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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将军:湖南农运杀人无数殃及中共高官家属 只有毛认为不过火

2019年08月13日 11:33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龚楚

的农民运动,在国共合作期间,不仅国民党人攻击为过激,甚至高阶层人士(除毛泽东之外)亦多认为过火。当时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地方官——县长——大多数失去权力,实际无法制止农会和工会的种种暴行。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并将豪绅地主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死人无数。国军军官家属亦不能幸免。甚至连中共高层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农会杀害。

三、白色恐怖和赤色恐怖

湖南的农民运动,在国共合作期间,不仅国民党人攻击为过激,甚至中共高阶层人士(除毛泽东之外)亦多认为过火。当时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地方官——县长——大多数失去权力,实际无法制止农会和工会的种种暴行。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并将豪绅地主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死人无数。国军军官家属亦不能幸免。甚至连中共高层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农会杀害。

李立三是湘东醴陵人,生长在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个读书人,为人一向诚实,李立三还有一个弟弟李龙光(后改名李湛),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当湖南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后,他的家即遭到清算,李父即逃抵武汉避难。中共中央闻知此事,即致函湖南省委会,着即制止农会不得对李父为难。李父这才放心返回乡间居住,孰料农会竟将他杀害了。

李立三之父被杀后,中共党内人士咸认为此事应由毛泽东负完全责任,因为当时湖南农运实际上掌握在毛泽东手上,同时,大家都知道毛与李早有成见。加上这一次的杀父血海深仇,即更结下了宿怨。

赤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农村社会。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一日许克祥发动政变,接着武汉国共分家后,地主民团在军队的支持下向农会、工会发动反攻,又屠杀了不少工农会的积极分子和员,农村社会又由赤色恐怖转变为白色恐怖。

在此疯狂的屠杀与反屠杀中,已不知牺牲了多少人民,可谓是一场人间浩劫。

湘南地区过去的工农运动工作,虽然比湘中、湘东地区较为缓和,但地主阶级重掌乡村政权后,即压迫农民补租、补息等等。经过一场农村阶级斗争的反复报复,杀害的人亦为数不少。

当我们红四军宣布成立,经过发动宜章市区及附近工农群众开过大会之后,立即风靡了临近地区的工农群众,大大的提高了他们的斗争情绪,他们蜂涌的跑到宜章县城来观察,甚至有的立即参加各种民众活动,以前潜伏着不敢动,不敢说的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现在就挺身出来,纷纷前来请示工作,其中有宜章县青年团支部书记胡世健(他是逃避国民党当局的缉捕,潜伏在宜昌县西约六十里的碕石村充当小学教员的)也偕同负责组织工作的同志彭祜星夜赶来连络,准备重出活动。

那时我们忙得要命,因为军中能作政治工作的只有朱德、陈毅。

陈毅和我三人,政治工作干部又十分缺乏。朱德虽很喜欢接近工农群众,而且是一个措词通俗的马克斯主义宣传家,他每与群众谈话,首先必问人家的家庭状况,人口及生活情形等等,接着就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一个工人或农民常谈一两个钟头而不倦。他身负军事重任,对于地方群众工作确是无暇兼顾。至于陈毅,他是法国留学生,返国后即任江西永丰县长,缺乏群众工作经验,指导群众工作,仅说些原则性的问题,既不够深入,也不详尽。因此,一切群众运动的计划和指导,多由我负责。胡世健和彭祜来了,我觉得他两人来得正好,便即召集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地方工农代表,杨子×,刘耀文、胡世健、彭祜……等,讨论今后的各项工作问题,这次会议,有以下的决定:一、以实行八小时工作,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及增加工人工资等口号,发动工人斗争。

二、以打倒地主豪绅,分田分地给农民的口号发动农民斗争。

三、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口号发动妇女参加革命工作。

四、收缴豪绅地主自置枪械及地方公置枪械,武装工农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

五、宣传苏维埃政府,号召工农兵联合起来组织苏维埃政府。

六、恢复工会、农会及一切民众团体组织。

七、凡工、农会会员由十九岁至卅岁的壮丁编组为赤卫队。

八、凡十四岁至十八岁之少年编组为少年先锋队。

经过这一次会议之后,地方工作立即展开,不到十天,全县工、农会组织普遍的成立了。赤卫队、、各乡村苏维埃政府亦相继成立,接着就举行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当时选出杨子×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由此,宜章工农革命的火花,遍及每一个角落。

在这短短的期间,宜章妇女运动,也有值得记述的。当时参加工作而起了领导作用的女同志即有:彭堃、彭谦、彭娟、彭儒、刘深、郭怀振、吴统莲、杨佩兰、李青、廖彩兰等。因彭氏姊妹工作最积极,故在红四军中有“彭家将”称号。

“彭家将”女同志,都是衡阳第三师范的毕业生,也是中共青年团员,参加后,便从事组织妇女和农村群众的工作,或是管理官兵伙食和抄写文件等工作,他们对工作积极而热情,意志坚定,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影响很大,这些女同志后来多数都在革命斗争中不幸的相继牺牲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宜章县的工农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开展,于是惹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湖南省府主席何键调兵一师进驻郴县,粤北方面国军第二十四师许克祥部也由乐昌进抵坪石。

