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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独裁者毛泽东 为何会暂时离开最高权力中心

2020年05月13日 5:01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 茆家升

一,1949年后毛时代的中国人,生活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绞肉机里,数千万百姓被虐死。唯1962——1966文革前,毛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时,国内政治气候略有缓和,百姓稍能休养生息。那时虽然还是充满了争议和矛盾,却是值得怀念和研究的年代。

现在常说前后两个30年,前30年一般专指毛时代。其实前30年定位,有点模糊。如果以49年政权更迭至1976年毛死去,那是27年。如果以49年到1978年12—22日,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那正是30。本来这样细究,似乎意义不大。但笔者想做一点1962年了1月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到1966年文革前,这段历史的研究,所以还是釆取前一种断代法,即到76年毛死去,那才是名副其实的毛时代。

说起毛时代,都说是一以贯之的毛的专制独裁,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毛本人对此并不忌讳,公然宣称,自己就是秦始皇,承认就是要搞独裁,而且胜过了秦始皇一百倍!所以才会有神州大地万马齐喑,鸦雀无声,百花萎谢!这也不是毛的发明,所有都是这个德性。君不见恶魔希特勒丶斯大林波尔布特,还有齐奥塞斯库丶霍查丶三鑫丶卡扎非丶萨达姆,有差别吗?当然下场也会一样,差异只可能来早与来迟而已。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细检一下,有时独裁者包括毛,在其独裁专制时期,也还会有不能一言九鼎,不能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那时肯定是大独裁者,作恶最多,给其国百姓带来灾难,天怒人怨之时。这时独裁者如果已是权力动摇,或已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时,就可能会出现一段变革改良时期,那也是社会的一点进步。但那常常只是一段过度时期,时局还会有变。

结果无非有二:一是社会继续向历史潮流前进,不经过大动乱,没有发生以暴制暴,直至实现民主转型,比如台湾的蒋经国时期。那是百姓之福,也是国家之福。其二是独裁者贼心不死,经过一番较量,重新回到权力中心。那时可能对既往的恶行,有一点收敛;但也可能变本加厉,怙恶不悛,干出更坏的事来。而且这种可能性更大,实例也更多。此乃专制制度本质决定的。因为极权制度下,权力就像毒品,会愈陷愈深,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贬!

作者关注的1962—1966年文革前这段历史,正是为了验证这样的论断。

我想起码有如下的史实,值得我们反思研究:一是大独裁者,为何会暂时离开中心;

二是中央高层一些务实领导人,1962年之后,究竟做了那些实际工作,使中共这条摇揺欲墜的大船,又能艰难地重新启航;

三是毛泽东为何还能东山再起,重回权力中心,并把中国拖进十年浩劫苦难的深渊?

关于第一项,即毛为何在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暂时退出最高权力中心,研究者甚多。

可以说七千人大会是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直到五十年后即2012年2月,在华盛顿,还有一个纪念七千人大会召开五十周年的研讨会。与会代表尽皆对大饥荒研究,卓有成果或亲历者。

笔者作为大饥荒重灾区安徽省的亲历者和研究者,荣幸地忝为代表之一。虽然后来因故未能亲临。但我提交的文章,已作为会议文件结集出版。我提交文章的标题是:“毛泽东人生最大败笔最大恐惧是什么?”说的就是,别看毛泽东复辟后威风八面,尤其是文革中红海洋恶浪一般的万岁万万岁声,向他欢呼。其实,七千人大会后,毛的余生都是在恐惧中度过的。他做的每一件事,包括以后指定或江青,或毛远新接班,都是为了掩盖他犯下的反人类罪的滔天罪孽!

毛不得不暂时退出最高权力中心,一言以蔽之,就是他犯下了饿死中国三千多万人的反人类滔天大罪!毛以后最大的愿望是脫罪!当然也想‘甩锅’,不过他这位一言九鼎的人,还能甩给哪一位能一言八鼎丶七鼎的人呢?

