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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9/10)
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领袖们，只知道“孔家店”需要推翻，不知道《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的文化心理积习比孔学儒教更加反科学反民主。也许唯有鲁迅意识到了这样的心理扭曲，提出了国民性批判。但鲁迅并没有将此继续上升为一种明确的建设性的文化意识。相比之下，周作人对欧里庇德斯悲剧的重视和将“五四”与明末小品作精神组接的努力，可能更加具有人文精神上的建设性。但由于毛泽东话语的崛起，周氏兄弟的这种洞察和这种努力，最后都成了稍纵即逝的过眼烟云。毛泽东以一种现代帝王话语极其随意地强奸了“五四”精神，同时又把鲁迅信口说成“民族英雄”，听上去像岳飞、文天祥那类人物一样。毛泽东以此挫掉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历史锋芒，扼杀了知识分子基于“五四”精神质疑演义小说里那种民族心理创伤的可能性。
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令人遗憾的，在于没有从文学改良的文化话语上升到政治改良社会改良的历史话语。历史在被做出来之前，往往需要首先被说出来。尤其是从专制大一统转向民主联邦制的历史进程，是绝对不可能闪烁其词地“摸着石子过河”的。假如周公当年没有颁布那么多的诰令，其专制集权体系又如何能够逐步确立？就像毛泽东假如没有建立起他的一整套话语，凭什么征服其党征服天下？历史的意识总是通过历史性的话语，最后成为历史的事实。
曾国藩留下的最大历史遗憾，在于没有建立起与他的事功相应的文化理论和政治话语（参见拙著《论中国晚近历史》第三章，“曾国藩事功的无言意味”）。研习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无法将宋明理学作为他的社会改革话语的资源，因为这种资源确实已经在精神上作古了。曾国藩虽然留下了许多书信和奏折，但他写不出系统的改革话语。甚至他的扑灭洪秀全暴乱，都无法形成完整的“讨匪”理论。比起后来毛泽东那么的能说会道，曾国藩实在是太敏于行而讷于言了。
这样的历史遗憾引出的另一个遗憾，乃是等到后来的康有为试图建立一套改革话语的时候，又十分错误地回到孔儒话语里，试图从儒教伦理当中求得“大同世界”的乌托邦理想。康有为的乌托邦是虚幻的，但康有为的野心却是实在的。空洞的大话总是和渴望话语权力的野心相辅相成，就像是一块硬币的两个面一样，翻过去是理想，翻过来是野心。戊戍变法的流产，很大程度上跟被康有为野心的误导有关。一场重大的划时代的历史改革，是绝对不能诉诸大话和空话的。
历史好不容易走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曾国藩当年没能建立的社会改革话语好不容易等到了重建的时机，却又被苏联的十月暴乱所影响。苏联的十月暴乱不仅影响到“五四”话语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指向，而且通过孙中山直接扭转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苏联的暴力革命在中国大地上激发的不是中国人早先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创造精神，而是弥漫在后来的演义小说当中的暴力崇拜、暴动快感和暴民意识。由此，先后催生的三个历史人物，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一个比一个流氓，一个比一个阴狠。最后是最流氓、最阴狠的那一个胜出。或者说，最《水浒传》、最《三国演义》的那一个，成为大赢家。
现代改良话语，包括政治上的民主联邦话语，在中国至今依然一片空白，依然停留在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的探讨中，而没有成为中国人的现代汉语，尤其是简体字版的现代汉语。这除了孙中山的胡闹和毛泽东的崛起等等历史原因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比如胡适对禅宗的无知，对《红楼梦》的一知半解，陈独秀在倡导其“文学革命”主张时的三个“推倒”，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传统的“贵族文学、庙堂文学、山林文学”，其极端犹如后来蒋介石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
胡适、陈独秀等人在“五四”启蒙当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思维方式，有时也是相当“水浒”的，就像李逵那样，“排头砍去”。胡适的精彩是在他面对蒋介石没有文化的专制时，始终坚持着自己崇尚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的文化立场。而陈独秀的出类拔萃则在于，当他经历过了苏联列宁主义暴动的残酷现实，经历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或者说同志同伙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互相残杀之后，幡然醒悟。