我们见国军兵力过大,便分令各赤卫队化整为零,潜伏乡村或山地,待机配合红军作战。红四军亦即由宜章县城转移至本县芭篱铺以西广东边界一带山地的小村落(胡少海的家乡),以脱离敌人的包围。

从南北两路进攻宜章的国军,本就存着轻敌的心理,湖南的国军未遇红军抵抗,长驱进驻宜章。且被我们所散布“红军打回广东去”的谣言所惑,以为红军真的退回广东去。他们因有省界和任务时限制,湖南部队不便越境追击,实际上,他们也要防备唐生智军乘虚而入,不能分兵与红军作战,且可乘机对上级虚报“克复宜章”、逐共匪回窜广东之功。湖南省当局据报,即将该师调回衡阳。

广东坪石的许克祥师得悉湘军收复宜章的情报,也即停止会攻宜章的行动。

红军获悉湘军调离宜章的消息,朱德拟即复占宜章县城,遂于二月中旬率师向宜章县城进发。第一天预定在岩泉墟宿营,孰料许克祥的教导团贺国光部也于同日同时到达,两军即在岩泉墟北端的高地展开遭遇战,红军以坚决迅速的战斗行动,在黄昏前击溃教导团主力,并向其残部进击,实施“猛打猛追”的战术,在栗源铺附近,我又歼灭了该团之一部,红军士气大振,勇猛百倍,是晚红军在该地宿营。

翌日上午八时许,红军前卫刚渡河向宜章前进时,又与许师两个团遭遇,我们仍采用坚决迅速的战斗行动向敌攻击。至正午十二时即突破其主阵地,许师另一团增援部队还没有展开,便被他们自己溃败的部队所冲乱,我与朱德立即分左右两翼向敌包阻攻击,敌军无力抵抗,残部向坪石方面败退。红军并不清理战场,仍继续追击,直捣坪石。敌军二十四师师部和它的直属部队,因红军追击来势紧迫,无法部署抵抗,抛弃了所有的军需用品和银洋,狼狈地从东南突围向乐昌的黄圃唐村方面逃窜。该师经过这次战斗后,仅师长许克祥和少数官兵逃脱,其余全被红军击毙或俘虏。“猛打猛追”的战术,第一次发挥了辉煌战果。

这次战役,红军以不足二千人的兵力,消灭了人数四倍、装备精良的国军,掳获了步枪二千五百余枝,重机枪十余挺,八一迫击炮八门,各式手枪百余枝,马十三匹,弹药被服银洋不计其数。栗洋铺的农民,也缴获散兵的步枪五十多枝,被俘国军官兵八百余人。

这一胜利,不仅充实了红四军的实力,且振奋了整个湘南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

战争结束,红军官兵都有无上的兴奋,这是我们成立红四军后第一次作战便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象征着前途有无限的光辉,朱德时时露出愉快的笑容,并对我们表示,红四军正缺少迫击炮和机关枪,现在都有了。而且足够两个团的装备,今后更有把握了。

在坪石休息一天,接到宜章党支部的通报和红军所派出谍报人员的报告,宜章县城已没有国军,少数维持治安的民团也闻风逃去,赤卫队已入城维持秩序,苏维埃政府也恢复办公,并动员了五百群众赶来坪石搬运战利品,欢迎红军回去。

红军在湘南民众的热烈欢迎和帮助之下,又回师到宜章县城。

红军回师宜章的晚上,朱德、陈毅、王尔琢和我四个人,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对党政军各方面通过了如下的决策:关于党政方面:一、普遍建立湘南各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

二、策动农民向地主斗争,实行土地改革。

三、策动工人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及增加工资而斗争。

四、普遍组织各职业工会,各县成立总工会以领导工人斗争。

五、保存党的地下组织,但须有部份党员公开活动,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党的地位。

关于军事方面:一、作战方针——乘国军何键与唐生智两部内争无暇南顾的机会,我军对北面取攻势,扫荡郴县、耒阳、永兴各县的敌军和民团,向衡阳游击,以开展苏维埃运动。对南面取守势,以巩固宜章政权。

二、部队区别——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向北发展,由朱德同志指挥。第二十九团固守宜章由龚楚、胡少海两同志指挥,并监视广东坪石方面动态。

三、军事建设——发动工农组织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收檄民枪以武装人民,并利用大刀、梭标、鸟枪等旧式武器,充实斗争力量。

四、号召青年工农参加红军,充实红军战斗力。

五、目前参加红军的青年工农,尽先补充第廿八团和第廿九团,并迅速组成宜章独立营。

关于俘虏处置:一、立即由宜章县人民团体发动物质慰劳和慰问。

二、由红军政工人员进行政治宣传,揭发敌军军官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罪恶,煽动俘虏检举潜伏俘虏营内的军官,并宣布党及红军宗旨。

