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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毛泽东身边“外交姐妹花”的沉浮
作者：剗却君山
章含之、王海容和唐闻生是在文革后半阶段叱咤风云的三个女人，她们与齐宗华、罗旭合称“外交界五朵金花”。三人都曾同时在北外学习工作，更重要的是，此三位女子同毛泽东的关系非比寻常，或许理所应当的成为现代人眼中“同一个圈子中的闺蜜”。然而事实并非世人所想，章含之曾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写下“后来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当权势、我当时视为朋友的毛泽东的那位远房亲戚所决定。从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摆布之中，直至最后在她和她的亲密伙伴的手掌中毁灭!”这二个令章女士咬牙切齿的“朋友”，就是王海容和唐闻生。这三个人物，在1963年毛泽东70岁寿宴的喜庆中，含笑初次相遇时，谁能想到，最后，是在一片杀伐声中分手?!
1966年毛泽东与表侄孙女王海容合影
一、从“章老师”，到弃用棋子
关于毛泽东对自已的影响，章含之在多种场合中说过：
“我命运的每个转折点都受毛主席影响。一直到我最后的一落千丈，也是他下的指示。”(《章含之：我该做我自己了》2003年8月11日《新闻周刊》总第143期)
“尽管我与毛主席见面时间不多，他却在我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几乎主宰了我的命运。……对于我来说，他总有种不可抗拒的近似神灵的力量……”(《忆主席》)
“最终，据说是我那样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乔冠华和我打进了十八层地狱。”(《跨过厚厚的大红门》P73)
从当时的宠爱一身，突然被弃用，章期期艾艾得像个怨妇。使得我等旁观者，实在觉得其可怜得莫名、楚楚得酸心。
纵观章含之所说的每个命运转折点，似乎应该包括：
被伟大领袖一眼看中，教了几次英语，“是一种消遗”，得以成为可以与领袖同用一个茶杯的“通天人物”，从此顶着“主席老师”的华贵帽子;
文革期间，三次写信给伟大领袖，得以从一个受冲击的教师，翻身成为“革命群众代表”，成为北京外语学院“具有特殊身份”的“很有名”的人物，继而受命成为学院教改的“钦差大臣”;(引号内均引自章文)
71年，被毛亲自点将，得以调入外交部。
72年，“奉主席命”，与丈夫离婚。“主席为我开辟一个未来新的感情世界。(P101)”
同年，毛再次亲自点将，得以进入出席联大代表团当副代表。
73年，毛再再次点将，要把章派去加拿大作女大使。
无怪乎章含之说：“我所得到的耀眼光采使我成了一个公众人物”。
薛宝钗的一句“好风凭籍力，送我上青云”，用在此处非常合适。
飞上青云的章女士，自以为是遇上伯乐的千里马，对自己的能力和事业充满了自信：“自进入外交部之日起，我就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因为我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这自然在我头上有了一个耀眼的光环。后来出席第一次联大会议又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来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如果我不同冠华结合，等待我的机遇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也自信有此能力。”(《跨》P114)
“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指乔)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跨》P127)
“而那梦只是短短的五年。我自信如果不是那残酷的我们无法应付的党内斗争，以我的能力、才干，我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无奈，我生不逢时，那环境是容不下我生存的。(P295)”
那么，这个春风得意的薛宝钗，怎么就成了生不逢时的林黛玉了呢?那个“很硬”的关系，那个“与众不同”的身份，怎么就不灵了呢?
从“点将”，到“弃将”;从伯乐识马，到伯乐杀马;从飞上青云，到“下到十八层地狱”，期间，只有短短的五年!
其中原由奥秘，我等局外人，云里雾里，怎能说得清楚，也不是一篇小文所能解读。这里，只能顺着章含之本人的叙述，闲话一二。
按照章女士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所写，导致她毁灭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二个小姐，一段爱情。
二个小姐，是“朋友”加“敌人”类型的对手。
一段爱情，是《茶花女》加《简爱》版本的“千古佳话”。
但是，朋友，又何以成为敌人?恨从何处来?
自比是《茶花女》中那个要牺牲自己的纯情玛克利娜，最后怎么就成了征服高傲罗切斯特的简爱?爱向何处去?
一段“感天动地”(或曰“惊天动地”)的爱情，又怎么会得罪慈祥如父的伟大领袖，成为最终跌入“地狱深渊”的原因之一?
