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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刘文辉：政府房子比学校好 县长就地正法
作者：毕唐书
大邑安仁中学（前身文彩中学）
刘文辉，民国时期军阀，四川省邛州大邑县安仁镇人。1916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投身川军，渐成气候。
1935年，40岁的刘文辉被侄子刘湘逐出成都，退据四川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为西康省主席。西康省位于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作为省份，酝酿成立于1935年7月，消失于1955年7月，前后加起来，只存在了20年。著名的《康定情歌》就出自这个省份。康定城为西康省会，省主席刘文辉即在此办公。刘主政西康十几年，有一种奇异的现象曾经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对教育的格外重视，而且重视教育已成为自上而下、实实在在的行动。刘文辉为什么大力兴教？这得从其主政西康的执政理念说起。当年，刘文辉执政理念共有16字：“勤俭为政、倾囊兴教，开化民智、建设桑梓。”1939年，他到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视察，特地发表演讲，鼓励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特别是我们这个康定、康巴地区文化素质比较差，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习，把你们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们的知识提高，将来为这个康巴做点贡献。”
1939年，摄影师孙明经先生摄制记录片《西康》，曾惊讶地发现，西康校舍大多坚固宽敞，相比之下，政府机构则破烂不堪。在影片中，孙老师使用对比剪辑手法，凸显了这个特点。此外，他还拍摄了大量图片，其中两幅颇具深意。其一是德格县小学生合影，背后是高大气派的校舍，即使今天看，其校舍一点也不寒酸。其二是义敦县长站在县政府门前，县政府不是大楼，而是石头垒起来的平房，为了防止倒塌，两根长长的原木支撑着它的前脸。如果不是孙先生对此做了注释，今人很难相信这是县政府办公的地方。孙先生曾问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答：“刘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为了表示对刘文辉的响应，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他的行动当时在西康地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今天的德格县依然偏僻落后，然而，70年前，那里的校舍竟然这般的气派，学生们更是朝气蓬勃、精神抖擞，和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真是让人不胜感慨！当年，成都还有个建国中学，也是刘文辉建的。这个学校培养了大批地下党员，罗广斌（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张露萍都是该校学生。
不仅刘文辉重视教育，其兄刘文彩也重视教育。
刘文彩，其人在毛时代几乎无人不知，名气比刘文辉还大。他是“无恶不作”的中国旧社会的首席大地主，但这样一个恶名昭彰的人竟然也是一个热心公益，痴心教育的人。上世纪40年代，他几乎倾尽家财，在其故乡安仁兴建了文彩中学。
文彩中学占地1000多亩，耗资2.5亿（相当于40年代的200多万美元）。建校期间，刘文彩事必躬亲，已经快60岁的人了，还整天在为建校奔波。在文彩中学落成后的碑记中这样记载：“自是役经始，公无日不亲临监视：严冬立雪，手脚皲皱；盛夏量材，汗常浃背，逮目堵皆兴，不知耗几许心血矣！”刘文彩对学校的建造质量要求极高。以学校礼堂为例。修建此礼堂时，刘文彩要求尽量大些，最后大到长28米，宽23米，面积约644平方米。礼堂的房顶不用一根横梁，全是钢材焊接。为此，他从成都请来了最好的焊接工人，买来了质量上乘的钢材。如今。这个礼堂仍气派不凡地矗立在学校内。
文彩中学建成了，其规模让人惊叹，别说一个县级中学，就连大城市也不多见。1945年初，学校正式开学，包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内的许多政要送来了贺辞、贺匾。中国最后一个探花商衍鎏更是佩服刘文彩的兴学义举，亲自为文彩中学题写了八幅对联。开学典礼上，刘文彩当众宣布：“学校成立之日，刘家对之不再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刘家惟一保留的权力，就是对学校的监督权，及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口头宣布后刘文彩还不放心，他特意雇人把自己的训示刻在石碑上，把石碑放在文彩中学校园里，让天下皆知，以防后裔隐匿、篡改。
要办一流的中学，自然要有一流的师资。所以，他又从成都及四川全省广聘名师，师资之优，让其他官办和私立学校无法望其项背。文彩中学高男一班毕业生彭学鑫回忆说：“文彩中学的关键老师，都是成都甚至四川很有名气的，教数、理、化、英语。比如教英语的吴世谦是华侨，英语棒极了，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真正学到了东西。”在教学设备上，刘也花了大本钱。文彩中学尽量增加图书室的藏书量及其他文化医疗设施，还大量购进理化实验仪器，以便学生可进行分组实验。他还聘专人在安仁修造发电厂，给学校改善早、晚自习的照明条件。
文彩中学是一所真正的公益性学校，学费也非常低廉。据《地主庄园沧桑录》记载，1945年春，文彩中学招收第一期学生300多人，全部免费入学。以后各期学生，每期学费也不过6斗米，比当时的一些公立中学的学费还要低。“文革”中有人对刘文彩晚年兴学极尽谩骂之能事，说他办学是为了培养剥削阶级子弟，而实际上文彩中学的学生很多是贫苦农民子弟。为了让穷孩子上得起学，除了低廉的学费，刘还设立一项“清寒补助金”，定向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保证他们不会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出资人除了刘文彩，还包括安仁镇的其他士绅。前面提到的彭学鑫，当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考入文彩中学后，他的学费和灯油费全部减免，所交伙食费也寥寥无几，因此在该校顺利地读完高中，后来成了著名的机械专家。彭学鑫曾这样回忆自己的母校：“文彩中学为川西平原及成都市培养了许多人才，特别是把许多贫寒子弟培养出来，这实在是不简单的事。”
