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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因何事启用李先念制衡徐向前

2018年08月06日 15:13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朱健国

西路军一事在中共高层中上引起巨大反响,邓小平开始重视“西路军疑”的研究,批转给李先念阅处。邓小平大约早已看出,能平衡毛派、徐派两派意见的,只有李派——李先念既不赞成将西路军悲剧诬为“张国焘路线”,也不会直接质疑毛泽东。

中共开国元帅徐向前戎装照(图源:VCG)

西路军的策划与成立

在举国进入中共“九五之庆”时,许多人难忘中共最大的战役悲剧“西路军悲剧”——二万二千名红军1937年3月全军覆没于河西走廊!“西路军悲剧”的原因何在?八十年来毛派、徐派、李派三派争议不休。

萌芽于1936年5月25日,策划于1936年8月12日,成立于1936年11月7日,全军覆没于1937年3月14日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2016年理应有个“西路军八十周年纪念”。但目前还没有听说有任何纪念活动或研讨会。什么原因呢?大概由于西路军悲剧研究中,存在着毛派、徐派、李派三派不同观点的复杂局面。

“西路军萌芽于1936年5月25日”的史料是,1936年5月25日——“张浩、张闻天、毛泽东、、秦邦宪、彭德怀、林彪、徐海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浩并转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诸同志,指出:……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乘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李先念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38)

“西路军策划于1936年8月12日”的依据是,“西路军过河是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宁夏战役计划”的提出过程是——“(1936年)8月12日,张闻天、张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凯丰、毛泽东就今后战略方针问题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红一、四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其步骤为:红一、四方面军尽可的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十月到十一月,为实现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十二月起,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打通苏联的任务。”(《李先念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46)

“西路军正式成立于1936年11月7日”,史料是——“(1936年)11月7日,徐向前、、李特、李卓然等致电中共中央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电文说:……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以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李卓然等组成,由陈昌浩、徐向前、李特、李卓然、曾传六组成常委,陈昌浩任书记。……11月8日,根据敌情变化,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暂时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拟定《作战新计划》,……‘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新疆)为任务,争取以一年时间完成之。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指出: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你们来电批准。”(《李先念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63)

“西路军悲剧”中的毛、徐、李三派

“西路军悲剧”研究中,主要有三大派:毛派、徐派、李派,即毛泽东派、徐向前派、李先念派。毛派将“西路军悲剧”责任全部归于“张国焘路线”,徐派认为“西路军悲剧”与张国焘无关,西路军每一步行动均遵照中央电报指示而行,毛泽东应负全部责任;李派介乎毛派、徐派之间,承认“西路军悲剧”有张国焘另立中央错误余波的影响,但以春秋笔法展示了中央六十一封电报(其中毛泽东领衔的电报有25封),显示了以毛泽东为主要决策者的中革军委数次贻误西路军安全生存的战机,让西路军在东行与西行中反复徘徊,进退无据,遭至三马多次重创,又多次以空话拖延救援和以严厉批评动摇军心,终至二万二千人的西路军全军覆没,仅余417人逃生新疆。

最先研究“西路军悲剧”的是毛泽东。2010年2月,凤凰台播出的《西路军》专题节目,通过几位学者——国防大学教授朱玉(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执笔者)、西路军研究会副会长郝成铭、青海省中共党史学会研究员孙欲声、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教授黄汉河、长篇纪实《血色黎明》(西路军战史)作者夏宁立等的访谈,展示了毛泽东多次将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失败悲剧的错误归结于“张国焘路线”的证据,其经典证据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张国焘路线害死西路军”论——

毛泽东1936年12月所写的《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毛泽东据此让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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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P198)

几位学者在节目中反驳道:《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1936年12月在经军大学的演讲稿,现在发现的最早的底稿是1937年5月的油印稿。此稿的一大疑点是:“1936年12月西路军还健在,主力都在,只有红九军在古浪吃了点亏,还根本不存在失败问题。”

毛泽东为何在西路军失败三个月前,就对红军大学的高级将领散布西路军已失败,并归之于“张国焘路线”?有两种可能,一是此话乃1937年5月加上的,因为西路军仅剩二千人,呈现全军覆没,是在1937年3月14日的“石窝之战”;九天后,毛泽东在1937年3月23日召开了批判“张国焘路线”的会议,31日下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二是毛泽东确实在1936年12月讲了“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毛泽东当时已料定西路军一定全军覆没。

这就产生一个更大疑问:毛泽东既然有此先知先觉,为何不救西路军?1936年12月西路军还健在,主力都在,要他们改变西行和东进的计划,撤回到安全地带,完全有时间有实力。难道毛泽东希望西路军全军覆没?