陈独秀在其晚年不仅拒绝去延安，而且不屈不挠地批判斯大林的专制和反省共产主义革命的暴力原则。假如拂去种种人为的重重迭迭的历史尘埃和话语尘埃，人们可以发现，在毛泽东放弃“五四”的文化立场转向草莽式的现代暴力话语和现代帝王话语的时候，陈独秀恰好回到了他当年的“五四”文化立场，并且对苏联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专制，进行了痛定思痛式的批判。陈独秀顶着“陈托取消派”的政治帽子，将他的“五四”文化立场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陈独秀一生最为精彩的是，他早年不认孙中山，后来不认蒋介石，最后又不认毛泽东。中国晚近历史上的三个大流氓，他一个都不认。他早年拒绝认同孙中山的大总统野心和大一统战争，在陈炯明跟孙中山闹翻之后，十分认真地邀请陈炯明参加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参见《陈炯明是如何与孙中山决裂的》一文）。他后来身系牢狱，蒋介石几度向他表示友好，他都冷冷地拒绝。表面的理由是蒋介石杀了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彼此信仰不同，但骨子里乃是一个文化领袖对青红帮出身的政治枭雄的蔑视以及“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不予认同。陈独秀后来出狱后，曾有人为他和延安之间频频传话，但陈独秀拒绝去延安，更拒绝以毛泽东要求的那种写检讨的方式去重新入伙。当年孙中山要陈炯明写悔过书，陈炯明都拒绝了，陈独秀以一个文化领袖之尊，更加不可能受制于毛泽东要求他检讨的要挟。再说，毛泽东已经在延安称王，就从江湖规则来说，一山岂容两虎？
人们尽可以为陈独秀对这三个人的不认同找出种种理由，但其原因归根结底乃是在于，陈独秀不管早年如何激进，但他在文化取向上却与曾国藩们相近，与洪秀全们天然相克。
当然，历史的荒唐又在于，不管毛泽东如何的给中国共产党灌输他的现代暴力话语和现代帝王话语，但“五四”新文化的光环，却又被他牢牢地套在他的“山党”头上，从而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种深厚的历史资源，始终为他所占有。这是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最后到手江山的一个决定性的文化历史原因。
脱胎于“五四”运动的中国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五四”的象征性带到哪里。当年许多热血青年的投奔延安，与其说是投奔毛泽东，投奔共产党，不如说是投奔他们心目中神明般的“五四”文化。可以说，当时热血青年们的投奔延安，其中没有几个人是读了毛泽东写的文章，大多是读了“五四”现代白话文学作品，诸如鲁迅的，郭沫若的，乃至于巴金的，老舍的，等等的。至于有些青年诸如王实味等等，后来对延安的失望，也正是失望在于，他们发现延安跟“五四”的科学民主理念根本不是一回事。事实上，不要说当时，就是后来的人们，也很难分清楚在陈独秀“五四”党和毛泽东“山党”之间，究竟有着多么实质性的不同。也许当时只有陈独秀是清楚的，他知道这之间的区别，所以他宁可穷死江津，也不愿去延安入伙。
但从另一方面说，不管毛泽东如何将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一个草莽党，江湖帮会党，但依然还有许多中国共产党人，难以忘怀“五四”精神。这不仅在延安时期出现了王实味等人对延安“山党”作风的质疑和批评，而且即便毛泽东坐定了江山之后，在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一轮又一轮的发难之后，依然有坚持“五四”立场的共产党人对此毛泽东话语表示存疑，比如顾准等人。更不用说，到了八十年代，对“五四”精神的缅怀不仅推动了整个知识界的重新回到启蒙时代，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非常坚定的党内民主派，或者说，党内改革派。
正是由于“五四”启蒙文化这种精神力量和历史影响，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是两个既相同又相异的所指，不是空泛的，而是意味深长的。中国共产党内的民主派人士，虽然没有太多的话语资源，但他们用很有限的词汇所表达出来的却是历经沧桑的生命体验和历史经验。那样的体验和经验，是许多八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哪怕达到了学贯中西的饱学程度，都无以望其项背的。
顺便说一句，中国八十年代的许多留学生，其文化立场的飘忽不定，其为人处世的圆滑取巧，其见利忘义的市侩人格，在中国的留学生历史上乃是史无前例的。这可能也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历史效应吧。流氓的文化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流氓人格。在这样的文化空前沦落的历史背景之下，党内民主派对毛泽东的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的反省和批判，以及他们为推进政治改革而坚持立场的勇气和不妥协精神，显得尤其可贵，尤其令人肃然起敬。“五四”启蒙运动不管结果如何悲剧，但绝对没有过时，只是在话语方式和精神内涵上需要重新构建罢了。
在毛泽东的专制之下，不被毛泽东的话语所覆盖比不被毛泽东的专制所压倒更加不容易。抵抗毛泽东专制的不在少数，就连彭德怀那样的将军都曾拍案而起过。但很少有人不为毛泽东的话语所动，能够例举的，也许就数陈寅恪那样的文化守灵人。
从陈寅恪的家世背景和家学渊源上说，其承继的是曾国藩的文化传统。这不仅是意指其祖父陈宝箴当年乃是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同代的改革家，而且陈寅格本人早先的文化志向，也并不是王国维式的精神守护，而是当年隋唐学人王通那种讲学式的“河汾之志”。他希望自己能像王通那样培育出一批能够担当天下大任的精英人物。然而，王国维的自沉，使他突然醒悟，他的位置不在于教导人们如何修齐治平，而在于担当起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黑暗、黑暗到几近寂灭的时代的精神守护重任。这是研究陈寅恪最为关键的解读之处。许多陈寅恪研究者们，津津乐道于他如何通晓中国历史，甚至热衷于了解他掌握了多少种语言，茫然无知于陈寅恪的这种文化传承意义上的历史担当。
当整个中国历史从曾国藩时代转回到洪秀全脚下的时候，其他人也许稀里糊涂，但这样的变化瞒不过王国维那样的先知学者，也骗不过陈寅恪那样的历史学家。这两位《红楼梦》所展示的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直接承继者，于历史进程洞如观火。倘若说，王国维说出“先共和、后共产”时还仅仅是一种预感，那么陈寅恪写作《柳如是别传》则完全是有的放矢了。