二,关于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中国有哪些值得记述的重要史实,正是此系列文章着重讨论的话题。此前笔者发过两篇小文,做一点探讨。

(一),大跃进大饥荒一个甲子祭”,说的是七千人大会之前,主要是大饥荒惨烈现实披露后,中央高层的反映,和不得不面对现实,要做出决策上的调整。比如‘调整丶巩固丶充实丶提高’的八字方针,比如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毛泽东这才知道,主要是他的作恶,使偌大的中国,几成人间地狱!所以不得不在大会上,做一点敷衍塞责的检讨。他也知道他再也无力收拾这个烂摊子,只能在一边歇着。有很多人说,毛此时是退居二线了。其实没有,因为那时他还是中央主席,并不是什么荣誉主席。但确是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这才有当时中国一些重要政策上的调整。

(二),“陈云刘少奇毛泽东与西楼会议”,七千人大会主要是揭露问题,而大会闭幕仅14天之后,紧接着召开的西楼会议,才是中央大政方针调整的第一步,主要是经济领域。首先要解决的是大批饿死人的问题!否则一切都是空话。会议的主角是陈云,他长篇大论,否定毛泽东坚持阶级斗争治国和社会主义改造那一套。务实地具体地指出国家经济困难的现状,和解决困难的具体措施。

由于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中国終于从苦难的深渊中,走出了第一步。

毛泽东对陈云们的改良措施,心情是复杂的。有成效了,就更显得他的罪错与无能;竭力反对,顽固坚持极左路线,只会国家更糟。到时候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谁的日子也不好过。

接下来按时间排序,就是1962年3月5日,由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主持召开的广州文化工作会议了。它可比陈云主持的西楼会议,所谈的经济领域的问题,复杂得多。和继后发生毛对文艺问题两个批示,及什么‘利用小说反党’一事,涉及的是政治思想领域的博奕,还会和建国的大政方针丶理论基础等诸多问题,有重要关联。前者是经济改革,后者是政治改革。用后来温家宝总理的话说,就是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注定要失败的。

先从62年3月召开的广州文化工作会议说起。

(三),周恩来、陈毅与1962年广州会议。49年以来,全国知识分子,因毛定性为资产阶级,一直被打压整肃,灾难深重。56年双百方针召来的是引蛇出洞。唯广州知识分子会议,有几分真诚。在继后几年的恢复调整期间,脱帽后的知识分子贡献可圈可点。后来,又是毛泽东紧握阶级斗争的绞索,等待善良的中国知识界,是集体陷落到文革的苦难深渊。

1962年2月底,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周恩来、陈毅南下广州,去参加在那里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

广州会议是‘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丶歌剧丶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两个会议的合称。许多知识分子称之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会议’。

3月2日,周恩来向参加这两个会议的科学家和文艺家发表重要讲话,批评了几年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毅然从实质上恢复1956年党对知识分子状况的基本估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再一次肯定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周恩来因为工作忙,未等会议结束而提前返京。陈毅受周恩来的嘱托,于3月5日、6日向两个会议的代表明确宣布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陈毅说建国以来,运动不断,不少知识分子挨整。但是,经过了十年、十二年的改造、考验,知识分子们依然和我们同心同德,还不足以证明,我们是一家人嘛!在这里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宣布,为诸位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说着说着陈老总做了一个从头上取下帽子的手势。

陈毅又说,从今天起你们都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都是一家人!这些话对一路挨整的知识分子来说,无啻于空谷足音,闻所未闻,反应之热烈,是可想而知的。有一个传说,说的是在全场拥护的热烈气氛中,陈毅发现到会的新华社记者,有些惊讶地停下了手中记录的笔,陈老总马上厉声的说,为什么不记了?你们得一字不落地把我的话记下来,明天就要一字不落地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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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会议消息公布后,全国反响巨大,知识界虽说依然疑虑重重,有人猜测会不会是又一次的引蛇出洞,而继后传来的利好消息,使人们相信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确有几分真诚。历史对五十年前的这次会议的评价,依然是正面的积极的。这也是毛泽东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时,才会有的效果。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广州会议周恩来是顶着很大压力去召开的,回京后又受到一些左倾的高层责难,特别是周向毛泽东汇报时,毛竟然一言不发。尽管如此,周恩来依然坚持把广州会议精神,写进了当年底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决议中。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也支持了这样做。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次会议之前的9月24日,毛泽东刚刚在会上提出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阶级斗争的对象,知识界从来都是重中之重!我们能说这两次会议的精神是一致的吗?

