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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香港曾是无数人的“逃生之路” 竟是中共得益最多？
作者： 彭小明
中秋节在港岛区的太平山顶亮起灯光，高唱《愿荣光归香港》歌曲响彻云霄。（看中国摄影图 周秀文)
香港从1840年割让（1898年重订九龙新界契约为租借）以来，长期以自由港的地位接纳了无数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流亡人士，说得难听一点，就是“逃犯”。从民族主义到共产主义，抗战救国、反共反毛、六四抗暴，多少持不同政见的政治人士都曾逃亡香港或者取道香港远走高飞！
最早的大概要数清朝思想家王韜。此公是苏州人氏，科举不第，与上海的洋人多有接触。一度曾为苏州的太平天国出谋划策，不料其信函被攻入姑苏的清军所获。通缉令下，王韬躲入英国驻沪领事馆内。不久随英船亡命香港。王韬是《圣经》现代汉语最早的翻译者，也是西方学者学习汉语、翻译儒家经典的重要导师，还是香港早期《华字日报》的创办人，中国现代报纸的第一人。香港是王韬的恩泽之地。
甲午海战，大清水师全军覆没，国人奋发图强，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慈禧太后怒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于菜市口。康梁经香港逃亡海外。
孙中山从檀香山返国实际上是在香港完成了他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在香港取得了医学学位。在国民革命中也多次逃亡香港，出生入死。
辛亥将领黄兴在武装暴动中负伤，也曾逃亡香港，疗伤养病，东山再起。其他国民革命志士也多次往返香港，以避追捕。抗战军兴，国共救亡人士也不断利用香港地位，支援抗日前线。日军撤离香港以后，共产党东江纵队曾经在九龙盘踞，八路军办事处和华润公司是廖承志、潘汉年在香港的重要据点，达德学院就是公开宣传共产主义的政治学校。
1945年，在国共谈判破裂之后，1150名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亲共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就是通过香港华润公司陆续送往东北“解放区”的。1949年后，国民党方面的大批流亡难民则集中在调景岭一隅直到主权回归大陆前夕。
文化界人士托庇香港的言论自由，更是不胜枚举。左翼的如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秦牧……都在香港办过刊物，发表文章；右翼的如张爱玲，五十年代初期逃离上海，栖居香港，接受美国新闻处的资助，创作了描写韩战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上海社会生活的《秧歌》和《赤地之恋》，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真实记录。给张爱玲的文学生涯增添了爱情文学之外的浓重一笔。
香港还接纳了许多中国共产党所不愿或不便接纳的知识界人士，金庸、倪匡、曹聚仁，许多留在大陆未赴香港的艺术名家如石挥、周璇、黎锦晖、刘雪庵、陈歌莘等人则生活遭际险恶，艺术生命夭折。不仅反共的作者可以在香港出版禁书，而且连极左的邓力群和李鹏也都到香港来出版禁书，更有“林彪集团”的“馀党”黄、李、吴、邱也在香港出版了回忆录。
大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时代城乡人民啼饥号寒，一再发生大逃港事件，香港人民在街头巷尾，伸出人道主义援手，接纳了数以百万计的大陆难民！直到八九六四，北京屠城，新一代异议人士又通过香港的自由力量，逃出生天，流散世界各地。
将近180年来，香港的自由港地位为中国大陆各个时期的人民提供了一条逃生之路，尤其是共产党人，由于他们巧言令色、善于乔装打扮、巧立名目，所以得益最多。
现在中国党政当局得寸进尺，罔顾一国两制的承诺，过河拆桥，要强行压制香港人民接受追逃条款。当今的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害的政经人物，卢作孚、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林昭、林希翎、彭德怀、刘少奇、刘晓波、李旺阳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冤案和血案，令海内外人民不敢信任中国党政当局。
现在中国当局的非法暴力已经深入到香港街巷里自由卖书的铜锣湾书铺，追缉出版了各类政治禁书的书商林荣基，香港人民怎么能不感到大难临头？
他们是无法接受一个没有法治的专制制度凌驾于香港社会之上。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