且不要笑，这是在把历史当小说。既然是闲闲书话，暂且按着章的文思，写将下去。
二、恨从何处来？——“我在她俩的手掌中毁灭！”
1971年3月31日，章含之去外交部报到。
一踏进外交部，章女士就认为自己吃亏了，伟大领袖对自己的呵护，别人领会得不够，贯彻得不彻底，造成这一切的，竟是因为已经有人布下了陷阱!
做出以上判断的根据是：“尽管我在外语学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但到了外交部却是从科员做起(P108)”，章含之发现自己被分到亚洲司，而不是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到新闻司去当发言人。章写到：“(毛说过)我可以当新闻发言人，我以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会去新闻司，却不知为何把我派到了亚洲司四处的巴基斯坦组。我对南亚大陆一无所知。(P227)”但她忘了写，她对新闻发言人也是一无所知。
章含之的愤愤不平，溢于言表。“一个北京外语学院的高材生、骨干教师、业务尖子，……如今，毛主席调我到外交部，我的任务却是每日剪贴新闻稿!……我很不适应那种八时上班、五时下班的生活。”真是委屈透了大小姐。
读到这里，谁还会想到，章含之不久前还下放在厂里，是个要三班倒的纺织女工。毛泽东召她的那天，正在车间，“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点就接班了。”这还是借了照顾章士钊的光，得以留在城里，外语学院的大多数教师，此时正远在农村干校，黄土满面地改造思想，有多少人梦想着回城，更何谈有个正常的工作环境。
不用再三班倒的章含之，坐在风光无限的外交部大楼里，倒在为“八时上班、五时下班”而“很不适应”，用着“沮丧”、“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地在亚洲司混日子(P232)”等字眼，表示着怀才不遇的低落心情。
喜欢文学的章女土，一定读过普希金的长诗《渔夫与金鱼》，一定知道那个渔夫老婆，破草房变成了新木屋，还是不满意，还想着要住金宫殿。
亚洲司，就是小木屋，交往对象尽是些不起眼的亚洲国家，既不如新闻发言人风光，也无法与美、欧大国打交道。(章含之一直是以借调方式，从较次要的陪同美方人员观光等接待工作开始，参于中美最初的交往。)
就此，章含之发现“敌情”：
“后来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当权势、我当时视为朋友的毛泽东的那位远房亲戚所决定。从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摆布之中，直至最后在她和她的亲密伙伴的手掌中毁灭!(P227)”
这二个令章女士咬牙切齿的“朋友”，就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然而，恨从何来?是女人争斗?还是天妒奇才?两个小妹为何要与大姐斗?这是个问题。
读者在章含之的书里找不到答案。看到的，只是章含之对“那二个通天人物”，比自己更“通天”、更特殊、更受重用，而产生的强烈不满。
三、“特殊人物”反“特殊”章含之注定不是那种甘于寂寞的静心女子。她心高气傲地指出，以下这种生活是最不能忍受的：“假如……假如我一直平平凡凡，不为人注意地呆在亚洲司，从冷板凳科员按惯例慢慢地升到副处长、处长、再出国当几任一秘、参赞，表现好还可当一任大使，然后回国退休养老。……这是最糟糕的‘假如’”。(P234)
怪不得北外当年的同窗们，要视章含之为“名利场中人，耐不住寂寞。”而章含之埋怨别人不理解自己：“我一生总被人误解。误解之一是不少人以为我生性好胜，并爱出人头地。”(P45)
其实，作为“特殊人物”，章含之在亚洲司，要比别人幸运得多。三年之内，连跳五级，从科员升到了副司长。她有个朋友老唐(女，“大概是我唯一的属于外交部“老人”中的朋友”)，在章之前已在外交部工作了二十年，章当科员时，老唐是副处长，三年之内，章就成了老唐的上司。想必这个老大姐，实在是没有背景，对章含之这个“特殊人物”也能容忍，所以才成了唯一的朋友。但是，如果二人的处境反过来又将如何呢?还会是朋友吗?
外交部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论“特殊人物”，强中自有强中手。
老唐的处境，若让章含之碰上，那就是“敌情”，就是“恨根”。
当初，没让章含之去新闻司当发言人，章便发现，有人要加害于她。
后来，又有一次调动机会。1973年，章家世交、美洲大洋州司司长章文晋，表示要调章含之去心向往之的美大司，未成。(按：幸亏没去，美大司副司长后来是唐闻生，章大姐能屈居小八岁的唐小姐之下吗?)
