是否可能协助到达至多项有关公众利益的目标（public interest purposes）。
认为法庭欠作判断的制度能力及专业知识
律政司一方又指出，行政长官已根据《港区国安法》第47条发出证明书，而证明书对法庭具约束力，法院通常应遵从（defer to）行政机关的判断，当中包括是否存在重大公众利益的国家安全风险，以及在执行特定法律或执法措施以应对国家安全风险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性、有效性和实用性，因为法庭欠缺乏敏感情报（the Court’s lack of sensitive intelligence），且欠缺作出判断的制度能力及专业知识（also the lack of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nd expertise to make such evaluative judgement），故当行政机关判断特定措施需执行、有效或具实际功用时，法庭应给予适当的重视及遵从有关判断并颁下禁制令，并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才拒绝批出。
翻查《港区国安法》，第47条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中遇有涉及有关行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或者有关证据材料是否涉及国家秘密的认定问题，应取得行政长官就该等问题发出的证明书，上述证明书对法院有约束力。」
原审法官上月判词中披露特首在申禁制令后签发证明书
而法官陈健强在上月颁下的判词中，曾透露特首在7月11日，即在律政司已提交此禁制令申请后、高院开庭处理申请前，已根据《港区国安法》第47条签发了一份证明书，证明4项申禁行为均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并指证明书对法庭具有约束力。惟法官同时，希望其裁决可厘清谬误，令一些「走钢索」的人认为作出本案中申请禁制的行为不会有后果时，要三思而行，因为现时其实已有相关法例规管及有定罪案例。
不过，律政司公开的上诉理据中，就质疑原审法官在判断禁制令没有实际用处时，未有考虑相关因素，包括有人传播有关歌曲时，具煽动分裂国家或具煽动意图，而创作是为挑起反建制情绪，并以把香港从中央分裂为信念，以及有关歌曲现时仍在网上流传等因素，重申法庭有宪制责任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安行为，而《国安法》对司法机关及行政机关的各自职能和责任作出分配，惟原审法官犯错，错误地认为法庭是与行政机关位置同等作判断，裁决时未给予国家安全因素最高比重，亦未有考虑当禁制令的申请是与国家安全相关时，判断和考虑的基准应与一般禁制令不同，除非法庭认为相关禁制令无助于维护国家安全，否则就应该同意申请并批出禁制令。
司法机构未排期处理上诉申请
律政司在周一（7日）向高等法院原讼庭提出上诉许可申请，拟就高院法官陈健强上月28日拒就《愿荣光归香港》颁下禁制令的裁定，寻求上诉庭作出推翻，法庭周二（8日）批准律政司司长以替代送达方式，送达相关法律文件，故此律政司根据法庭命令，把包括上诉许可申请的传票等相关文件，上载至政府、律政司及警务处的网站，令公众可透过网址或扫描二维码，自行下载有关文件，当中包括6月5日的传讯令状及同日的临时禁制令传票、上诉许可申请传票等。
至于相关上诉许可申请的聆讯，根据司法机构的公开资料，暂时仍未有更新，尚未知排期在何时处理。
记者：吴婷康/程文 责编/网编：毕子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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