从一直到中共建政后的1991年前,“张国焘路线导致西路军全军覆没”始终是“主旋律”定论来看,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最大受益者,是毛泽东——没有西路军全军覆,毛泽东无法置张国焘于死地,让张国焘彻底投降。而1936年12月还未有正式的军委主席名分的毛泽东,张国焘是一个巨大威胁——如果西路军胜利,张国焘让红四方面军从一万多人发展为八万人的功绩,就再次显现,中央红军由长征时九万人减少为到陕北时一万余人的困境,就形成强烈对比,按照遵义会议的选贤任能原则,谁能救红军谁上,那么张国焘可能在与毛泽东的PK中取而代之。在如此局面下,人性之私是否会超越党性?

尽管真相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毛泽东诬陷“张国焘路线导致西路军全军覆没”的事实却是清楚的。

为何这一与事实不符的错误结论一直能成为1991年前的“主旋律”?

对“毛派西路军论”提出质疑的首先是徐向前,被称为“徐派西路军论”。徐向前元帅从1979年开始撰写《历史的回顾》,以大量一手资料反驳“毛派西路军论”。协助徐向前撰写《历史的回顾》的朱玉(1983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文史教研室教员,后为国防大学教授),1980年12月2日,以“竹郁”笔名写成了《“西路军”疑》一文,向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随后,朱玉于1981年3月写出了《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用当时大量的事实和电报论证:红四方面军的渡河,完全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但此文受到“毛派西路军论”的拒绝,并作出了反驳回答。朱玉遂又写出了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再次反驳“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最后破产的产物。”

大约此事在高层中上引起巨大反响,邓小平开始重视“西路军疑”的研究,批转给李先念阅处。邓小平大约早已看出,能平衡毛派、徐派两派意见的,只有李派——李先念既不赞成将西路军悲剧诬为“张国焘路线”,也不会直接质疑毛泽东。

1981年“10月30日,(李先念)阅邓小平批转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员竹郁(朱玉)撰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李先念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53)

李先念争取陈云相助

处事圆通的李先念完全明白邓小平的意思,但深知此事做到毛派无把柄抓,徐派可以勉强接受,需要有高人协同力助。李先念苦思四个多月,想到了争取陈云支持。

1982年“2月27日,(李先念)同陈云谈话。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时,陈云说:西路军是根据当年中央为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此后,即派工作人员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西路军的文电材料。”(《李先念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62)

有了陈云的相助,李先念就直接暗示徐向前暂时停止西路军问题争议。

1982年“5月2日,(李先念)去看望徐向前元帅,转告邓小平的意见:西路军问题向前不要介入。”(《李先念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65)

徐向前当时是西路军的总指挥(二把手),是当时任西路军三十军军政委李先念的老上级。按说,在当时的一把手陈昌浩不在了,当事人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等都不在世时,徐向前可说解答西路军问题最权威的当事人——当时任三十军军政委的李先念,并不清楚西路军总部与中央的联络往来细节。但为何李先念赞同邓小平不让徐向前说话呢?为何要剥夺当事人说出第一手资料呢?

李先念后来有些说法透出了端倪。

1982年“11月9日,(李先念)同秦基伟、罗应怀等谈重新撰写红四方面军战史和邀请一些老同志撰写革命回忆录问题。……(李先念强调)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很丰富,大大小小的事情很多,而且曲曲折折,极其综错复杂,不能什么都写。……历史上有些问题是综错复杂的,大家在看法上不一致也不奇怪。但是,一定要顾全大局,有利于党内、军内的团结,有利于军政、军民的团结,尤其是公开发表文章,更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要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写回忆录,决不可去计较个人恩怨。”(《李先念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72)

这似乎说,为了“顾全大局,有利于党内、军内的团结”,有时需要牺牲一些事实真相。徐派的“西路军辩”,虽然是事实,但可能不利于顾全大局?

