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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重磅炸弹: 苏联记者揭秘毛泽东和中共的致命阴谋
作者：辛明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1905-1958)是前苏联的中国通，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曾多次被前苏联派往中国长期工作。1938年5月至1940年夏，他任塔斯社驻华记者。1941年4月至8月再度被塔斯社派往中国。1942年5月，他以共产国际驻中共区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身份驻扎延安。在共产国际解散后，他仍以塔斯社随军记者身份留在延安，直至1945年11月才返回苏联。1948年至1951年又被前苏联派往中国任驻上海总领事。《延安日记》是他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用俄文写的日记，在他去世后由当时的苏共当局于1973年以《中国特区：1942-1945》为书名出版。当时，中苏关系恶化，此书对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不顾民族存亡，假抗日、真扩张的真面目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是苏共领导集团投向中共及其独裁者毛泽东的重磅炸弹。然而，作为与中共最高层和毛泽东具有密切接触的重要知情人，作为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唯一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大会上除了几个日本人、朝鲜人和蒙古人以外，我是唯一的外国人。”（《延安日记》575页。以下数字全部指该书页码，不另注明））他的观察、分析和记载无疑具有极其宝贵的史料价值。
也许是记者的职业习惯，作者特别注意对人的观察和分析。在他这本洋洋五十余万言（580多页）的日记中，除了对国际、国内大事的及时记载之外，他还以明快简练的笔法描绘了中共主要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彪、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彭德怀、陈云、林伯渠、徐特立、康生、李克农、彭真、江青、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王震、陈伯达、凯丰、李立三、董必武、伍修权、陈家康——的简历、性格、爱好和习惯。但是，作者观察最细、着笔最多、刻画最深的人物，却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共特区的独裁者毛泽东。
一、毛泽东的生活肖像
作者以相当多的笔墨描写了毛泽东的生活状况。
1、毛泽东生性狡诈、功于心计。“毛泽东为人狡猾，善于随机应变。这个肌肉松弛、行动迟缓的人貌似坦率，实则老谋深算，看自己的目标看得很清楚，因而对敌友也就分辨得很清楚。”（474页）
2、毛泽东知识面不宽、但又喜欢炫耀博学。作者写道：毛泽东“对西方哲学了解得很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庸俗的。”（167页）“凡属不是中国的东西，毛泽东一概加以蔑视。可以这样说，对他说来，中国的东西是世界文化的顶点，是终极真理。他经常看的，是一套中国百科全书，古代哲学论文，和一些旧小说。”（168页）“毛泽东一点不懂外语。他倒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而且随时准备炫耀他的知识。他亲自治军，享有游击战专家的声誉。毛泽东确信自己是有才能的历史学家、诗人和作家。”（110页）“毛泽东懂得中国的古典文学，他的同胞所以给他唬住了，这是主要原因。”（167页）“毛泽东对文化抱着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令人吃惊。这说明他眼界狭小。他喜欢叫人怕他，并且对怕他的人抱有好感。”（107-108页）
3、毛泽东深居简出、离群索居。“他呆在家里就像是在关禁闭。谁也不记得主席曾视察过哪个工业企业或部队。”（110页）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
4、毛泽东习惯于一言堂。“毛泽东说话声音低。他一开口，谁也不说话了。他还是当众演讲那副神态。人们得听惯他那口南方话。”（107页）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不愿意听到别人的声音了。
5、毛泽东在生活上骄奢淫逸。尽管在战争年代，老百姓衣食无着，延安的共产党高层却过着奢侈的生活，经常举办舞会和宴会，有的宴会居然有“七十道菜”（107页）。毛泽东烟酒俱好。“毛泽东抽起烟来，一根接着一根。他用拇指和食指夹香烟。他的酒量也很大。”（107页）
6、毛泽东好色成性、薄情寡义。毛泽东“在长征期间遗弃了他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是在她生病的时候遗弃她的。他把他的五个孩子留给农民照管。”（567页）毛泽东曾经向作者夸耀中国姑娘是多么漂亮。几天以后，一个中国姑娘就派到了作者的住处，显然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命令她来送货上门、取“精”献宝的。
7、毛泽东贪生怕死、胆小如鼠。作者认为毛泽东患有忧郁症。只要形势稍稍对他不利，他就会抱怨身体不适，经常叫驻延安的苏联医生奥尔洛夫上门为他治病。毛泽东的贪生怕死集中表现在重庆谈判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战胜利之初，毛泽东为了避免内战、救人民于水火，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不听党徒的劝阻、大义凛然地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但是作者揭示的历史事实却与此正好相反。毛泽东“对他去参加谈判时的人身安全问题担心、害怕。他认为蒋介石的邀请是个圈套，他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570页）在一连接到蒋介石三次邀请后，毛泽东觉得不能再回避，被迫接受了邀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和国民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将军乘专机专程来延安接他去重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写道，“毛泽东再度要求证实，苏联政府是否准备保障他在重庆的人身安全。