应该说这次会议,虽然是对“左”倾错误的一次勇敢的搏击,使知识分子再一次受到很大的鼓舞。但是,由于党中央对思想上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因而使得广大知识分子很快便又蒙受了新的更大的磨难。

谁都知道,当时党中央的左,自然指的是毛泽东,否则谁能否定周总理的决策呢。其实,广州会议反映出的毛和周的分歧,并不是一次突发事件。远的不说,以后文革期间,痛批的有关知识分子的三个文件;《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和《文艺八条》,都是周总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先后主持制定的。依然是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毛和周分歧所在。

虽然都说周在毛面前唯唯诺诺,有人说周是‘八级泥瓦匠’,近年有人直斥周是‘帮凶’丶‘阴谋家’。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人还说周和毛,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为的都是统治者小集团利益。这些话可能都没有大错。

但是,周作为一个大国总理,深知治理一国,决离不开各行各业的专家和工匠们,各司其职,是极简单的常识。而知识分子又是有独立思考的群体,是难以驾驭的。所以在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背景下,周必须出来做一点抚慰工作,不然国家这台机器,就无法运转。但毛这个人岂只是刚愎自用,甚至是狠毒无情,又睚眦必报!不但对各级知识分子,乃至对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这样的肱股大臣,也不留情面。所以毛周之间的嫌隙,由来已久,此消彼长,大部分时间,毛都是盛气凌人,只有在毛跌下神坛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方有些收敛,周丶陈才‘放肆’一回。

而周丶陈一‘放肆’,对国家对百姓,都是件好事,不管其动机如何,已经发生的历史现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妨略说一二。

高层的放松,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我是过来人,对全国大形势了解不多,只记得文化艺术方面,确实活跃了许多。出过一些流行小说,像,《青春之歌》《红岩》《红旗谱》《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热闹过一阵子。这些书都读过,印象不深。倒是对那时热播的电影,像‘早春二月’,‘天仙配’‘林则除’‘甲午风云’等,倒是久久难忘。当然还有‘海瑞罢官’丶‘李慧娘’这样,当时颇受好评,后来文革兴起,成为批判重点的戏剧。

那时印象最深的是家乡发生的事,因为都与我休戚相关。

安徽是最先搞起责任田,即包产到户,也较快解决了饿死人的问题。我所居住的芜湖市,是繁荣了一千多年的水陆码头,商业也率先活跃起来。著名的十里长街,一时商舖林立,人群涌动,市声嘈杂,一改大饥荒时的一片死寂。

可惜左与右的博奕,放开与卡死的矛盾,一直在上演着。不久,记得是1962年6月,一个星期日。那天下着细雨,突然十里长街两头,和各个路口,都被荷枪实弹的军人控制着。约上午十时,几枚信号弹冲天一响,十里长街所有物资,被一扫而空。犯的都是投机倒把罪,货物没收,人都未抓。我就住在长街边上,目睹了全过程。事后得知,当时长街汇集了十七个省市的商人,老百姓说,这下政府发财了。此后长街重归死寂。

但作为反右和大饥荒的罹难者丶亲历者和幸存者,我更关注的是安徽政治思想状况。虽说在曾希圣曾霸王的管辖下,反右派反右倾,尤其是大跃进大饥荒,都是重灾区。当时安徽总人口仅三千三百多万人,而据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记载,饿死人竟达四百万至五百万之多。张恺帆是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因在重灾区无为县,坚持解散公社食堂还粮于民,开放小市场,被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点名斥责阶级异己分子,並通报全国,加剧了全国性大饥荒的蔓延。

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倒台。李大钊之子李葆华主政安徽。张恺帆和省级右派李世农杨孝椿等复出。安徽有过几年政治较宽松,经济较开放的日子。李葆华还秉承了刘少奇指示,正在为全安徽右派复查平反工作。可惜因毛的一声断喝‘给右派平反猖狂之极!’,笔者和全省31472名右派(浙江省右派13563人),除少数党员和县处级以上右派,按当时政策,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群众,获得平反之外。我们平反结论,皆胎死腹中。

当时安徽文化上的新气象,是黄梅戏家喻户晓。特别是严凤英主演的〈天仙配〉,在华东汇演获一等奖后,到处都是‘你种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的歌声。反映了大饥荒后,人们对男耕女织,小农经济的留恋。往深处想,也可能是对土地私有,自耕自食的向往。

如果土地私有,或有一点经营权,如尔后凤阳小岗村那样,包产到户,那历来是农业大省的家乡安徽,还会饿死那么多人吗?唱戏的严凤英是不会想到这一些的,却带来杀身之祸!可惜这位黄梅戏女王,在文革中被迫害身死,还遭剖尸之辱,令人唏嘘感伤。直接戕害严凤英的军代表刘万泉,还获得学毛选积极分子,至今也未倒过歉。