1983年“1月5日,李先念办公室接到陈云委托秘书打来的电话:送来的电报(指有关西路军历史的29份电报)已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李先念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76)

1983年“1月10日,(李先念)致信邓小平:陈云同志曾要我选有关西路军的电报,共选二十九份。陈云同志同意送您看看。”(《李先念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77)

李派兼容毛、徐的西路军《说明》

1983年“2月25日,(李先念)完成《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的撰写。此文是在查阅大量历史文电资料上写成的。《说明》写道:西路军的历史问题,在党内和军内一些同志中有不少议论。小平、陈云同志关心这件事。我想提供和说明一些情况,供中央备查和参考。由于时隔四十多年,记忆不一定准确,加上当时我只在三十军,对全面情况了解也不多,因此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人查阅一些档案。《说明》正文共分为六个部分:(一)宁夏战役计划和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主要介绍一九三六年秋,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历史背景和战略目的。(二)宁夏战役计划的放弃,西路军的组成和向新疆方面前进。主要叙述这些变化,都是中央和前方根据敌情变化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经过反复研究后,定下来的决策。(三)在凉州、甘州之间创造根据地和后是否东返的问题。主要叙述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永昌、凉州一线创建根据地,与敌拼搏;西安事变后,在西进还是东返问题上几经变更,虽然策应了西安事变的妥善处理,但这样犹豫徘徊,从军事上看却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四)在临泽、高台地区创立根据地和战斗失败后,余部向新疆转移。主要叙述西路军进到临泽、高台地区后,根据中央指示建立根据地,‘暂时勿再西进’。西路军与敌顽强作战,达两个月,陷入极大困境。最后被迫突围,终遭失败。以上四问题是叙述西路军的整个战斗历程,,并附有五十二份中央、和有关的重要电文。(五)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一九三五年九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六)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广大指战员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为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顽强战斗,成千上万的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讲话和文件,对西路军的历史评述不当,如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西路军和西渡黄河,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驱使下向新疆方向前进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许多情况比较清楚了,就应该按照历史事实改过来。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忙于社会主义建设,西路军问题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了,不应该公开争论。我写的这个材料不发表,如果中央认为合适,是否可将此材料存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供研究西路军历史的同志参考,以使今后在讲西路军历史的时候,以便于注意到中央当时的指示,尽可能符合历史事实。总之,在这件事情上,也要体现中央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李先念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79、180)

“邓、陈、李合说叶剑英”

李先念对自己这份兼容毛、徐两方面意见的西路军《说明》,很是自信。次日便送给陈云。

1983年“2月26日,(李先念)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及附件根据报送陈云。《说明》的附件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共产国际、西路军领导人往来电报五十二份。三月八日,陈云复信:‘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先请小平同志阅后交中央常委一阅。’”(《李先念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80)

谨慎的李先念,第二天又将西路军《说明》送徐向前。

1983年“3月9日,(李先念)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及附件报送徐向前。3月11日,在住所接待徐向前,交谈西路军问题。徐向前表示同意《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李先念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81)

一向深居简出的徐向前元帅,是李先念的老上级,李先念一向尊其为老师,但徐向前此次亲自登门到李府“交谈西路军问题”,可见不仅仅是为了表示同意西路军《说明》。其中有两种可能,一是徐向前仍希望《说明》能问责毛泽东;二是虽然认可《说明》,但不同意只存档,希望公开发表,公开为西路军平反。因为作为西路军的主要负责人,徐向前在中共建政后几十年一直因西路军问题受到毛泽东压制,虽然封了空头元帅,却一直赋闲,没有任何实权。但这些意见可能都被李先念以“顾全大局,团结为重”而劝阻了。