他要求，如果他的安全受到威胁，他就到重庆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去避难。我明确对他说，他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同时让他放心，必要时可以到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去避难。可是，所有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因为蒋介石还不敢侵犯他的生命。这是莫斯科可以坚决担保的。”（571页）得到作者代表苏联政府作出的保证，毛泽东才吃了定心丸。他做好随时逃入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避难的准备，诚惶诚恐地在第二天（1945年8月28日）随赫尔利和张治中去了重庆。
二、毛泽东的政治肖像
以上是生活中的毛泽东。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笔者更加关心的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表现，因为它对中国的前途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更为关系重大。在这一方面，《延安日记》的作者也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史实和史料。
1、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党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从来就没有积极投入过抗日战争。全面抗战伊始，毛泽东就下达秘密文件，为共产党制定了指导方针：“一分抗日、二分宣传、七分发展”，从而确定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打日军、专打友军、制造磨擦、扩充军力、扩大地盘的策略。1945年5月10日，刘伯承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承认抗日战争打得不起劲，松松垮垮。（‘我们打日本人时总是用游击战，只是在打国民党时才用正规战、常规战。’）他证实了正规战和常规战是对付蒋介石的。他证实了1941-1945年毛泽东采取的是等着瞧的策略，让中共军队按兵不动。”（477页）对此，毛泽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共产党必须集中至少六分之五的政治手段（就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来无情地批判国民党，和它展开坚决的斗争。六分之一的政治手段留作机动。”（512页）毛泽东在这里不打自招地告诉我们，在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前六年忙于分裂祖国没有打日本，在后八年打着抗日统一战线旗号时期也没有打日本。
2、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特区大种鸦片，不惜毒害中国人民，捞取扩充军备的经费，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准备内战打天下。作者写道：“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103页）“解放区出现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103页）“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货物都是由沦陷区仓库直接供应的。在第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104页）
“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要隐瞒特区的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根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中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做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166页）
请注意，林则徐在虎门销毁的鸦片在百年之后又死灰复燃、行销全国了。但是，这次贩运鸦片的不是英国商人的火轮，而是中共特区的毛驴和马车。一年就向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至少行销一百二十万两！中国共产党毒害中国人民，比老牌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3、毛泽东利用整风运动排除异己、树立个人绝对权威。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获得最高军事指挥权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并没有建立起唯我独尊的个人地位。党的总书记是洛甫（张闻天）。1937年底，王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身份回国，其地位之高是毛泽东望尘莫及的。1937年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又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认识到，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七大”，党的最高领导人将非王明莫属。为了确保自己的领袖地位、把张闻天赶下台、把王明搞垮搞臭，毛泽东重用康生、彭真、李克农等打手，在全国抗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为期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小小的延安，遭到打击迫害的人达三万人以上。在彻底打垮了王明为首的“国际派”之后，毛泽东又在延安举行了几乎长达一年（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的六届七中全会。在万无一失地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才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比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时间晚了七年）。