还有一事值得一记。就是安徽作家陈登科长篇小说《风雷》的出版,也曾轰动一时。现在看来,并非有何高明之处。相反的,它也属于和《艳阳天》《创业史》这类小说一样,是歌颂农业合作的,它们有一项共同罪责,都是饿死农民的帮凶。但《风雷》不同之处是,间接地披露了大跃进大饥荒的农村现实。这就动了毛家的奶酪,犯了大忌!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批斗,用细钢丝吊着重黑板,连番羞辱揪斗,钢丝嵌进了肉里,留下深深的血痕。后投入监狱,九死一生。光是批陈,不知道成立过多少批判工作组,其中有两家最为出奇,一曰‘安学江’,一曰‘皖敬青’,学谁敬谁还要细说吗?只知道这两家都来头大,一家是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另一家不好说了。

关于陈登科先生,还有两事须要一说。一是文革后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他的提案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即原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被采纳了。

叧一事是陈在一次文学座谈会上说,说艺术家都是有良心的,而政治家都是沒良心的,他们都是婊子!这事风波闹的很大,惊动中央高层,据说周扬还曾为陈说项。好在是八十年代,氛围还好。此事不了了之,陈毕竟还是赵家人嘛。

广州文化工作会议过去近六十年了,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客观地评价那次会议,和会议前后发生的事情呢?它对今天又有何借鉴意义呢?

可以说广州会议前后,中国正处在一个多种思潮的交集时期,要说是高层权力的博奕与制衡也可以,算不算一次纠错与反省的过程呢?真是很难说清。

要往深处说,这正是民主制度与极权制度的根本分歧点。民主制度也会有很多错漏与失误,但还可以用民主的方法解决,比如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如孟德斯鸠首创的三权分立,还有被称之为第四权力的舆论监督。它们合力就可以达到即时纠错的结果,可以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

而极权制度虽然也谋求社会稳定,但其权力高度集中,仅一句全党服从中央,实质是定于一尊,用第二共产国际普列汉诺夫的话说,一党专政必然走向领袖专政。一旦领袖一句顶一万句了,还有什么博奕丶制衡丶和纠错的可能!

1962——1966文革前这几年,虽说还是毛时代,毛还是党主席,党国体制没有变,一党专政没有变,党管意识形态没有变,甚至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还在各个角落的天空招摇,名义上中国还行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但是,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包括今天不带偏见研究毛时代的后来人,不能不承认,那些年中国发生的事,确是有着很多值得认真研究的变化。那不单是要恢复历史的原貌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正面临政治改革的深水区,它能给我们提供怎样的经验和教训?说的更直白一点,毛泽东执政以来,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消灭私有制成为执政者所有制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究竟是幸福安康,自由快乐,还是深重的苦难: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国力衰退、科学文化被贱踏,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一句话毛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前程似锦呢,还是危机四伏,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其实这些看似严重复杂的问题,每一个出于公心,又敢于面对严峻现实的经历者和研究者,心中应该早有结论,因为1962年初的中央七千人大会,已经告诉了我们历史的真相。就是毛氏共产主义乌托邦,把六亿中国人中的三千多万人都弄死了,余下的穷到大姑娘没裤子穿站不起来,全国85%的森林都被砍光了,“全国的全面恐怖”(胡绩伟语),这条道还能往前走吗?

而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之后,出现的一系列新气象,诸如农民们有了一点点土地使用权,马上就能见到农付产品日渐丰富,人们开始吃饱肚子了,小市场也流通起来了。随着一部分冤假错案的平反,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放松,科技文化阵线都有了复甦与发展。中国开始从大疯狂大破坏大饥荒的废墟中,满身疮痍歪歪倒倒地爬起来了,而且情况正在逐渐好转。建国以来,经过十儿几年的反复折腾,国力耗尽,民力也耗尽,国与民皆已疲惫不堪。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有了一点休养生息的机会,喘了一口气,像是活下来了。

可惜好景不长,暂时蛰伏一旁的毛泽东,和他的帮凶康生柯庆施陈伯达等极左派,一刻也未停着。依然顽固地坚持那些阶级斗争丶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那一套。名曰所谓坚定的走社会主义大道,实则依然无视已经发生的,极左路线带给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时时伺机复辟。其实说白了,还是权丶利之争。那些漂亮言词的背后,还是在为毛本人和其剝削的小集,获得最大的利益,不惜对全国百姓做彻底的剝夺。其中也包括对精神财富和舆论阵地的占有。

面对西楼会议和广州文化会议后,国家经济文化领域,出现的复苏和相对宽松和繁荣一点局面,毛泽东们是不甘心的。这不机会马上就来了,让我们在本文的下篇,看看毛泽东们,是如何进行疯狂报复的吧。

下篇将重点讨论,‘利用小说反党’一事,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

来源: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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