不仅对贫寒学生照顾有加，对外地学生，刘文彩也想得周到。抗战胜利后不久，二十四军分到八辆卡车（二十四军为刘文彩六弟刘文辉的部队），刘文彩立刻挑了一辆，当成了文彩中学的校车，专供外地学生上学、回家之用，避免学生长途跋涉的辛苦。
解放后，文彩中学被接管，改名为大邑县中学，1958年，刘文彩被彻底“批倒批臭”，文彩中学又改名为安仁中学，并沿用至今。只是，如今的安仁中学，无论是面子还是里子，与当年的文彩中学都已不可同日而语。
刘文辉所言“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其中凸现的是对文化教育的敬畏和重视，这样的现象当时并非西康省独有，只是刘文辉对违反这种传统的官员处罚最烈罢了。在川康地区，握有实权的军阀尽管纷争不断，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格外重视各级教育，最喜欢建学校和豪华图书馆。不仅刘文辉如此，重庆市长杨森上将、四川省主席刘湘上将都如此
上述兴教作为也并不完全是这些地方军阀的个人之举，同时也是当时民国政府的“国家之举”。1935年，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要在10年期限内普及义务教育。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日战争一再失利，很多人认为，当务之急是抗战，一切财政都应该投入到抗战中，一时间，“教育无用论”大有市场。有的人主张将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进行改组或停办，让学生应征入伍，保家卫国；也有人主张把学校变成各种训练班，以备战争之用；还有人认为“大学在炮火的炽炼中，变成抗战的累赘，需要予以廓清”。在这关键时刻，从蒋介石和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力挺教育。蒋介石在1939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训词中，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陈诚则直接批驳“教育无用论”：“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这些着眼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教育讲话和表态，纠正了一些人的偏激主张，维护了“抗战”时期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不但没有暂停，相反，还得到了保护——战时大专院校学生享有暂缓服兵役的权利。
重视教育需要看得见的、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自抗战爆发后，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发达地区陷落，关税收入丧失，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极其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仍然不放弃对教育的投入。随着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实行公费制，为教育完全兜底。
据侯杨方先生介绍，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由于政府对教育真金白银的投入，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硬是为学生放下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学生不减反增。据侯杨方先生统计的数据显示，8年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1%，教员增加了48%，学生增加了99%。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而这些成绩，都是在艰苦的战争中取得的，是在国家丧失了大部分财源的情况下取得的。
其实，上述民国地方军阀和民国中央政府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正如本文开头所言：“教育，从来就是考验执政者政治良知和底线的试金石，古今中外，概莫例外”。他们这样做，不过是延续了一个执政者起码应当具备的政治良知和底线，办了一点人事而已。
但是，这样一个底线，自从中国大陆“东方红”以后，却被彻底颠覆了。不说在红太阳光辉普照的时代，教育竟然成为被整肃和专政的对象，一直被压在最底层，即使文革之后开始了四个现代化建设，教育也未能翻身，在各个部门中，其地位依然比乞丐好不了多少。这从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就可以看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3年的统计，1991年世界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为5.1%，其中发达国家比例为5.3%，发展中国家比例为4.1%，最不发达国家的比例为3.3%，中国仅为2.3%。中国的这一比例一直到2012年才勉勉强强达到4%，但依然不及1993年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就在这期间，中国的公款消费（吃喝、公车消费，等等）都远远超过了教育的投入。这真是：吃喝嫖赌都不差钱，就是让孩子上学没有钱！
一个政府对教育贱视到这种程度，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难道这也是“中国模式”？难道这也是“宇宙真理”？
来源：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