作者告诉我们，在整风运动中，心狠手辣的毛泽东甚至想以投毒手段从肉体上慢性消灭他的顽敌王明。“给王明治病的是金医生。当他开的处方拿到药房时，值班药剂师被这种不寻常的配方吓了一跳。照料王明的护士也说了这回事。金开这药方时，王明还没有严重的肾病和肝病。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马上去找开这种药的医生，而金坚持要病人服用这种药，即便药最后变了颜色（变成深绿色），也照样服。由于金坚持，病人继续服用这种药。奥尔洛夫把金的处方抄了下来，并断然禁止病人再吃这种药。安德烈．雅可夫列维奇向我解释说，这个处方从表面看是对的，但是这种合剂时间一久会分解。这就有毒了。”（115页）但是，王明必须继续按照医生的要求服用这种含甘汞的药物。“王明服用甘汞六个来月了。结果，他的肝和肾都出了毛病，并开始掉牙。金医生正是在合剂变成深绿色的时候催促病人服用。中共中央卫生处的领导人傅医生拿到了这个处方，他说，这种配方的甘汞，用这样的剂量，毒性很大。傅医生立即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了这个情况。”（117-118页）
毛泽东最后被迫放弃了毒死王明的计划，不是因为傅连璋的报告，而是因为“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蓄谋毒死王明的‘处方事件’的内幕。这迫使他们放弃了谋杀王明的念头，因为中国医生可以被吓唬住，但是拿我们怎么办呢？江青的来访，关于处方的喋喋不休的谈话，以及加紧对我们的盯梢，都证实了这个结论。”（120-121页）
4、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新四军与日军秘密勾结，投敌叛国。在日寇已经投降的1945年8月18日，作者在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561页）
三天以后，1945年8月21日，作者又写道：“叶剑英告诉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总部发来电报的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要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563页）不管毛泽东如何解释，作者仍然认定：“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此毛泽东想为他的解释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谈话表明了所有这一切做法是如何不体面。与日本司令部的关系早已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共领导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或像毛所称呼的‘联络员’），可以说是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有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和新四军总部之间。中共中央主席发出的必要的情报，留在新四军总部，等着这个代理人（他原籍日本）。这个代理人的情报，在新四军总部总是很快译成密码，发往延安。”（563页）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以上文字，因为它把共酋毛泽东和敌酋冈村宁次的密切联系、联络中介、联络方式都清楚无误地告诉了我们，使毛泽东通敌卖国、认敌为友、认贼作父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
5、毛泽东一贯愚弄人民、欺骗舆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它有几个不同的版本。第一种版本，就是中共中央主席在大会上发表的《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谈论问题。（应读为按毛泽东理解的事物的本来面目谈论问题——笔者按）毛态度明朗、坦率地提出他的看法和评价各项大事。他还分析了党的工作的缺点。第二种版本，只限在党员中传阅。它与大会上的讲话基本上没什么不同，但措词温和得多。根本没提蒋介石。关于党的工作的缺点只是一笔带过，说得十分笼统。第三种，是为公众准备的版本。与前两份比较，这份报告措词甚至更加温和。所有问题都被敷衍搪塞过去。没有提到政府首脑。延安报刊上已发表了政治报告的最后一种版本。”（508页）
对全国代表大会的最重要文件也弄虚作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毛泽东。第一种版本只给与会代表听听而已。代表们的笔记本都盖上了机密的印章，页码都编了号，会后必须全部交回，不许缺页，连作者作为唯一的苏联代表也不例外！作者的“笔记本封面上盖上了一个‘机密’的印戳，并用漂亮的字体写道：‘孙平（作者的中文名字——笔者按）同志，这本笔记本是机密文件。编好了页码，一页都不准撕掉，每次会后都要交上来，并不许携出会场。大会闭幕后要把笔记本交出。’”（450页）既然如此，又何必要发笔记本？又何必要代表们作纪录？原来是为了帮助他们在会议上对领袖的教导进行讨论消化，好让他们完全理解领袖的旨意。在此之后，当然不可以让他们带走。不然，万一流传于世，让局外人从中看到共产党见不得人的狼子野心，那还得了！第二种版本是给党徒传阅的。党的工作的缺点当然不可多提，反蒋言论也必须收敛，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张“虎皮”还是要当作大旗打出来的。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不好肆意攻击。第三种版本是欺骗老百姓的，党必须保持一贯正确的光辉形象，所有问题当然都要敷衍搪塞过去。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高举民主大旗对国民党大肆攻奸的时候，在它装模作样地在特区搞所谓的民主选举、所谓的三三制政府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愚弄群众、搞独裁、搞专制了。它从来就不是一个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党。