三、待一二项工作完成后,由朱德同志对全体俘虏训话,并宣布,如愿参加红军者,一律平等待遇,不加歧视。如要求回家者,给以必需的旅费遣散。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宜章特别会议的决策,也是湘南斗争的总方针,尤其是对待俘虏政策,便成了以后红军对俘虏政策的先例。这样,便争取了被俘国军的同情,逐步的瓦解了部份国军的军心。

以这几项决策为中心,第二天的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上,由朱德报告今后的斗争工作路线,我报告军队员兵协助地方工作和建立地方革命武装的方针,并分配给与干部以适当的任务。

经过向俘虏的教育和宣传,潜伏在俘虏营中的国军官佐三十余人,很快的便被清查出来。并有士兵三百余人和排长七人志愿参加红军,其余四百余人请求准予回家,每人发给三块银洋遣散。我们这样处理引起当地民众的赞许,都说红军的作风比国军不同,因此也增加了他们对红军的向心力。

红四军重新调整装备,每个团增加一个重机枪连,一个步炮连。步兵的枪弹人员亦尽量补充齐全,剩下一千多枝步枪便送给了宜章的独立营和赤卫队。

坪石是乐昌县属的一个市镇,是湘南入粤的门户,广东的盐和工业制成品都经此输入湘南;湘南的土产如粮食、牲口、茶油、牛皮等,亦经坪石入粤,市面旺盛。自国军许克祥师溃散后,即被土匪胡凤璋部占踞,并积极构筑碉堡等防御工事。坪石的人对这帮土匪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当地党的支部书记李光中特地到宜章报告,请求我军去消灭胡部土匪,并说当地有许多民众参加作战。

朱德听了,以胡部土匪兵力不大,且有民众协助,便决定先行进攻坪石,消灭胡凤璋匪部,再向郴县发展。我当时提出反对的意见,认为:(一)胡凤璋土匪占踞坪石,他的兵力薄弱,绝不会也不敢进攻宜章,反而有防阻广东国军向我进攻的作用。(二)坪石有几个碉堡,我军无攻坚武器。不能迅速攻下,倘迁延时日,徒遭不利。(三)坪石是广东地境,非我军应守之地,即使占领,也得放弃。不如乘湘南空虚,士气民气沸腾的时候,迅速向北发展,以展开整个湘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在政治上反而有极大的意义。

可是朱德不以为然,认为他对坪石地形熟悉,并有民众协助,灭此朝食,必有把握。他独自率领了红军二十八团的三个营,在阴雨连绵的天气下向坪石进攻,土匪胡凤璋部利用既有的碉堡和商店屋宇进行抵抗。街道上分段用盐包阻塞,筑成巷战的防御工事。红军虽有坪石皈塘村的民众二百多人,携带步枪土炮协同攻击,经过两昼夜的艰苦战斗,仅占领了坪石一半街道,无法迅将胡部解决。朱德猛然记起了我说的:“倘迁延时日,徒遭不利”这句话,于是决心放弃攻击,将部队撤回宜章。

回到宜章,他见到我的时候,带着疲乏的神情,拍着我的肩膀说道:“你不错,你估计得很对,我们还是北攻郴县罢!”

这时宜章独立营已经编成,由黄埔军校出身的龚楷(四川人)任营长,第一连连长张华(宜章人),第二连连长萧克,黄埔军校出身,后在共军中历任军团总指挥,军训部长等职,第三连连长陈光。附近各县党的负责人,亦多来宜章接洽,各县的党员,回乡军官,也陆续来宜章集中。我们的军事干部也就不感缺乏了,军队的组织也更健全了。

因为我是粤北人,对湘南地形熟悉,在率领农军北上时,曾与湘南特委书记夏民正,与耒阳县、永兴县各地方党及富地民众团体有过联系,为了开展湘南地区苏维埃运动,我便匆匆的来往各县,连络及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和过去的农会,为朱德的军事发展,铺平了道路。

朱德率领红四军廿八团,很顺利的占领了耒阳,永兴,郴县,资兴等县,红军所到的地方,当地的党员就立即起来领导民众,很快的就恢复了过去的工会和农会组织,并自动的组成了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各级苏维埃政府。常宁县水口山的煤队工人宋乔生(矿工)也起来领导矿工夺取矿警步枪手枪百余枝,组织了工人赤卫队,响应各县农民暴动。于是湘南的革命浪潮,一时风起云涌,蓬勃的发展起来。

但他们打土豪,分财物,牵牛杀猪……逮捕地主豪绅,滥用刑法,强迫罚欺等等,成了普遍的现象,任意,到处放火,频频发生。

他们那种报仇泄愤的疯狂残酷的行为,无法抑制,赤色恐怖又再度笼罩着湘南。

当时我曾分别与郴、宜,永各县党员同志谈过,劝谏他们不要乱杀乱烧。但他们都说:“这是党中央的指示,要杀绝地主,烧毁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因我自离开广东后,就没有与党的省级党委连系,不知党的政策转变(当时党中央还在执行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所以不便强加制止。

我是一个以人道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

经验告诉我,领导民众革命斗争,不仅要有正确的革命路线,而且须有正确的指导原则。否则,就会造成无可收拾的违背革命理想的严重现象。

来源:龚楚将军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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