为防夜长梦多,说服徐向前后的次日(3月12日),李先念即将西路军《说明》呈送邓小平拍板。

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致信邓小平: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评阅。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一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档案,才写了这份材料,并请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意见处理。请予批示。三月二十二日,邓小平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此后,《说明》转其他中央常委传阅,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等中央常委均圈阅同意。”(《李先念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81)

这就是说,到1983年3月22日,由邓小平拍板,一份侧面为张国焘平反的“西路军历史说明”定稿了。在关于西路军的三派意见中,李派胜出——李先念《说明》的核心是“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其否定了毛而又不问责,给毛留了面子;其支持了徐向前的核心观点,又没同意公开论战平反,只让徐有憾无怨。尤其是将自己的观点化为“陈云同志意见”,体现了李先念高超的共生术。

从邓小平1981年10月30日向李先念下达任务,到邓小平1983年3月22日审稿定局,前后仅仅花了17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侧面为张国焘平反的“西路军历史说明”,可见邓、陈、李三人皆是共生术高人——毛泽东虽然去世了,但叶剑英还在:叶剑英曾是“毛派西路军论”重要人物,所谓“张国焘电令危及中央”的说法,据说就是叶剑英向毛泽东暗示的,毛泽东后来还有赞扬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诗句。但当时德高望重犹有军威的叶剑英,居然也认同了李先念的《说明》,不能不佩服李先念在处理《说明》时的春秋笔法炉火纯青。“邓、陈、李合说叶剑英”,可编成一现代折子戏“三英战吕布”。

两个多月后(1983年6月18日),李先念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与其成功化解“西路军之争”的功绩有关?

李先念击退毛派再次反击

1983年“12月26日,(李先念)同胡耀邦、邓小平、彭真等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李先念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224)

其时李先念面对毛泽东遗容,弯腰致意,是在向毛泽东汇报“西路军历史说明”,希望毛泽东同意他的“说明”,再次表扬“李先念给我面子”?

也许毛泽东这次没有表扬“李先念给我面子”,而是再次组织了反击。1991年为庆祝建党七十周年而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仍然坚持“毛论”:“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极为生气,于1991年7月8日给杨尚昆、薄一波等写下了一封反驳信。

“(1991年)7月8日,(李先念)就《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对西路军问题的表述,致信杨尚昆、薄一波、、胡绳、邓力群,建议西路军历史部分应按照《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来写。当晚,胡绳复信说,已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处理办法。十日,党史研究室致信胡绳,表示完全同意李先念同志的建议。十二日,胡乔木复信李先念,也表示同意李先念提出的原则意见。二十四日,对胡乔木、胡绳转送的党史研究室关于西路军历史部分的修改方案,表示同意。……7月12日、13日,(李先念)审阅中央党史研究室关于西路军历史部分的修改稿。……7月25日,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西路军一章的修改部分作出批示:同意。”(《李先念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558、589)

三个多月后,李先念再就纪念徐向前元帅诞辰九十周年和红四方面军成立六十周年强化“李派西路军论”——“(1991年)11月8日,(李先念)在《人民日报》发表《光辉的战斗历程》的署名文章,纪念徐向前元帅诞辰九十周年和红四方面军成立六十周年。文中说:一部红四方面军的成长发展史,就是广大指战员高举党的反帝反封建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的历史。”(《李先念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564)

《李先念年谱》春秋笔法防毛派

但是,虽然李先念在逝世前的最后时刻,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修改重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西路军评论的“毛论”,但却依然没有让中央公开下达为西路军彻底平反、为张国焘辩誣的文件,使许多西路军战士及家属依然处于冤情之中。个中原因,恐怕一旦如此,可能引发毛泽东形象的再次崩溃。从中央党史研究室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西路军评论的前后变化来看,“毛论”其实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只要中央不发文件,只是邓小平指示“存档”供研究的“李先念西路军说明”,随时可以弃之不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还可能再修改回原样。

自古“人亡政息”。为防“人走茶凉”,“秋后算账”,《李先念年谱》中详细照录了六十一封电报原稿——1936年5月25日至1937年4月23日的中央关于西路军的策划与指令,其中毛泽东领衔的电报二十五封。仔细品味六十一封电报,可以清晰地看到,李先念诉说毛泽东对西路军悲剧责任的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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