6、中国共产党中的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了毛泽东是一个野心家和阴谋家。作者在1943年11月10日的日记里写道：“我获得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我译出这些文件，仔细加以分析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1930年，毛泽东任中央前敌委员会主席（显然，毛泽东那个中共‘主席’的职称就是从这里‘借来的’。）同年秋天，在赣西党委会上，毛泽东由于在军事和农村建设的问题上走极端而受到尖锐的批判……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获悉赣西党委会决议之后，决定撤销毛泽东的职务，并派向忠发同志接替。毛对前敌委员会隐瞒了中共中央决议，通过指控赣西党委会与地富勾结来欺骗前委会成员，并由他自己策动，建立了旨在消灭赣西党员干部的后援委员会。1930年12月5日，他开始行动了。”（181-182页）
这几个文件太长（182-195页），为节约篇幅，笔者不打算在此抄录，但是，文件中明确提出了：“显然，毛泽东是个坏人，是阶级斗争中的罪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敌人。必须动员全体党员不客气地打倒他。”（189页）
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没有被打倒，反而是他打倒了一批又一批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且把全国人民最后都打倒在他脚下呢！原因很多。例如，他有康生、彭真、李克农等打手为他为虎作伥；他狡猾过人、对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他的敌人争权夺利、挣宠献媚，不能团结一致对敌。但是，笔者认为，最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从组织上是一个流氓帮会，在思想上是一个邪教集团。这种极权主义政治争斗的最终结局必然是“最坏者当政”。（参阅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十章《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三、几句短评
1、《延安日记》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是代表共产国际和塔斯社来中共特区工作的苏联人。尽管他对中共最高层有透彻的了解和深入的观察，他的立场和观点是代表苏联共产党的。因此，《延安日记》一书不免有许多偏颇之处。具体表现在：
过份夸大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反苏情绪。毛泽东和斯大林互相利用，妄图挑唆对方率先与日交战；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即想从苏联获取军援准备内战而没有得到苏方的积极响应，这都是事实。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对苏联有所不满是可能的，但是绝对没有达到反苏的程度。
对中共党内斗争的认识过于概念化。作者把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权力斗争解释为“民族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之间的斗争，这是不够恰当的。王明为首的“留苏派”对斯大林和苏共唯命是从，未必就是“国际主义者”。至于毛泽东则根本不是民族主义者。为了个人的私利，他随时准备出卖民族利益，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唯我独尊者。
过分夸大了苏军在对日战争中的作用。苏军在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之后才对日宣战，一个星期以后日本天皇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苏军充其量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进入东北后，与关东军的仗打得不多，倒是抢掠了我国的大批工业设备，奸淫了我们无数的东北妇女。他们由于参战一个星期，居然在战后要求与艰苦鏖战多年的英美中荷诸国对日享有同等权利，真是无耻之尤。
对苏军在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野蛮占领日本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也持赞赏态度。在1945年9月1日的日记中，作者得意地写道：“苏联军队已完全扫清千岛群岛的残敌。”（578页）
《延安日记》的主体部分是在四年延安整风期间秉烛书写的，很少有参考资料。作者自称还受到康生等人的严密监视，自己不便随意采访别人，别人更加不敢造访他们。所以，某些非亲历亲见的事件未必准确。我们应该本着严肃的科学态度，对作者非亲历亲见的事件探索旁证。例如，毛泽东不是“在长征期间遗弃了他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而是于长征后在延安抛弃了她。再如，作者在1945年8月30日记载：“南京傀儡政府主席陈公博自杀了。”（573页）据南京傀儡政府当事人金雄白的回忆录《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陈公博是在1946年6月3日在苏州被中华民国政府处决的。
尽管《延安日记》有以上瑕疵，仍不失为一本对中共高层、特别是对毛泽东近距离观察和研究的好书。只要读了该书所记载的宝贵历史资料，任何不带偏见的读者都可以毫无疑义地得出结论：毛泽东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胆小鬼、唯我独尊者、薄情寡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吹捧和掩饰下，毛泽东始终还被供奉在神坛上。崇毛者还在刮起一股股的毛泽东热。希望所有追求真理、崇尚正义的人都来读这本书。目前，在《黄花岗》、《现实中国》等网站可以下载全书。《大纪元》网站正在连载此书。
《黄花岗》2006年第3期
来源：黄花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