此时，对别人的“特殊身份”，同样身份“特殊”的章含之，却是忍无可忍了：
“从我调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权，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部门，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掌握。对于我，她们也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隐约地感到外交部由于有这样的特殊人物，情况比较复杂，恐怕不是久留之地。(P259)”
那位老唐，能眼睁睁地看着章女士，背靠大树，连跳几级，跳到自己头上，外交部的人事权，对老唐同志，何来“公平”二字!但老唐还能心平气和地与章女士共事。而得益者本人，反倒要质疑外交部人事权的公正性了。
按理说，外交工作，是一种与人打交道的艺术，是一种化敌为友的艺术。那个老唐同志，毕竟在外交战线工作了二十年，倒是个善于化敌为友的好干部。
而章女士，怎么处处“化友为敌”?
前面章不是说过：我来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只要不与乔结婚，我就如何如何腾达吗?
明明是来往最多的朋友，怎么就在你刚进入外交部，尚无任何政治交锋、利害冲突时，就处处与你为难，最终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
其中，是不是还有章女士本身的原因呢?
四、“朋友”和“敌人”—-王海容、唐闻生
按理说，王海容、唐闻生与章含之，真应该是好朋友。三人都曾同时在北外学习工作。唐闻生的母亲，后来在纽约，还接待照顾过章含之的女儿等一行外交部子弟留美学生。
以前讲过，1963年毛70岁寿宴上，请了四位湖南老乡，允许各带一名子女。章士钊带的是章含之，王季范带的是王海容。二家都是主席亲近的湖南故旧，章含之在北京外语学院当老师时，王海容是北外英语系进修生。
笔者中学时代，在文革传单上看到《毛主席1964年6月24日与王海容谈话》，因为谈到学生可以逃课、瞌睡而印象极深。其中谈到，北外英语系黑板上发现反动标语“蒋万岁”，毛问王：“还写了什么?”，王海容说：“别的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还是章含之(章士钊的女儿)告诉我的。”可见，她俩那时就有来往。
王海容生于1938年9月25日，湖南长沙人。比章含之小三岁。
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
1965年11月，调入外交部。
从时间上说，在章进入外交部之前，王海容没有与章含之结仇的环境。
倒是章含之的性格，处处显出与他人格格不入、顾影自怜。就说那次热闹的寿宴，她没有年青人的兴奋和好奇，只是感到被冷落被孤立：“我坐在那里很不自在。在场的老一辈人自然都是老友，他们在与毛主席热烈交谈。其他的年轻人似乎也彼此熟悉，只有我平日一直住在学校，几乎从来不同父亲朋友们的家庭来往，因而同他们都很陌生，自然也就带着几分拘谨。他们之间谈笑风生无人理睬我，我也只好坐得远远的，听着老一辈和小一辈的高谈阔论。这时，我的那份兴奋与激动早已烟消云散，那种被冷落孤立的感觉使我只想早点结束早点回家。”(《忆主席》)
章含之的书中，类似“我一生从来没有人心疼过我”、“我自幼孤独，没有家庭和亲情的温暖”、“我三十年来从没被别人悉心照料过”、“我从小生活里缺少温情”，这种永远是“别人欠我多”的伤感，书中比比皆是，不要说周边亲人，连同养父母的呵护(不是说是生活在“名门”的独女吗?)，也被她一笔勾销。
王海容比章早五年进入外交部。
1971年7月至1972年5月，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参与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大陆和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的接待工作。
1972年5月至1974年7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主管礼宾事务。
1973年，王海容任外交部副部长。
再说唐闻生，还在1970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国庆登上天安门城楼，当年12月18日清晨，毛在中南海与斯诺进行长达5个小时的畅谈。当时，王海容任记录，唐闻生仍翻译，从此，初步形成“王、唐格局”的雏形。
唐闻生，比章含之小八岁，也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生，1962年入学。1965年4月，进入外交部，比章含之早五年，比王海容还早半年。
“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周恩来、毛泽东辞世以前，王海容和唐闻生，几乎参加了周、毛与来访各国政要、知名人士的所有重要会见，当年相关新闻照片上，唐、王的身影总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边出现，可以说她俩见证了70年代中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重要时刻。”
来源：历史钩沉——章含之唐闻生王海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